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新宇 北京工商大学经济学院执行院长、教授
【编者按】“十五五”时期，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聚焦制约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推进深层次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持续增强发展动力和社会活力。本文围绕“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更好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这一主题，从以经济体制改革为先导、以加快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为核心、以协同高效为目标、以制度型开放为抓手四个方面，深入剖析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逻辑、难点堵点以及实现路径。文章认为，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以系统性、集成式改革破除体制机制深层次障碍，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重要的实践指引。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仍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聚焦制约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强调“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更好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提升宏观经济治理效能，促进资源配置效率最优化和效益最大化，激发全社会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确保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这为当前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指引。
一、以经济体制改革为先导，破除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障碍
（一）以经济体制改革为先导的历史、理论和现实逻辑
以经济体制改革为先导，有着深刻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现实逻辑。从历史逻辑看，我国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历程，本质上是一场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突破口、渐进式带动全方位变革的深刻实践。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破冰”，到国有企业改革、价格改革、财税金融外贸体制改革，每一步都紧扣“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一根本主题。正是通过经济领域的率先突破，我们不仅构建了日益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更通过“以点带面”的方式，为社会、政治、文化等领域的协同改革奠定了坚实基础，确保了国家发展进程的总体稳定。这个以经济体制改革为先导、带动全局改革的路径，已被历史证明是符合我国国情的成功经验，必须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中继续坚持和发展。从理论逻辑看，坚持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根植于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运动的基本原理。通过持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特别是聚焦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们能够从根本上理顺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充分释放生产力活力。这不仅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也为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各领域的制度完善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体制机制条件。从现实逻辑看，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当前面临的城乡区域差距、科技短板、需求不足等结构性难题，深层症结大多与经济体制的机制障碍密切相关。因此，破解高质量发展中的“瓶颈”，最直接、最有效的突破口正在于经济体制改革。宏观调控政策，虽然可以缓解短期压力，但唯有通过经济体制改革，构建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更好结合的制度环境，才能真正打通制约发展的深层次堵点。特别是面对数字化时代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新要求，更需通过经济体制的系统性创新，重塑与之适配的新型生产关系，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持久动力。
（二）制约新质生产力、影响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
高质量发展，本质上是一场以“新质生产力”为核心驱动的深刻变革。而这场变革要取得成功，首要前提并非仅仅追求技术突破，更在于重塑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这就意味着，我们必须通过深化改革，系统性地破除那些束缚新质生产力萌发与壮大的体制机制障碍。当前，制约新质生产力培育、从而影响高质量发展进程的体制机制核心障碍，主要集中体现在以下三个关键维度：
第一，科技创新的体制障碍。科技创新是新质生产力的核心驱动力，制约我国新质生产力技术突破的障碍主要表现为创新体系的结构性失衡。
一是创新体系的组织化与协同效能不足。这集中体现在国家创新体系内部各主体间存在协同性不足。尽管我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产业体系，但创新资源在高校、科研院所、企业之间的配置仍存在分散、重复和低效的问题。一方面，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和国家科研机构作为知识创新的策源地，其研究成果与产业实际需求之间常常存在断层。另一方面，企业在技术创新决策、研发投入和科研组织中的主体地位仍有待加强。这种主体间的松散耦合，导致难以形成攻克复杂尖端技术所需的体系化、建制化力量。
二是关键核心技术攻关面临特殊的市场失灵。在集成电路、高端数控机床、基础软件等战略性、基础性领域，技术突破具有周期长、投资大、风险高、外部性强等特点。纯粹依赖市场自发机制，私人资本往往因规避风险而投入不足，容易导致“卡脖子”困境长期存在。这属于典型的市场失灵领域，需要超越短期市场回报逻辑的机制进行干预和引导。
三是科技成果转化不畅与激励机制错配。大量的科研成果停留在论文和实验室阶段，科研项目与产业发展结合不紧密，难以走向产品和市场，从而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例如，我们的高校和科研院所积累了大量的科技成果，但“确权难、转化难”曾长期存在，造成了科研院所支撑服务产业发展不足、与市场脱节等现象。其症结在于产权制度与激励体系，职务科技成果的产权界定不清、处置程序繁琐、收益分配激励不足，严重抑制了科研人员和转化机构的积极性。同时，支撑成果转化的金融体系也不健全，缺乏专注于“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的耐心资本，使得许多原创性技术在孵化阶段便难以为继。
第二，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的体制障碍。资源要素创新性配置是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关键机制，但我国当前的资源配置市场化运行体系仍面临三大突出问题。
一是全国统一大市场尚未完全贯通，要素自由流动面临隐性壁垒与区域分割。我国拥有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但这优势要真正转化为资源配置优势，关键在于要素能否在全国范围内自主、高效地流动。目前，虽然物理阻隔已基本消除，但隐性的制度壁垒依然存在，导致了市场的分割。一些地方在招商引资、产业扶持上，仍然存在或明或暗的地方保护行为，通过设定歧视性准入条件、倾斜性补贴或采购政策，进行“内卷式”的恶性竞争。这不仅扭曲了市场信号，造成部分战略性新兴产业，如曾经的光伏、新能源汽车领域，出现“优不胜、劣不汰”的同质化内耗，稀释了国家整体的产业竞争力，更重要的是，它阻碍了资源向高效、具有创新活力的地区和企业集聚。
二是要素市场化配置体系不健全，传统与新型要素面临双重束缚。一方面，劳动力、资本、土地等传统要素的跨区域流动仍面临制度性约束。金融资源在区域间、行业间的配置仍不平衡，存在“脱实向虚”或过度向传统领域集中的倾向，面向科技创新周期长、风险高的“耐心资本”供给严重不足。另一方面，数据、技术等新型生产要素的流通则面临更基础的制度缺失。数据、技术等新型生产要素的市场化配置刚刚起步，数据要素因其权属界定不清、交易规则与定价机制不健全、流通基础设施缺乏，其巨大价值难以被有效释放和市场化配置。
三是要素配置的结构性失衡，供需错配与激励扭曲。即使要素能够流动，也未必能精准流向最具创新活力的领域。一个突出表现是高层次人才配置的严重失衡。数据显示，我国每年毕业的数万名理工科博士，超过80%首选进入高校和科研院所，流向企业的比例长期徘徊在20%左右，这导致大量顶尖智力资源沉淀在学术闭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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