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力构建新时代人文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

以中国为观照、以时代为观照，形成真正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经济学理论——

着力构建新时代人文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

在全球经济格局深度调整与文明对话范式转换的背景下，构建中国新时代人文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本质上是破解西方经济学“现代性困境”、回应中国式现代化深层诉求的理论自觉。新时代人文经济学应立足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夯实唯物史观的方法论基础；深度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人文智慧，重塑经济学的价值体系，并紧密结合中国经济实践，在实践创新中不断丰富和完善自主理论范式，使其既具有科学严谨性，又蕴含人文关怀。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为指导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揭示了经济运行的内在规律，确立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逻辑，强调经济活动不仅是物质财富的积累过程，更是人类社会整体进步和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过程。这一理论体系将“现实的人及其社会关系”置于分析框架的核心，从根本上突破了西方经济学将人异化为“生产要素”的物化逻辑，为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指引。

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始终强调人在经济活动中的主体性地位。一直以来，西方主流经济学秉持方法论个人主义原则，将人抽象为脱离社会关系的“理性经济人”，这种原子化的个体被预设为完全理性、自利且单向度追逐效用最大化的计算器。在此框架下，经济学研究的焦点被窄化为资源配置，复杂的经济活动被简化为个体最优决策的机械叠加，人的社会性、历史性和阶级性被彻底剥离，其本质上是以物的逻辑遮蔽人的主体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了传统政治经济学“见物不见人”的根本缺陷，指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即处在一定社会历史条件和关系中的现实的人。他们是实践和认识活动的承担者，是社会历史的主体，其本质并非先验的理性预设，而“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因此，“经济学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必须穿透商品、货币、资本等“物的外壳”，“从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本身出发”，去考察劳动者如何在具体生产关系中实现自身本质力量的对象化。

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高度重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经济活动往往围绕资本增殖展开，生产的最终目的并非满足人的全面发展，而是实现资本的不断积累与扩张。这种以资本为中心的经济框架，使得劳动者被异化为生产体系中的附属物，劳动本身也变成了被支配、被剥削的异化劳动，经济发展并未真正服务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而是被资本逻辑所裹挟。相反，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框架下，“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经济活动不再以资本积累为目的，而是以满足社会成员的全面需求、促进人的多方面发展为核心，社会资源的配置也不再服从于资本增殖，而是基于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福祉。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以人为本”的观点，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所倡导的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具有高度的内在一致性。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原理为指引，不仅是新时代人文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理论基础，更是新时代经济学范式创新的必然要求。

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人文经济思想

从文明演进的视角来看，任何经济发展都有对人文历史底蕴的前置依赖性，只有在前置条件的基础上，才能进一步考察该经济形态的独特性和发展空间。作为现代文明的根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不同历史时期都包含着强大的生命力，蕴藏着当代治国理政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智慧。深入挖掘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精华，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既是建设现代经济文明的重要基础，也是中国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研究所需承担的文化使命。

首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高度重视“养民”“富民”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并强调“民心”“民本”在国家治理中的核心地位。早在春秋时期，儒家先贤就意识到百姓富足对于国家稳定发展的重要意义，强调国与家、君与民的利益相统一。管子将民富作为维持社会秩序和国家长治久安的基础，强调“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孔子认为君富建立在民富的基础上，提出“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主张“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尚书》指出，“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强调人民是国家的根基，只有百姓安居乐业，国家才能长治久安。荀子则认识到民生问题对促进社会经济繁荣发展的重要性，指出“下贫则上贫，下富则上富”，主张对待弱势群体要“上收而养之，材而事之，官施而衣食之，兼覆无遗”。这些“以民为本、富民安国”的治国理政理念，深刻影响了后世的经济治理实践。

其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强调“义利兼顾”的价值观，主张经济活动不仅要追求物质利益的增长，更要遵循道义原则，实现经济发展与社会伦理的统一。一方面，义利观将“逐利”视为人的本能需求，肯定合理追求物质利益的正当性。孔子提出，“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孟子强调，“富，人之所欲”“贵，人之所欲”，认为让老百姓讲道德礼义，首先要保证他们的物质利益，满足他们基本的物质生活需求。故提出“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己”。另一方面，义利观认为“利”不可偏废，但必须置于“义”的规范之下，即“义利相兼、以义为先”。荀子指出，“不富无以养民情，不教无以理民性”，充分肯定了在富裕基础上也要重视引导教育。总体来说，“富民厚生、义利兼顾”体现了儒家治国理政、经邦济世之道，对于构建更加公正、可持续的经济体系，推动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最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高度关注分配和社会公平。孔子的财政见解不在生产的绝对数量，而在分配的相对公平。他主张社会贫富适度，反对贫富两极分化，提出“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孔子意识到贫富差距必然会加剧社会矛盾，指出“好勇疾贫，乱也”，唯“贫而乐，富而好礼”才能促进社会稳定。荀子则强调通过“礼”的规范和等级制度来调节社会资源，主张“制礼义以分之”“使有贵贱之等，长幼之差，知贤愚能不能之分，皆使人载其事而各得其宜”。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关于分配和公平的理念，也为如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兼顾效率与公平，推动社会财富在更广范围内合理分配提供了重要启示。

推动新时代人文经济学与中国经济实践的互动统一

理论的生命力来源于实践，任何科学体系的构建都必须立足于具体的社会现实。推动新时代人文经济学与中国经济实践的互动统一，本质上是实现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的动态耦合。要坚持从我国经济发展的实践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通过对现实问题的独立思考和对经济发展规律的深刻理解，探索符合本土发展逻辑的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理论框架，构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和世界影响力的新时代人文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

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探索为新时代人文经济学提供了丰厚的土壤。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经济发展质量不断提高，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历史性消除了绝对贫困，在实现共同富裕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一大步，人民生活得到全方位改善。与此同时，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的全面深化改革向纵深推进，高标准市场体系建设稳步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更加完善，全国统一大市场加快形成，各类经营主体活力不断激发，充分释放了发展内生动力，为统筹效率与公平奠定了强大的物质基础。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要“聚焦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完善收入分配和就业制度，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增强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这为进一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指明了方向。在推进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中国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注重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和包容性，强调在发展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这些实践不仅为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的研究提供了生动素材，也促使理论研究者思考如何更好地解释和引导经济社会发展，以满足新时代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另一方面，经济转型升级呼唤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的理论创新。作为一门将经济发展与人文精神相结合的学科，新时代人文经济学只有在回应现实需求、解决现实问题的过程中，才能不断完善自身的理论体系。当前，中国经济正处于深刻的转型期，数字经济的迅猛发展使数据成为新的生产要素，但如何界定其价值创造方式，如何在“劳动价值论”的框架下合理分配数据要素收益，这些问题迫切需要理论上的突破。再如，“双碳”目标的提出，使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成为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命题，这要求新时代人文经济学将自然资本核算纳入经济增长评价体系，重新定义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关系。这些问题都表明，真正有生命力的研究应该根据真实世界不断变化的事实来创新发展，甚至是推翻已有的一些结论和概念。新时代人文经济学要有生命力，就必须坚持问题导向，不断回应中国经济的现实需求，将基于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特殊性”经验上升为更具世界意义的“一般性”经济理论，真正实现理论创新。

总之，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时代人文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不是简单的理论归纳或经验总结，而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它需要在理论与实践的交互作用中不断优化升级，以中国为观照、以时代为观照，形成真正具有主体性、原创性和世界影响力的经济学理论。只有这样，新时代人文经济学才能在回应中国经济现实需求的同时，为全球经济理论体系的创新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