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古典生活方式所形成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等生活观念并未消失——打造新型东方伦理型生活方式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道不可坐论，德不能空谈”，“一种价值观要真正发挥作用，必须融入社会生活，让人们在实践中感知它、领悟它”，让它变成“百姓日用而不觉”的行为准则。今天，我们进入了历史发展的全新时代，应该打造一种什么样的生活方式，以满足民众过好美好生活的愿望并更好地推进国家与社会建设呢？

西方自由主义生活方式与东方儒家生活方式

任何一种生活方式都不是凭空产生的，都是特定文明形态的产物，有什么样的文明就有什么样的生活方式。对中国传统生活方式来说，其最大特色就是深受儒家观念之塑造，是一种儒家生活方式。这一生活方式，体现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政治生活与经济生活，乃至饮食起居与举手投足等日常生活；不仅为中国所独有，还对朝鲜、日本和越南等周边邻国产生了很大影响力，都体现出鲜明的东方生活方式特征。

现今世界上两种最为主要的生活方式，不仅影响力大且涉及人群广，即西方自由主义生活方式与东方儒家生活方式，这两种生活方式分别植根于两种人性基础之上：向往自由和渴望亲情。西方自由主义生活方式植根于人向往自由的天性之中，这种生活方式强调个性独立个人至上，主张“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富有冒险精神，崇尚无拘无束与自由开放，推崇个人英雄主义。比如，美国各种好莱坞大片，如《白宫陷落》《伦敦陷落》等，推崇的都是个人英雄主义。与此形成鲜明对比，儒家生活方式则植根于人渴望亲情的天性之中，更强调亲亲尊尊，并以家庭为核心，将这种亲情关系逐步外推到家族、社区、社会乃至整个国家层面，比如从亲亲尊尊推演出君君臣臣等，带有“集体本位”的特点。受此影响，东方人的日常生活总是充满温情脉脉的一面，特别强调情感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熟人圈子，比如老乡、同学、战友等。渴望亲情的本质是追求安全感，这一点也充分体现在西方与中国小区的设置上，西方的小区全部四通八达，而中国几乎所有的小区都是封闭的，都有门禁，而且只能留一个门，如果留两个门业主们都不会同意。尽管有这么多的不同，历史上，西方自由主义生活方式与东方儒家生活方式都为人类文明演化作出了重要贡献，并发展到了各自的极致水平。在全球化急速推进的今天，只有文明交流互鉴，吸收两种生活方式各自的优势与长处——当然也包括其他类型的生活方式在内，才能更好地促进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

与西方自由主义生活方式有很大不同的是，儒家特别强调德性伦理，特别强调自身的修养。西方文化更强调外在的规范，更强调制度、法律、法治等刚性约束，而中国文化则更多的是靠内心的提升，表现出一种以“己”为中心的“自我主义”，特别强调“修身”，即自我道德养成的重要性，是一种“克己”的文化、“自律”的文化、“慎独”的文化、“自我管控”的文化，主张人人都是君子，而“君子”是通过自我修炼、自我修养达成的。表现在社会治理层面，传统中国强调的是内在道德教化与化民成俗的治理理念，为政以德，强调“贤能政治”。相比之下，西方文明下的生活方式，则更强调个人至上与自由主义，故在社会治理上强调的是所谓“民主政治”与“票箱政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维持与国家政治运作主要靠外在的法律、契约等进行规范与约束，刚性的味道更为浓重一些。所以西方文化是一种规范伦理，而中国文化是一种德性伦理，是自我约束，是自律，是克制，是慎独，然后久而久之，下意识状态就会形成一种君子人格，不需要外在的强制就能够做一个有境界、有操守的人。

东方伦理型生活方式的局限也需要正视

东方伦理型生活方式的指导原则是儒学。儒学作为东方社会人伦日用的生活智慧，由中国先民世世代代的生活所孕育，而儒学确立之后又积极领引和维系了传统生活方式，从而使儒家生活方式得到了内在的深化和外在的强化。尽管当今中国已步入现代社会，与古典儒家生活方式相匹配的土壤正在逐渐消失，但“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我们基于古典生活方式所形成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等生活观念以及由此体现出的基本特点，今天并未消失。

当然，儒学和东方伦理型生活方式的局限也是需要我们正视的。第一个局限是这一生活方式漠视个人权利，强调义务，有一种义务本位的倾向。第二个局限是这一生活方式过于强调人情至上、关系至上，从而导致了熟人社会并对法治产生了很大消解作用。第三个局限是始终没能解决对公共权力的监督与约束问题。儒家实际上意识到了这一点。《礼记》说“苛政猛于虎”，不受制约的公权力猛于虎。既然猛于虎，就要把老虎关在笼子里。该如何把公共权力关在笼子里？如何防止公共权力对个人权利的侵犯呢？儒家主张内在的修养，如果把权力放在所谓贤能人手里，不会出现问题，这一直是儒家的一个理想。但就现实来看，这很难靠得住，起码不能持久。

新型东方伦理型生活方式的基本特征

东方伦理型生活方式的核心，是追求人情味，追求人间温情，追求人文价值。具体来说，新型东方伦理型生活方式，应具备如下六个方面的特征。

一是人伦情义。人伦是以伦理为纽带的社会关系。儒家的道德准则由人际关系推演而来，既照顾到个体自然本能的情感需求，也有面向社会国家的道义责任，对此可概称为“情义”。传统中国的人伦情义，经过了现代化和市场经济的考验，富有温情、亲情、人情、友情，仍然是东方社会的特点，“有情有义”仍然是社会上赞扬一个人的重要道德标准。

二是君子人格。君子是儒家所推崇的理想人格，包括独立意志、自强不息、内省修身、立己立人、和而不同、温柔敦厚、宽容博大等美好品行。君子人格理想对中国文化的基本价值观念、民族精神的形成产生了深刻影响，至今仍是人们辨是非、论善恶的基本标准。而新型东方伦理型生活方式的核心，在个人层面就是要塑造有教养、有操守、有追求、有境界的君子。

三是家庭本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无论时代如何变化，无论经济社会如何发展，对一个社会来说，家庭的生活依托都不可替代，家庭的社会功能都不可替代，家庭的文明作用都不可替代。”儒家思想历来重视家庭的作用，强调所有家庭成员都对自己的家庭和家族负有责任与义务。“家庭不只是人们身体的住处，更是人们心灵的归宿”，中国家庭对个人提供的温情和支持，是优于西方的个人本位的。因此，尽管近代以来传统家庭伦理关系受到了很大冲击，但中国人对家庭亲情与家庭价值的重视并未动摇。

四是礼仪社会。几千年来，“礼乐文明”深刻塑造了中国社会，亦对东亚世界产生了深刻影响，是中国得以保持稳定、长治久安的重要力量。“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当前中国已实现全面脱贫并步入小康社会，“仓廪实”“衣食足”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知礼节”“知荣辱”的任务应该提上日程，重建礼仪社会迫在眉睫。用礼仪教化民众，与法律法规的约束力形成互补，有利于整饬当前社会上出现的一些道德滑坡、行为失范乱象，并有利于规范民众日常生活、理顺社会秩序、提升中国整体形象。

五是道义经济。儒家的经济理念是道义经济，追求道义至上，保障基本民生，为所有经济活动和利益追逐设置伦理界限。传统儒家追求的道义经济，与今天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总体理念上是一致的：防止两极分化，维系社会和谐，是两者的共同追求。

六是法治社会。中国古代纳礼入律，形成了以法律儒家化为特色的中华法系，其中蕴含的礼法并用、以和为贵、明德慎罚、执法如山等传统法律文化精髓，至今仍深刻影响着中国的法治理论与实践。新型东方伦理型生活方式必须建立在现代法治基础上，并凭借法律法规纠正传统儒家生活方式的弊端，保障个人权益，规范人情关系。

今天，我们必须高度重视“生活方式”构建问题，打造一个与中国独特的现代化道路相匹配、与中国历史文化传统可对接的新型东方伦理型生活方式，将是“全面小康”之后一段时间内中国社会建设的基本方向。

（作者为中央文史研究馆特约研究员、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