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致力于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解放的世界历史语境中,马克思从东方国家的具体实际出发,深入研究了东方国家的社会结构和性质、发展道路和前景等问题,集中探讨了东方国家的现代化道路问题,科学论证了东方国家可以走出一条非西方的现代化道路,打破了近代以来在发展问题上占主导地位的西方中心主义枷锁,形成了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为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成和发展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引。以毛泽东、邓小平和习近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和中国具体实际有机结合起来,开创和发展了中国式现代化,不仅将马克思关于东方国家可以走出一条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的设想变成现实,还结合中国发展的不同阶段采用了各有侧重的研究方法,实现了方法论的转换和创新,具有重要的世界历史意义。
一、从普遍到特殊:马克思对东方国家现代化的探索
19世纪50年代,马克思发现了东方国家的社会结构和土地所有制性质不同于西欧国家,并且看到了东西方社会在社会结构和性质方面存在不同,但是还没有明确得出东方国家可以走出一条不同于西方现代化道路的结论。在1867年《资本论》第1卷中,马克思指出:“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1]。显然,马克思对东方国家发展道路的探索是在揭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普遍性的前提下进行的。
在1877年《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马克思明确反对俄国民粹派思想家米海洛夫斯基将他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概述变成一般历史哲学理论,即一切国家和民族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并由此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具体来看,罗马历史上耕种自己土地的农民在发展过程中被剥夺了生产资料,这促使大地产和大资本的形成。根据米海洛夫斯基的观点,这一过程应该产生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以及相应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然而,罗马的无产者却变成了无所事事的游民而非雇佣工人,发展起来的生产关系是奴隶制而非资本主义。“极为相似的事变发生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2]显然,不能将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现代化道路视为各国的必经之路。这里,马克思将对俄国现代化道路的探索置于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从历史上其他国家的发展道路中寻找经验教训,揭示了各国现代化道路的多样性和选择性。
1881年,针对查苏利奇指出的以社会新栋梁为代表的一些所谓“马克思主义者”关于俄国农村公社必然被资本主义私有制所取代、俄国必须走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提问,马克思明确指出,俄国公社在积极利用国内外有利条件的基础上,“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3],走出一条不同于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现代化的发展道路。需要指出的是,虽然马克思明确提出存在着一种不同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现代化,但并不意味着这两种现代化之间毫无关联。事实上,东方国家要想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卡夫丁峡谷,进入更高形态的社会,就必须充分吸收和借鉴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成果,尤其是生产力成果。这样,马克思就将社会主义和现代化有机结合起来,探索东方国家的非资本主义发展前景,为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国家走适合自己的现代化道路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引。
二、从特殊到特殊:以毛泽东、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和开创
毛泽东将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的一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为开创中国式现代化作出了奠基性贡献。新中国成立后,对于在许多领域出现的照搬照抄苏联现代化经验的做法,毛泽东指出:“照抄是很危险的,成功的经验,在这个国家是成功的,但在另一个国家如果不同本国的情况相结合而一模一样地照搬就会导向失败。”[4]为此,毛泽东立足中国实际探索具有本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并在《论十大关系》等著述中全面阐述了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如何走不同于苏联的现代化建设道路。1964年,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四个现代化”建设目标,即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同时,毛泽东认为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既不能走西方国家的常规道路,更不能跟在其他国家后面亦步亦趋地爬行。他指出:“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5]
邓小平首次明确提出了中国式的现代化,推进了中国式现代化大踏步前进。如果说毛泽东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和开创,主要针对的是照搬照抄苏联现代化的做法,那么邓小平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和推进,主要针对的是盲目崇拜西方现代化的做法。在邓小平看来,虽然我国现代化水平相较西方还存在较大差距,但这并非是社会主义制度造成的,而是由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造成的,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使我们大大缩小了这一差距。邓小平明确指出:“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6]显然,现代化必须和中国实际相结合。在此过程中,“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7]中国式的现代化建设必须立足社会主义的实际,走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邓小平不仅用“小康”这个概念表达中国式的现代化目标,还提出了以“三步走”战略稳步推进现代化建设。无论是毛泽东还是邓小平,他们都强调从矛盾的特殊性即中国的具体情况出发,走自己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而非照搬其他国家现代化道路的做法。
三、从特殊到普遍:以习近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和提升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和科学提升了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8]。显然,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了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中国式现代化具有五个鲜明特征: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习近平总书记既强调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指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还突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普遍价值。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解决好民族性问题,就有更强能力去解决世界性问题;把中国实践总结好,就有更强能力为解决世界性问题提供思路和办法。这是由特殊性到普遍性的发展规律。”[9]可见,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着世界发展的普遍规律。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历史意义。1956年,毛泽东指出,到21世纪时,中国将变成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并且“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10]。邓小平在1979年指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不但使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有所提高,也要使中国在国际事务中能够恢复符合自己情况的地位,对人类作出比较多一点的贡献”[11]。这里,毛泽东和邓小平希望通过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为人类作出更多的贡献。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国式现代化对世界的贡献越来越大,许多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开始学习和借鉴中国式现代化的经验。然而,西方世界存在这样一种声音,即中国的国情、现代化道路及其成就都是独一无二的,因此,中国的现代化经验也是独一无二的,没有任何可以为其他国家学习和借鉴之处。这一观点看似突出了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独特价值,实质上否认了中国式现代化所具有的普遍价值。事实绝非如此。习近平总书记深刻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着从特殊性到普遍性的规律,指出中国式现代化不仅是世界现代化版图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还改变了世界现代化版图,打破了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现代化迷信,为世界各国尤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
四、结语:方法论的转换和创新
贯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探索现代化问题始终的方法论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然而,这一方法论在不同发展阶段和历史语境中的运用具有不同特点。马克思坚持了从世界看东方的视角,站在当时人类社会发展尤其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基础上,探索东方国家的现代化,得出东方国家可以走出一条不同于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道路的结论,从发展的普遍性中揭示东方社会发展的特殊性,进而深化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研究。毛泽东和邓小平坚持从中国看中国的视角,立足中国特色和矛盾特殊性,揭示中国不能走苏联现代化和西方现代化道路,而必须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习近平在立足中国特色和矛盾特殊性的基础上,突出了从中国看世界的视角,强调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历史意义。这样,从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到中国式现代化既是一个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发展过程,又是一个从普遍到特殊—特殊到特殊—特殊到普遍的发展过程,实现了方法论的转换和创新。这种方法论的转换和创新为我们深入理解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和中国式现代化之间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双向互动,以及深入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成、发展及其世界历史意义提供了重要的视角。
【基金项目:本文系2022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视域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研究”(22YJC710087)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袁雷,北京工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页。
[2][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66页、第578页。
[4][10]《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4页、第157页。
[5]《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41页。
[6][11]《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3页、第237页。
[7]《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页。
[8][9]《习近平关于中国式现代化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年版,第56页、第2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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