碧瓦流光蕴书香

图书馆是由图书构筑的知识殿堂，是人类储藏、传递知识、启迪智慧的宝库。在星罗棋布的各类图书馆中，公共图书馆以其海纳百川的藏书规模，向所有读者敞开知识的大门，让不同学识背景的求知者都能在此获得知识上的满足。作为千年古城，北京积淀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在文献典藏与知识传播领域形成了独特的历史脉络。当阳光映照琉璃瓦的流光倾泻在典籍上，书香便与百年砖木的沉香交织升腾——那些巍然矗立的公共图书馆，不仅以其恢宏的建筑气度与丰富的典藏内涵成为彰显古都文化底蕴的生动注脚，更通过储藏知识的密码、孕育文明的呼吸、承载智慧的传播，向世人展现着这座城市独特的人文品格。

近代公共图书馆的雏形

“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这句古训生动体现了中国源远流长的藏书文化。自古以来，中国人就重视书籍的搜罗、整理与收藏。宁波的天一阁，清代收藏《四库全书》的文渊阁、文澜阁等，都是中国古代藏书机构的典型代表。然而，它们或属私人所有，或为皇家禁地，均未向公众开放，不利于知识的传播。

鸦片战争后，中国知识分子开始考察欧美国家的图书馆事业，将公共图书馆理念引入国内。王韬、郭嵩焘等人在游历英、法等国期间，实地考察了当地公共图书馆，观察到其“晨入暮归，书任检读”的开放模式，不分性别与社会阶层的服务特点，认识到公共图书馆的公益性与普惠性特征。

在新思潮的影响下，晚清北京开始出现公共图书馆的雏形。1876年，清代藏书家国英在崇文门内开办“共读楼”，对外开放其私人藏书；1895年，维新组织强学会在北京成立“书藏”，向公众开放阅览。从清末到民国时期，北京陆续建成多座公共图书馆，这些文化设施不仅成为启迪市民、传播知识的重要场所，更为北京城的现代化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京师图书馆

为推进社会变革、传播新知识，清政府决定在全国各地设立公共图书馆。在北京，建设国家级公共图书馆——京师图书馆的建议于1909年正式提出。

作为如今国家图书馆的前身，京师图书馆以“保存国粹，造就通才”为目的，秉持“广征博采，供人浏览”的宗旨而建立。为办好这一图书馆，清廷专门聘请著名学者缪荃孙为监督（即馆长）。缪荃孙曾主持创办南京江南图书馆，在图书馆建设方面具有丰富实践经验。清廷还决定调拨热河文津阁所藏《四库全书》、国子监南学及内阁大库藏书、敦煌经卷等作为京师图书馆的基本藏书。在新馆未建成前，馆址暂设在什刹海边的广化寺。

辛亥革命爆发时，京师图书馆尚未正式开馆。1912年5月，时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首任教育总长的蔡元培正式任命江翰为京师图书馆馆长。江翰任职期间，迅速完成了开馆的各项前期筹备工作。8月27日，京师图书馆正式开馆，“无论士农工商军界暨女学界”，皆可凭所购阅览券进馆读书。

然而，京师图书馆开馆仅一年有余，1913年10月，由于交通不便、馆舍潮湿等原因，教育部训令其暂停阅览，派时任教育部佥事的鲁迅等负责藏书、账册的清点事宜。1917年1月26日，在软、硬件条件均获改善的情况下，京师图书馆得以第二次开馆。馆舍在位于方家胡同的前清国子监南学旧址上营建，总面积达2900平方米，房舍有119间，其中10间为阅览室，74间为书库。同年8月，京师图书馆在中央公园（现中山公园）设立图书阅览所，为游客提供文化服务，实现休闲娱乐与知识获取的双重功能。

1925年，民国教育部与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协商，鉴于京师图书馆地理位置偏远、馆舍设施简陋等问题，决议在北海区域筹建新馆舍。同时将该馆改组为“国立京师图书馆”，聘任梁启超担任馆长。梁启超任职期间，适逢北方政局动荡、政府财政拮据。受制于资金短缺，原定于北海地区的新馆建设计划未能实施。

1928年，随着国民政府统一北方，国立京师图书馆由新政权接管，并正式更名为“国立北平图书馆”。随后，由陈垣、马裕藻等人组成的筹备委员会商议，决定将图书馆从方家胡同迁至中南海居仁堂。居仁堂作为原北洋政府总统府所在地，不仅建筑规模宏大、设施完备，且位于北平城区核心位置，具有显著的区位优势。1929年1月10日，国立北平图书馆在居仁堂举行第三次开馆仪式，同时取消收费制度，实行免费开放。同年8月，该馆与北平北海图书馆完成合并，由蔡元培出任馆长，袁同礼担任代理馆长负责日常事务。合并后的国立北平图书馆藏书总量达37万册，其中原国立北平图书馆以丰富的古籍善本著称，而北平北海图书馆则以外文文献见长，两馆资源实现优势互补。

1931年，国立北平图书馆文津街新馆（现国家图书馆古籍馆）建成启用。6月25日举行新馆落成仪式，7月1日正式面向公众开放，标志着该馆第四次开馆。新馆凭借优越的地理位置和现代化的设施条件，成为当时北平重要的文化学术中心。

随着华北局势的持续恶化，国立北平图书馆陆续将珍贵古籍善本装箱转移至安全场所暂存。北平沦陷后，国立北平图书馆被迫分为北馆、南馆：部分馆员留守北平维持基本运作，后遭日伪政权接管；另一部分馆员及资源迁至昆明，在抗战期间持续为西南联大等教育科研机构提供文献支持。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立北平图书馆于1945年11月在袁同礼馆长主持下完成接收工作。解放战争期间，该馆克服政局动荡与经费短缺等困难，始终保持正常开放。平津战役期间，王重民代理馆务，组织全体馆员坚守岗位，保障馆藏安全。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后，该馆进入新的发展阶段。1951年，该馆正式更名为北京图书馆。

松坡图书馆

在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发展史上，梁启超先生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不仅在国立京师图书馆陷于困难之际，勉力维持馆务运转，还亲自创办了具有重要文化影响力的松坡图书馆。

松坡图书馆的命名来自发动护国运动、“再造共和”的蔡锷将军。1916年11月，蔡锷将军逝世，为纪念这位革命先驱，梁启超决定以蔡锷的字“松坡”为名，在上海发起设立松坡图书馆。但由于当时“时事多故，集资不易”，筹建工作进展缓慢。为此，梁启超先在上海成立松社，系统搜集各类书籍，为后续建馆做准备。

1920年后，经松社同人商议，决定将图书馆设立于北京，以期提升社会影响力。1922年，北洋政府将北海公园快雪堂与西单石虎胡同7号两处房产划拨予松社。经周密筹备，北京松坡图书馆于1923年11月4日正式成立，梁启超出任馆长。该馆采用双馆制运营模式：北海快雪堂设为第一馆，专门典藏中文典籍；石虎胡同7号设为第二馆，集中收藏外文文献。两馆藏书均对外开放阅览。快雪堂馆舍经专业化功能分区：前厅为阅览室，后厅为藏书室，最后为纪念蔡锷的蔡公祠。

松坡图书馆作为民国时期重要的私立图书馆，其影响力的提升首先依赖于图书资源的扩充。在筹备阶段，梁启超等人便积极收集中外典籍，先后接收了著名学者杨守敬的部分珍贵藏书、松社读书俱乐部的外文藏书以及尚志学会与亚洲文明协会捐赠的日文文献，同时通过零散采购和征集等方式补充馆藏，至开馆时已实现“所储中外书既逾十万卷”的规模。

作为私立机构的松坡图书馆需要多方筹措运行经费。据梁启超记载，建馆初期通过社会募捐筹得3.5万元启动资金；同时发布劝捐启事，以纪念蔡锷将军为契机向各界名流募集资金。为补充馆务开支，梁启超坚持每日晚饭后挥毫创作，卖字换钱，每年为图书馆贡献1000余元经费。

梁启超逝世后，松坡图书馆的运营状况更趋艰难。馆方不得不将石虎胡同的馆舍变卖，将第二馆并入北海馆区，日常运营经费仅依赖定期存款利息支付。北平沦陷期间，该馆遭受日本宪兵队三次搜查，大量珍贵典籍被劫掠、损毁乃至焚毁。抗日战争胜利后，虽获得一些国家补助，但在通货膨胀严重的形势下，这些资金仍入不敷出，仅能勉强维持图书馆开放而已。

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之后，松坡图书馆常务干事叶景莘向朱德汇报了馆务状况。经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正式批复，松坡图书馆整体并入国立北平图书馆，完成了其作为独立文化机构的历史使命。如今，松坡图书馆的实体虽已不复存在，但其文化遗产仍以独特形式得以永续：北海快雪堂保留着当年“前阅后藏”的格局，梁启超亲笔所书“松坡图书馆记”与蔡锷纪念室的陈列，无声诉说着这段文化守护的往事。

（本文是北京市社会科学院2025年重大课题“北京史事编年”〈项目编号：KY2025A0389〉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何思源，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