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盟“重新武装欧洲”意味着什么？

欧盟近日提出“重新武装欧洲”计划，拟在四年内筹集8000亿欧元强化防务，其中1500亿欧元用于成员国军备采购，并强调“幻想的时代已经结束”，欧洲必须迅速提升自主防御能力，摆脱对美国安全依赖的惯性思维。这一转向源于乌克兰危机的持续冲击、美国战略重心转移及欧洲内部对“战略自主”的迫切需求，标志着欧洲安全认知从“经济优先”向“安全自主”的转变。

欧洲安全认知上的战略转变具有历史必然性。首先，外部安全威胁加剧，成为欧洲安全认知转变的直接原因。乌克兰危机加剧了欧洲的危机感。在欧盟及多数欧洲国家领导人的意识中，乌克兰危机目前的局面可能会对欧洲各国形成更大威胁；继续支持乌克兰，这场战火可能外溢，防止引火烧身的出路在于靠自己的实力武装自己。其次，和平红利的终结，成为欧洲认知转变的基础原因。二战结束后，欧洲除了自己偶有分歧外，从未有人招惹过欧洲，于是欧盟领导人认为，有北约和美国的保护伞，没人再敢招惹欧洲。于是在国防预算上表现得十分吝啬，致使军事能力不断下降。面对新的安全挑战，欧盟认识到自己军事上的短板，亟待强化军事力量以弥补安全能力缺口。再次，经济全球化与世界多极化，成为欧盟安全认知转变的深层原因。长期以来，欧美等发达国家为世界制定规则，他们占据全球产业链、价值链的顶端，尽享霸权红利。然而，随着新兴经济体的快速崛起，全球经济格局、政治格局、军事格局都在发生变化，大国竞争加剧，美欧之间的利益冲突也日渐突显，迫使欧洲不得不重新认识和定位自己的国际角色，以战略自主来保证战略利益。

这一认知转变的核心，是从依赖北约和美国的外部保护转向追求战略自主和独立防御能力。整个冷战和后冷战时代，欧洲一直处在北约和美国的安全保护之下。美欧安全体系的形成，首先是由欧洲安全需要决定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让欧洲曾经的庞大殖民帝国灰飞烟灭，在民族自决自治与主权平等的意识形态影响下，先后分化出40多个所谓的民族国家，英国、法国等欧洲大国都有称霸意愿，历史积怨难以化解，猜忌提防之心严重，绝大多数国家地盘小、人口少，根本组建不起足以保证国家安全的常备军，在那个丛林法则大行其道的地区，普遍存在着极度不安全感。而且，整个欧洲大地被战争蹂躏得断壁残垣，千疮百孔。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攫取巨大利益并崛起的美国瞅准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先是斥资实施了复兴欧洲的马歇尔计划，接着又主导组建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这一军事同盟，建立起美国遏制苏联、控制西欧、称霸世界的有力抓手。欧盟在结束乌克兰危机问题上出现的严重分歧，让欧洲深切认识到，国际安全形势变了，北约和美国靠不住，没有独立防御能力，主权将是残缺的。

欧洲安全认知上的转变，带来了三个层面的重大变化。一是战略层面上从被动到主动。在过去的70多年里，欧洲安全完全依靠北约和美国，其代价是欧洲失去战略独立性和部分国家主权的隐性让渡。“重新武装欧洲”，就是要实现战略自主，由被动安全变为主动安全。二是军事上从削减到强化。面对美国“如果不交钱，我不会保护你们”的威胁，“重新武装欧洲”，就是要改变过去军事投入上一减再减的做法，在建立“欧洲军”的同时，推动建立欧洲防务联盟，形成独立应对安全威胁的能力。三是政策层面上从依赖到自主。欧洲国家的军事装备绝大部分都依赖于美国的军工企业和军火市场，“重新武装欧洲”，就是要通过政策制定推动欧洲内部国防工业和技术领域的开发与合作，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形成相对完备的军事保障体系。

然而，欧洲实现战略自主面临的核心困境在于军事能力建设与制度协调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从现实条件来看，要构建真正有效的欧洲防务体系，需要克服经济约束、制度博弈和路径选择三重挑战。在经济层面，填补美国战略收缩留下的安全空白需要巨额投入。根据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的测算，欧洲需新增相当于30万美军的作战能力，这意味着组建约50个旅级单位，年度国防开支需增加至2500亿欧元，使平均军费占比从目前的2%提升至3.5%——4%。然而，欧洲经济增速长期低迷，2023年欧元区GDP增长率仅为0.5%，且多数成员国财政空间受限，债务占GDP比率已超过95%。在此背景下，大幅增加防务支出将挤压社会福利和公共投资，政治可行性存疑。在制度层面，欧洲安全架构的复杂性加剧了协调难度。一方面，欧盟成员国军队（总计约147万人）的指挥体系、装备标准和作战理念存在差异，整合成本高昂；另一方面，北约框架下的非欧盟成员国（如英国、挪威、土耳其）与欧盟防务机制如何兼容，仍是未解难题。更关键的是，法、德、英等大国对欧洲安全主导权的竞争，使得防务一体化的政治共识难以达成。在路径选择上，无论是建立独立欧洲军还是深化防务一体化，均面临效率边界问题。前者可能因规模不足而沦为象征性存在，或因重复建设招致大国抵制；后者则需解决成员国贡献与权益分配的公平性问题。理论上看，最可能的折中方案是有限功能的“欧洲干预倡议”式合作，但这无法从根本上改变欧洲对美国安全保障的依赖。因此，欧洲战略自主的真正瓶颈并非资源或技术，而是主权让渡的政治意愿与大国博弈的协调成本。

“重新武装欧洲”未来充满不确定性。从提升军备的技术可能性上看，要想实现欧洲的预期目标，依靠欧洲现有的军工生产能力是远远不够的，而加强军事工业短时间也不能奏效，情报网络、指挥链路的信息产业构建更非一日之功，继续从美国采购军备又有悖减少甚至摆脱依赖美国的初衷。从美国的态度上看，声称退出北约也许只是特朗普式风格的又一展现——既要继续全面控制欧洲，也要借助欧洲力量实现全球霸权，还要佯装离开北约、撤离欧洲企图以之作为提高“保护费”价码。美国退出北约要高价才是其真实意图，即使特朗普政府因谈判破裂而退出，后来者重返北约仍然是大概率事件。加上欧洲政客中众多的“美粉”，欣然接受美国重返北约同样是大概率事件。如果出现这种戏剧性反复，“重新武装欧洲”将成为一个标志历史曲折性的“烂尾工程”。

欧洲战略上的自主将是世界多极化和战略力量平衡的重大事件，以“重新武装欧洲”为标志的欧洲安全认知的转变，将成为欧盟从依赖外部保护转向自主防御的历史起点，这一转变的实现无疑会对国际安全格局产生深远影响。世界关注并期待着欧洲的新转变、新发展和新作为。

（作者系国防大学政治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