阅读点燃星火

全民阅读方兴未艾，随之阅读史研究也日渐兴起。手边刘晓伟教授的《中国共产党党报党刊阅读史（1921—1949）》正是一部有关党报党刊阅读史研究的著作，书中既展现了革命真理星火燎原的历史，又显露了追求真知、追求真理的星光。阅读之际，思绪万千，在数不胜数的阅读往事中，真个是“共产主义真，党是领路人”“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

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行动

不言而喻，一百多年来，中国的革命、建设、改革始终离不开先进思想与优秀文化的滋养，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中国共产党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正如列宁所言：“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行动。”

阅读点燃星火。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无数仁人志士、劳苦大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历史实践中，通过直接间接的阅读以及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文化，一步步经受思想的启蒙、理想的召唤、精神的洗礼，汇聚起移山倒海的磅礴力量，最终摆脱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开启了新中国的新篇章。

日前去西柏坡参观，看到纪念馆里展陈着12本历经岁月沧桑的书册，那是一套由毛泽东审定并取名的“干部必读”丛书：《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社会发展简史》《政治经济学》《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国家与革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论列宁主义基础》《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列宁斯大林论中国》。

早在1938年，毛泽东就说过一番有名的话：“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在全国解放前夕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他再次谈到党的理论水平低，难以适应新的形势，故而推动选编了这套“干部必读”丛书，他还说：“如果在今后三年之内，有三万人读完这十二本书，有三千人读通这十二本书，那就很好。”结果仅仅一年，丛书就印行300万册，在革命队伍中掀起理论学习热潮，为“建设一个新世界”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装。

除了先进人士先锋队阅读马列与进步书刊蔚然成风，更有千千万万的劳苦大众通过形式多样的阅读，不断被真理“点燃”。且不说山东一个叫刘集的村庄，老百姓用生命守护一本《共产党宣言》的传奇，仅看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就绘声绘色地记述了苏区农民读书学文化的生动情景：

“这是什么？”

“这是红旗。”

“这是谁？”

“这是一个穷人。”

“什么是红旗？”

“红旗是红军的旗。”

“什么是红军？”

“红军是穷人的队伍！”

还有更富传奇色彩的阅读。我党的地下工作者赵炜，颇似电视剧《潜伏》中的余则成。1940年，他从黄埔军校毕业，毕业典礼上还见到蒋介石，得到一把赏赐的“中正佩剑”，后来效力第五战区绥靖组，也就是一个特务机构。当时，特务们查获了一批进步文化书刊，包括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等。闲着无聊时，赵炜也随手翻翻。不料，看着看着，思想就开始发生转变。杜聿明掌管国民党东北军政时，赵炜已是中共中央安插在国民党军东北司令部的一张王牌，送出过很多颇有价值的情报，为解放战争作出了贡献。

与此相似，还有周佛海之子周幼海的故事。周佛海从党的一大代表堕落为大汉奸，而其子周幼海却由纨绔公子成为中国共产党特别党员，父子背道而驰。促使周幼海走上革命道路的最初动因，也是阅读革命进步书刊。1939年，周佛海随同汪精卫叛国投敌后，17岁的周幼海作为汪伪政府“接班人”兼“人质”被送到日本读书。其间，周幼海游手好闲、纸醉金迷，内心空虚的他在同学推荐下，先后读到《西行漫记》《论持久战》《资本论》《大众哲学》等，思想迅速发生变化，最后信仰马列主义，投入革命阵营。上海解放前夕，他冒着生命危险从事策反、情报等地下工作。

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

1966年，陈毅、陶铸同《欧阳海之歌》作者金敬迈交谈时曾说：“少数人垄断科学和文化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从延安时代的“夫妻识字”到20世纪50年代的简化汉字、拼音字母，从新中国成立之初各地举办的扫盲识字班到创办工农速成学校，从20世纪末普及义务教育到新时代全民阅读，亿万各族人民的文化水平不断提高，精神生活日益丰富，阅读的获得感也与日俱增。

解放战争期间，先父被国民党抓了壮丁，在陕北的宜川战役中被俘，成为“解放战士”。和许多不识字的战士一样，他不仅在人民军队扫了盲，还上了军校。小时候，印象里，父亲常看的读物有《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毛泽东选集》及《红旗》《参考消息》等。当时，类似这样学文化的人和事还有很多，如雨后春笋，也为阅读史的研究提供了无限广阔的天地。

除了新闻报道、工作报告、学术著述所展现的丰富阅读内容，气象一新的人民文艺也折射了无数栩栩如生的历史图景，如反映革命与建设的影片《地道战》与《创业》。《地道战》里的民兵队长高传宝，得到老村长牺牲前交给他的一本《论持久战》，挑灯夜读，豁然开朗，翌日清晨，推开房门，一轮红日喷薄而出，家喻户晓的名曲《太阳出来照四方》悠然而起。《创业》讲的是大庆精神，主人公周挺杉以铁人王进喜为原型。同高传宝一样，周挺杉遇到难题时，也从阅读中寻求突破：茫茫雪原，点点繁星，石油工人围着篝火，读着《矛盾论》，周挺杉读着说着：读一本书就像翻一座山，我们要翻山越岭去见毛主席！

2024年第1期《人民文学》头版，刊发了人民文学家柳青的佚作、长篇小说《在旷野里》。小说塑造了一位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朱明山，一开篇写他从省城西安坐火车去县里赴任：

“列车在向朱明山要去工作的那个县奔驰着。他在读着新近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间或用钢笔在书上打着记号，好像车厢里只有他一个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如美国汉学家艾恺在《人民日报》所言，几十年的发展，中国人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思想更为活跃和开放，视野更加开阔，社会更加包容……而这一切的发生，全民性阅读功不可没。新中国成立60年之际，曾经的七七级大学生、作家韩少功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文章《怀念那些读书的日子》，讲述了发生在六七十年代的读书故事，令人忍俊不禁：

“秦某也是这样的书虫。他长得很帅，是我哥朋友的朋友的朋友。有一次他坐火车从广州前来游学，我和哥去接站。他下车后对我们点点头，笑一笑，第一句话就是：‘维特根斯坦的前期和后期大不一样，那本书并不代表他成熟的思想……’这种见面语让我大吃一惊，云里雾里不知所措，但我哥熟门熟路立刻跟进，从维特根斯坦练起，再练到马赫、怀特海、莱布尼兹、测不准原理以及海森堡学派，直到两天后秦某匆匆坐火车回去上班。”

纵然一年才将军，也得日日都拱卒

习近平总书记说他“最大的爱好是读书”。延安作家、记者曹谷溪曾在延川县工作有年，后来成为延安地委机关报《延安通讯》记者。他在头版头条报道《取火记——延川县人民大办沼气见闻》中，详细写到梁家河大队党支部书记习近平的事迹。在《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的出版座谈会上，他回忆说：“在土窑洞里的煤油灯下，每天他都要读书到深夜。据我所知，上大学前，他就三遍通读《资本论》，写了厚厚的18本读书笔记!”当年，知青习近平在陕北山坡上一边放着羊，一边读着书的情景令人难忘。为此，习近平常要求各级干部“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2014年5月，他在上海考察时还特别说道，领导干部“少一点应酬，多用一些时间静心读书、静心思考”。

阅读自然需要时间，而今三百六十行貌似无不行色匆匆、时间紧迫。所谓时间就是金钱，难得静心读书，更不用说读经典大部头了。其实，阅读的主要矛盾还不在于时间而在于是否用心。如果用心，即使疾如流星的快递小哥，也会挤出零打碎敲的时间。

20世纪60年代，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前线》杂志主编邓拓在《北京晚报》主持专栏“燕山夜话”，还与北京市副市长吴晗、统战部长廖沫沙在《前线》杂志上开设“三家村札记”栏目。其间，介绍的一种“三上”读书法广为人知：枕上、马上、厕上。首届范长江新闻奖获得者、新华社原总编辑南振中，向以“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著称。他在与青年记者谈读书时，讲到一个经验更实用、更见效，所谓“化整为零”“积零为整”。也就是说，纵然一年才将军，也得日日都拱卒——这个经验也让我获益良多。

（作者简介：李彬，清华大学新闻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