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元发展契机与国际金融格局重塑

近期，国际金融市场的显著变化引发各界高度关注，美元呈现疲软态势，欧元兑美元汇率一度攀升至1欧元兑1.14美元，触及2021年底以来的高位。在特朗普第二任期内，全球贸易冲突与关税政策的不确定性增强，对美元信用造成严重冲击，越来越多的投资者将目光转向欧洲市场。2025年5月26日，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指出，美国主导的经济秩序“正在破裂”，美元的主导地位存在不确定性。“全球欧元时刻”迎来一定发展空间，国际货币体系面临新一轮重塑。

弱美元、去美元化与欧元发展契机

2025年以来，“美国例外论”叙事框架遭受挑战，陷入高关税、高债务、高利率三重困境，美元指数近3年首次跌破99关口。美元在国际贸易与金融交易中的优势地位也在逐步减弱。2025年4月美元在全球跨境支付中占比已不足50%，全球储备占比由2000年的71.1%降至2024年四季度的57.8%。在巨额债务压力下，美债避险属性遭受质疑，部分机构投资者快速撤离长期美债市场，10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多次突破4.5%。全球跨境资本流向发生逆转，部分投资者转而青睐欧元区，欧元汇率及资产呈现持续升值态势。截至2025年6月9日，欧元兑美元汇率较年初升值超过10%，德国DEX 指数年内涨幅高达20%。在美元疲软态势下，欧元作为第二大国际货币，正在迎来新的发展契机。

在特朗普政策冲击下，欧盟持续推进一系列改革，加强战略自主性，有助于增强发展动能与欧元信心。2025年以来，德国修宪突破“债务刹车”机制，从过去十几年的财政紧缩转入积极扩张的全新历史周期。欧洲通过立法保障欧洲央行独立性，尝试启用“有效多数投票”机制，取代一票否决权，为欧元货币信用注入稳定预期。此外，欧盟强化军事力量，出台“欧洲安全行动”计划，设立1500亿欧元共同基金，提升自主防御能力并整合欧洲军工产业链，以进一步减少对美依赖。欧盟加大财政扩张与国防开支，推动战略自主转型，短期内提振发展动能，成为国际社会对欧元信心的重要来源之一。

欧盟作为坚定的多边贸易体系支持者，丰富的贸易网络为欧元国际化创造新空间。欧元起源于欧洲经贸一体化。从欧元国际货币职能来看，贸易职能强于金融职能。相较于美国，欧盟对全球经贸体系融入程度更深，2024年商品贸易总额是美国的2.6倍。欧盟是72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这些国家GDP在全球的占比约为40%。面对美国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政策，欧盟持续推进贸易自由化与制度合作，展现出对全球化秩序的高度承诺。在此背景下，欧元有望形成相较于美元的竞争优势，进而打开新的地缘发展空间。

理性客观看待“全球欧元时刻”

面对美元波动窗口期，欧洲政要呼吁提升欧元国际地位，市场投资者对欧元信心逐步增强。然而，当前美元依然拥有全球货币体系的主导地位，欧元自身存在一些系统性难题，在公共产品供给上也面临“天花板”。过去15年，欧元国际使用份额波动下降，与美元差距总体呈扩大态势。从根本上重振欧元全球影响力，需要走出以下困境。

一是欧洲经济竞争力持续下降。欧元诞生之初，欧元区经济体量与美国比肩，支撑了欧元的广泛使用。2012年，欧元全球支付份额为44%，曾一度高出美元14个百分点。但过去10余年，欧元区经济复苏进程缓慢，在增长动能、创新活力等方面已明显落后于美国、中国等部分国家。造成这种差距的重要根源之一在于欧元区生产率一直处于较低水平。在新一轮技术浪潮中，欧元区转型步伐迟缓，德国传统制造业陷入衰退，市场割裂与投资不足限制数字等新兴领域创新活动。欧盟委员会《欧洲竞争力的未来》报告显示，全球量子投资排名前十的科技公司中，有五家总部位于美国，四家位于中国，没有一家位于欧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以购买力平价测算，未来5年欧元区与美国、中国的发展步伐将进一步拉大，在全球GDP中份额差距将从3.3个百分点和7.9个百分点，扩大至3.6个百分点和10.0个百分点。未来欧元区能否重塑对全球经济与产业革命的引导力，从根本上决定了欧元的国际使用广度。

二是超主权治理机制存在系统性缺陷。欧元不仅是欧洲经济一体化的成果，更是欧洲重塑政治机制与地缘话语权的产物。成员国让渡主权形成超主权治理机制，成为欧元全球影响力的政治根基。近年来，欧洲政局深刻调整，“疑欧派”右翼党团影响力上升，欧盟治理机制矛盾加深，这与欧洲一体化方向背道而驰。2019年英国正式“脱欧”，随后意大利、波兰、匈牙利等成员国也相继爆发“脱欧”危机。成员国主权和民族意识增强，致使财政、监管等核心主权议题面临更大的改革阻力。在“货币统一、财政分割”的制度安排下，欧元缺乏基于欧盟信用的主权债券，难以充分承担安全资产供给的重要职责。国家主权的边界及平衡、成员国政治选择及欧盟治理机制等诸多问题，将对欧元未来发展带来不确定性。

三是货币一体化的微观金融基础薄弱。在金融领域，欧洲一体化进程遵循“先货币、后市场”的基本路径，导致欧元使用缺少必要的金融市场微观基础。欧元区成员国银行业在实施资本、流动性、总损失吸收能力以及宏观审慎监管政策过程中，“冷热不均”的现象依然突出，而且银行区域内跨境经营受到严格的“东道国”监管，欧盟成员国存款保险制度也进展缓慢。对于资本市场，欧洲互联互通程度并未明显提升，资金仍然呈现“本土偏好”。欧洲央行最新数据显示，2015年至2023年欧元区债券市场区域内跨境投资份额仅由24.0%上升至26.7%，股票市场区域内跨境投资份额则由19.9%下降至19.4%。欧洲各国交易所没有统一的债券发行流程，跨境持有、交易、清算以及托管均面临较高成本。欧元区金融市场一体化进程，严重制约了欧元对实体经济的支持效能及其国际使用的深度。

未来国际货币体系将向多元架构的方向迈进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贸易冲突与政策不确定性进一步冲击传统货币秩序，危害金融稳定与经济增长，全球货币公共产品供给面临困局。未来美元币信基础将进一步被削弱，欧元迎来发展新契机，但内在结构性缺陷尚不具备足够的制衡基础，世界对更稳定的国际货币体系的需求日益迫切，亟须探寻更加合理化的机制与逻辑。

国际货币体系可持续发展要坚持平等协商理念。公共产品的供给要尊重各国发展道路，通过对话与合作方式解决争端，寻求各国利益最大公约数。中国倡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理念有利于凝聚“共同价值”，形成被广泛接受的全球治理规则，有助于推动国际货币体系的平稳过渡与发展。

国际货币体系重塑要服务于各地区共同发展的要义。国际货币的产生源于跨境分工协作、降低经贸合作交易成本的需求。在美元主导下，全球资金脱实向虚的弊端显现。未来货币公共产品要适应全球区域分工格局，特别是在货币职能上更多关注实体经济使用场景，强化支付结算及其跨境网络，提高公共产品的普惠性、包容性。这与人民币国际化发展目标、基本路径和比较优势具有高度的一致性。

展望未来，多元货币架构将是一个更合理的选择。单一主权货币主导全球公共产品供给，不具有可持续性。即便欧元崛起，依然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特里芬难题”，最终将再度走上美元的发展老路，陷入流动性供给扩张与币信基础下降的困境。当前，世界发展已形成多元依存的经贸合作关系，全球南方经济总量占比超过40%，呼唤适应新时代的公共产品供给范式。未来，人民币有望代表全球南方，与美元、欧元形成三元架构，将为国际货币体系注入稳定力量。

（作者系中国银行研究院院长，中国国际金融学会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