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理论网：全人类共同价值的中国哲学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主张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世界各国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作为全人类共同价值，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普遍向往。中国哲学以其独特的宇宙观、价值观和实践论，为全人类共同价值提供了深厚的理论根基。这种根基并非简单的概念对应，而是源于中国哲学对人类存在本质、价值建构逻辑及实践路径的系统性思考，体现为“天人合一”的本体论预设、“和而不同”的价值论范式与“知行合一”的实践论导向的有机统一。三者共同构成了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哲学基石，既彰显了中华文明的独特智慧，也为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时代课题提供了普遍的思想资源。

一、天人合一：人类共同存在的本体论预设

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合理性首先建基于对人类存在本质的哲学认知。中国哲学“天人合一”的宇宙观，深刻揭示了人与自然、人与世界的内在统一性，为理解人类共同命运提供了本体论依据。这一思想并非抽象的理论建构，而是源于中华文明对宇宙生成、生命本质及人类地位的长期思考。《周易·乾卦》言“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将人类道德的终极依据归于宇宙的普遍法则，强调人作为宇宙共同体的有机部分，其生存与发展必须遵循自然之道。这种思维范式不同于西方主客二分的哲学传统，而是以“天人相参”“万物一体”为基本前提，认为“人者，天地之心也”（《礼记·礼运》），肯定了人类在宇宙中的主体性与责任性——既非凌驾于自然之上的征服者，亦非消极顺应的被动存在，而是与天地万物共生共荣的主体。

儒家对“天人合一”的阐释侧重道德本体的建构。张载在《正蒙·乾称篇》中提出“民胞物与”，将宇宙视为“太和”之气的流行展开，认为“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人类与万物同属天地所生，本质上是“同胞”关系。这种伦理共同体的构想，打破了地域、族群与文化的界限，为“和平”“发展”等共同价值奠定了存在论基础。既然人类源自同一宇宙根源，彼此的生存发展便具有不可分割的关联性，任何零和博弈或单边主义，本质上都是对人类共同存在根基的背离。道家则从自然主义视角深化了这一理念，老子“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德经》）的命题，强调人类应顺应宇宙本然的运行规律，反对以主观意志强行干预自然秩序。庄子“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的齐物思想，更进一步消解了人类中心主义的偏执，揭示了万物平等共生的本体论真相。

在当代全球生态危机与发展失衡的背景下，“天人合一”的哲学智慧愈发显现出深刻的现实意义。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等全球性问题，本质上是人类“天人相分”思维过度膨胀所导致的后果。中国哲学所主张的“天人合一”，并非否定人的主体性，而是强调主体性的发挥必须以尊重宇宙整体秩序为前提。这种思想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理念提供了哲学基础，也为“发展”价值注入了可持续性的本质规定——真正的发展必须是符合自然规律、兼顾代际公平的共同发展，而非以牺牲他者和未来为代价的单边扩张。由此可见，“天人合一”不仅是一种宇宙观，更是一种关于人类存在方式的根本规定，它从本体论层面论证了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必然性，即人类唯有在承认共同存在根基的前提下，才能超越局部利益的局限，在共生共荣中实现普遍发展。

二、和而不同：多元价值共生的价值论范式

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复杂性在于如何处理多元文化传统与普遍价值共识的关系。中国哲学“和而不同”的价值观，为解决这一难题提供了独特的思维范式。孔子提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其核心在于承认差异的合理性，同时追求差异之上的和谐统一。这种思想源于对宇宙生成规律的深刻洞察——《国语·郑语》载史伯言“和实生物，同则不继”，认为事物的发展源于不同要素的相互作用，单纯的同一只会导致停滞。由此推及人类社会，多元文化、多样价值的共存不仅是客观现实，更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动力源泉。“和而不同”的价值论包含双重维度：一方面，反对强求一致的“同”，尊重各文明独特的历史路径与价值表达；另一方面，拒绝绝对相对主义的“分”，主张在差异中寻找共同的价值公约数，实现“道并行而不相悖”（《中庸》）的理想状态。

从儒家伦理来看，“和而不同”的实现以“仁”为内在根基。“仁”者“爱人”，但这种爱并非抽象的情感，而是通过“忠恕之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推己及人，在承认个体差异的前提下构建普遍的伦理关联。孟子提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下》），将“和”视为超越自然条件的核心价值，强调通过道德修养与制度设计协调多元利益，实现社会共同体的和谐共生。这种思维范式在处理全球价值冲突时具有独特优势：面对西方中心主义将自身价值绝对化的倾向，“和而不同”主张各文明“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既肯定“民主”“自由”等价值的普遍性，也反对将其简化为单一的制度模板。例如，“民主”的本质在《尚书》“民为邦本”的理念中早有体现，但中国哲学认为，民主的实现形式必须与具体的历史文化土壤相结合，而非机械复制某种模式。这种对“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把握，为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建构提供了方法论指导——普遍价值不是抽象的教条，而是存在于各文明的具体实践之中，通过对话与互鉴不断丰富其内涵。

“和而不同”的价值论进一步升华为“天下观”的文明理想。《礼记·礼运》描绘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超越了民族国家的界限，将人类视为一个整体的道德共同体。这种“天下”并非地理概念，而是价值共同体的终极指向，强调“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礼记·礼运》）的责任担当。在当代全球治理中，“天下观”转化为对单边主义、霸权主义的批判，以及对“共商共建共享”全球治理体系的倡导。例如，面对数字治理、气候变化等议题，唯有超越“零和博弈”的思维，才能构建兼顾不同国家发展阶段的解决方案。由此可见，“和而不同”不仅是处理文化差异的原则，更是建构全球价值共识的方法论，它为全人类共同价值提供了防止分裂、促进融合的内在机制，使多元文明在保持自身特质的同时，共同服务于人类整体的福祉。

三、知行合一：价值理想落地的实践论导向

哲学的价值在于指导实践，全人类共同价值的生命力也在于其能否转化为具体的行动方案。中国哲学“知行合一”的实践观，强调认知与实践的辩证统一，为共同价值的实现提供了方法论路径。王阳明提出“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传习录》），认为真正的“知”必须通过实践才能完成，而实践又是深化认知的必要途径。这种思想传统使中国哲学始终具有“经世致用”的品格，反对空谈义理而忽视现实关切，主张在具体实践中实现价值理想。“知行合一”包含三重实践维度。其一，价值认知与行为选择的统一，即对“善”的认知必须转化为“行善”的行动；其二，个体修养与整体治理的统一，即通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大学》）的路径，将个人道德实践扩展到社会治理层面；其三，历史传承与时代创新的统一，即根据现实条件对传统价值进行创造性转化，使古老智慧获得当代生命力。

在全球发展实践中，“知行合一”体现为对“发展”价值的辩证把握。《周易》强调“日新之谓盛德”，肯定发展是宇宙的根本规律，但同时主张“发展”必须符合“义”的准则。墨子“义，利也”（《墨子·经上》）的命题，将道德价值与功利效果相统一，揭示了真正的发展必须是“义利兼顾”的发展。面对当代全球发展失衡问题，中国提出的“共同发展”“包容性增长”理念，正是这种实践观的体现——既承认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基础，又强调发展成果应惠及全人类，避免“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两极分化。在“自由”价值的实践中，中国哲学反对脱离责任的绝对自由，主张“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将自由界定为在道德与法律框架内的自主选择。这种对自由与秩序的辩证统一，为应对网络空间治理、人工智能伦理等新兴领域的挑战提供了指导原则：真正的自由必须以不损害他人和人类整体利益为前提，这正是“知行合一”中“知”的规范性与“行”的约束性的体现。

“知行合一”的实践论在“正义”价值的实现中具有尤为重要的意义。儒家“见利思义”（《论语·宪问》）、墨家“交相利”（《墨子·兼爱中》）的思想，本质上是对利益分配正义的哲学思考，强调在追求利益时必须遵循“合宜”的原则（“义者，宜也”，《中庸》）。当代全球正义面临的难题，如贫富差距、资源掠夺、气候责任分担等，本质上是“知”与“行”的割裂——人类明知生态破坏的后果却依然追求短期利益，明知分配不公的危害却放任资本扩张。中国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正是通过“知行合一”的实践逻辑，将正义理想转化为具体行动：在国内，推进共同富裕以解决社会公平问题；在国际，通过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促进沿线国家共同发展，以实际行动践行“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理想。这种实践不是乌托邦式的空想，而是基于对人类现实处境的深刻认识，通过制度创新、国际合作等具体路径，逐步实现价值理想的落地。

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提出，是人类文明发展到新阶段的理论自觉，其背后有着深厚的哲学根基作为支撑。中国哲学以“天人合一”论证人类共同的存在本质，以“和而不同”建构多元价值的共生逻辑，以“知行合一”指明价值实现的实践路径，形成了全人类共同价值的系统性哲学基础。这既非文化中心主义的自我宣称，亦非对西方价值体系的简单回应，而是基于中华文明五千多年积淀的智慧，对“人类如何共处”“世界如何发展”等根本问题的深度思考。在当今世界面临多重挑战的背景下，中国哲学的独特贡献在于，它提供了一种不同于西方二元对立的思维范式，使全人类共同价值既具有坚实的本体论基础，又具备包容差异的弹性空间，更拥有转化为实践的行动力量。

【基金项目：本文系四川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学生专项研究课题重点项目“中华传统美德传承体系构建及其现代转型研究”（CDMYXSZX02）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崔佳旭，四川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