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万年时光中，回溯艺术的灵光

近代考古学在中国经百年发展，步入了快速发展时期。在过去，借助有关考古资料来系统阐明中国史前艺术的专著还不多见，《有灵：中国史前艺术》的面世，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这一空缺。近读该书，颇有感触。

美之历程

中国先民创造的最早艺术品是什么？作者敏锐指出，距今10多万年前三峡奉节人的骨雕符号，与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和商代甲骨文的记事符号具有相似性，应是汉字起源与契刻书法艺术的源头。接着，作者又根据贯穿旧石器时代的石器工艺发展历史，梳理出古人类的造型理念，讲述其如何从杂乱无章逐渐进化到规整、匀称且符合功能美学的原则。

艺术是人类审美意识的结晶，也是智力达到较高水平的体现。作者指出，文化并非孤立的现象，距今1.8万年前的北京山顶洞人墓葬出土的石、骨质钻孔装饰品，象征着先民审美意识的普及，随葬品反映原始宗教和礼仪的出现，以及敬祖观念的萌芽。接下来，在距今1万多年前，中国的阴山山脉、嘉峪关等地岩画中出现了鸵鸟、人的手形和狩猎等内容。这些岩画既是先民社会生活的再现，也是中国艺术源远流长的证据。岩画中多见手的形态，有学者推测这与先民举行某种仪式有关。令人惊异的是，在安阳殷墟博物馆中也陈列有商墓出土的铜制只手模型。在商代甲骨文中，手的象形字写作“又”，义通“祐”，即神祇之祐助也。

中国文明是古今相继的文明，作者认为，这一特征也体现在艺术方面。例如，汉代用鸟形杖头装饰拐杖——鸠杖，作为朝廷赐给长寿者的礼物。而距今1.35万年前的许昌灵井遗址，就出土了圆雕鸟形杖头饰，这也是中国抽象雕塑艺术的鼻祖。

作者在研究和介绍中国史前艺术代表性作品时，注重综合性和系统性。例如，关于古代岩画，就既介绍它们稚拙、抽象的共性特征，也论及写实主义的地区风格。书中举例，云南丽江金沙江流域的岩画，是近年发现的、风格罕见的写实作品，它与四川稻城皮洛遗址发现的阿舍利手斧文化，共同组成了早期东西方文化存在交流可能的例证。

关于中国旧石器时代晚期艺术发展的水准，作者根据河北兴隆发现的1.3万年前的骨雕线刻图案，揭示出当时已存在古典图案中常见的二方连续几何形纹样，它体现了均衡、律动、条理与反复的形式法则，这意味着先民已为后世的各种图案设计打开了广阔的空间。中国古典工艺品最常见且优秀的装饰手法可溯源至此。

距今1万至4000年前左右，中国进入新石器时代（晚期也称铜石并用时代），中国的史前艺术也逐渐进入繁荣发展的阶段。原始先民创造的艺术品体现了师法自然的特点，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陶制艺术。作者不仅介绍这些绚丽多姿的工艺品，也注重阐明作品产生的文化背景。如黄河流域仰韶文化的人面纹彩陶葫芦瓶，反映的是先民的图腾崇拜信仰（如《诗经·大雅》《生民》篇所云“绵绵瓜瓞，民之初生”）；大汶口文化的猪形陶鬶具有祈祝丰饶的含义；宝鸡北首岭类型的蓄须男性彩陶塑像是父权制偶像，意味着当时的社会性质已经由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转变。

中国史前艺术的成就集中体现在图案设计水平上。它涉及较复杂的几何数学知识，广泛应用于建筑及器物的尺度制作中。作者在介绍湘西高庙文化的陶器设计图案时，就指出其中运用了米字格骨式的装饰纹样，这是非常卓越的创造，它诞生在距今7000年前左右，从此成为中国图案构图布局最典型的范式。

史前艺术的成就及其对后世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作者在行文时往往能以小见大，如从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河姆渡文化诸遗址出土的房屋遗迹、陶屋模型中，得出四坡出檐顶、穹隆顶、两面坡顶、干栏式的木结构建筑是中国传统建筑艺术最基本的形式等结论。

值得一提的是，玉器也是中国史前艺术的重要成就之一，作者在书中对其源流做了介绍。首先“出场”的是吉林白塔双城、黑龙江饶河小南山遗址出土的玉器，时代在距今1万至9000年前左右，玉器类型有斧、凿、匕形器、环、璧、珠、玦、管等，这意味着后世玉器虽然多具有礼器的性质，最先却是由实用工具和日用装饰品发展演变而来的。作者研究史前玉器艺术的一个亮点，是用科学考古发现订正对传世玉器的误释。例如，近数十年来，湖北石家河文化遗址出土了不少精美的玉器，通过类型学比较，可知早年流散到海外的一批所谓龙山文化或商代的玉器，应是石家河文化的遗物。而且，这说明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长江文明也发展到了很高的水平，这与石家河文化、良渚文化产生规模宏大的城址是相适应的。

美之缘由

《有灵：中国史前艺术》涉及的内容是多方面的，本短文难以一一列举。笔者认为该论著的理论创新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对主要的艺术起源学说作出的综合性判断。《论语·述而》说孔子闻《韶》乐后“三月不知肉味”，说道：“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艺术的巨大社会功能，吸引着许多中外学者积极探索艺术的奥秘，包括艺术的起源问题，于是便有了艺术起源于劳动、艺术起源于巫术、艺术起源于游戏、艺术与人类起源同步等众说纷纭的观点。作者立足考古发现，认为前人的学说多有其合理成分，同时也指出，艺术的产生应当是一个漫长复杂的过程，古人类头脑中形式美感的蔚成，要到旧石器中晚期智人阶段才显现端倪，证据就是西方的阿舍利手斧和中国的大三棱尖状器的产生，它们体现了对称、均衡、规整且符合功能美学的造型特征。这一进步跨越了上百万年的时光。

二是分析归纳出中国史前艺术的象征主义风格特征及其成因和影响。中国传统艺术与西方自然主义的艺术传统明显不同，这在石器时代就有体现。在石器文化中，中国的某些地区出现了类似于西方的手斧文化（如广西百色、四川稻城皮洛），但不是主流。其原因就在于西欧盛产性脆、易于加工的各色燧石原料，能得心应手地打制出形状优美的阿舍利手斧。与之不同，中国的旧石器遗址出土的石器原料多不理想，如北京猿人的石器原料为40余种，多数是不易加工的石英，燧石极少。因此在自然环境的影响下，中国旧石器工艺就形成了质朴实用的造型风格，西方旧石器工艺则形成了追求尽善尽美的造型风格。这种文化传统也反映在其他造型艺术方面，如中国岩画与西方岩画大多风格迥异，西方岩画多属于再现性的，造型较准确，有的还使用了油彩技法，这是西方古典油画的雏形。中国阴山、阿尔泰山系等地的岩画，写实性不及欧洲史前岩画，且多用剪影式手法，具有象征主义的风格特征，它要表达的是某种意象——如希望在狩猎中能捕获野马，就在马的形象上加画巨大的手印，画弓箭对着猎物，则意味着现实中必有收获。这些岩画大多稚拙抽象，只可意会，并不追求酷似和再现。

三是提出中国史前艺术体现了浓厚的万物有灵观念。艺术是有意味的形式。作者认为中国史前艺术具有浓厚的象征主义风格特征，其象征形式的主要方面，就是表现万物有灵的观念。《左传》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祭祀礼仪是古代社会运转的轴心之一，其传统可追溯至史前时代。根据《礼记·祭法》，古先民受到自然界的恩赐，对自然界须实行报祭，他们对自然的态度就是取之、礼之、献之，山川日月、风雨云雷、祖灵及种种动植物神祇都是献礼祭祀的对象。显然，很多史前艺术品事实上都是为祭祀神灵而创作的，是神灵的象征。一件红山文化的陶塑女性裸身像是祖母神的化身；一件仰韶文化的鹰形鼎是可供祭祀的图腾神；一件石家河文化的戴冠神人玉佩饰是活人的护身符……凡此种种，都充满了象征的意味。在中国的原始宗教信仰中，祖先崇拜占有突出的地位，因此在史前陶塑艺术品中，常见实用陶器头部雕塑成人首形状，实际上也是祖神的象征。原始宗教信仰万物有灵观念的影响是深远的，例如，认为“天”有意志，人们行事应顺应“天意”与“天时”。

研究史前艺术，就如同东晋常璩所言：“资腐帛于颠墙之下，求余光于灰尘之中。”其难度不言而喻，如搜集资料要熟悉考古发现，阐释考古资料不但要掌握考古学基本方法，还需要综合运用历史学、文献学、人类学、艺术学、美学的有关知识。作者谢崇安早年毕业于四川大学考古专业，受过科学的系统训练，从事相关专业的教学与科研长达40余年，故能运用多学科的方法，在论述中尽可能做到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窃以为，该书名不称“中国史前艺术史”，就说明作者深知，考古发现和研究始终是层出不穷的，新发现往往会改变传统的认知。无疑，史前艺术的研究尚存很大的空间以及许多未解奥秘，有志者当继续努力，因为任重而道远。

（作者：罗二虎，系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中国汉画学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