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形势呼唤新理念与新倡议
由于国际政治经济和安全形势的急剧变化,各国需要加强合作,提升现有多边机制和框架的质量。发生在欧洲的地缘政治对抗引发新一轮军备竞赛,2023年7月举行的北约维尔纽斯峰会针对性、目的性和行动性更强,明确表示向乌克兰提供更大规模的军事援助。俄罗斯与美国的关系跌至冷战甚至是二战结束以来的最低谷,停止了在军控及防扩散方面的互动和接触,战略互信严重缺失,特朗普个人的好恶与外交姿态难以让两个大国消除结构性矛盾。在此背景下,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中国、俄罗斯积极探索大国间的新型合作方式,明确表示不会结成军事政治同盟,强调双方合作不针对第三方,而是要增强相互之间的互信,有效遏制安全风险,并且以此作为维持全球和地区战略平衡的重要手段。
随着世界体系的急剧变化,时代呼唤新的合作理念。到本世纪中叶,国家间的经济实力对比将发生逆转,据各大机构的预测,在世界经济前十当中,欧美国家只占有三席,美国第三,德国第九,英国第十。而中国、印度、巴西等“金砖+”国家在全球经济版图中的地位在上升。大国竞争将进入一个白热化的阶段,各自的国际合作倡议实际上都服务于战略竞争的需要,如何平衡以《联合国宪章》宗旨为代表的公认的国际法准则,与自身发展利益的关系,实际上同样决定了世界将迎来一个什么样的未来。新旧理念的竞争,关系到全球经济政治的走向,关系到各国是否能够享受到平等的发展权利。美国在特朗普再度执政以后,在霸权主义、单边主义方面走得更远,为谋求美国一国的利益不惜牺牲全球国家的整体利益,实际上还是陈旧的冷战思维作祟。
中国领导人面对复杂的全球形势,早在2013年就提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并且借助联合国以及一系列多边平台为世界发展提供“中国智慧”。习近平主席2017年1月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开幕式和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主旨演讲,都强调要坚定不移推进经济全球化,引导好经济全球化走向,打造富有活力的增长模式、开放共赢的合作模式、公正合理的治理模式、平衡普惠的发展模式,牢固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共同担当,同舟共济,共促全球发展。主张共同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伟大进程,坚持对话协商、共建共享、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绿色低碳,建设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因此,对未来的国际关系和世界体系来说,以经济和军事实力为后盾,大国的国际倡议将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左右全球格局的走向。
(二)国际关系的实践与理念创新
从近现代国际关系的历史来看,每当国际格局出现重大转变的时间节点,都会出现新旧合作理念之争,从19世纪地缘政治的“陆权说”与“海权说”,到20世纪“战争与革命”的论断,再到中国领导人在冷战结束后提出,和平与发展成为新的时代主题。国际关系理论观点的日趋多样,也与现实世界政治的纷繁复杂有直接联系,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两大流派应运而生。因此,在国际关系学科中涌现出来的各种宏观理论,都经历过一个逐步成形、接受挑战和不断自我更新,最后走向完善的过程。自由主义则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出现了理想主义流派;20世纪50-60年代,在欧洲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演化为多种流派,从不同角度对现实主义的主导地位发起挑战;20世纪70年代末,现实主义演化为新现实主义(结构现实主义),重新占据国际关系理论的高峰;而到70-80年代,国际机制和国际制度理论被引入,用来分析国际合作。
当今的世界体系初步形成于16-19世纪,经历了20世纪的巨变,冷战后曾迎来一个相对稳定期,出现“一超多强”格局,发达国家仍然占据政治、经济甚至文化上的绝对领先地位,形成“中心—外围”理论、依附论等理论流派。美国学者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总结出了系统的世界体系论,即“中心—半边缘—边缘”三层结构,不同地区承担不同的经济角色,获得不平等的收益;受周期性节律和长期趋势的影响,中心国和边缘国圈层位置发生转移,最终引发体系的结构性危机而让位于后继体系。虽然他看到了世界体系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但难以跳出以发达国家为中心的研究视角。
乌克兰危机的爆发,进一步印证了传统理念当中存在的缺陷,难以真正帮助地区乃至全球走出治理困境对于国际关系理论创新而言,国际形势的变化为激发创新理论和完善现有理论提供了经验基础。剧烈的转型、激化的冲突、国家间关系的深刻调整等都会激发理论上的思考和创新。每当世界陷入一场波及甚广的战乱或进入一个重要的转型期,都会迫使人们思考背后的原因以及未来的发展方向,新的倡议就会被提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联合国的成立和联合国宪章的制定,冷战结束后国际关系理论的多元发展,都是典型的例子。由于遭遇的问题和挑战非常复杂、严峻,人类社会在频繁“试错”的过程中,都尝试做出合理的解释和参考,拿出解决问题的办法,离不开理念的先行。
(三)地区命运共同体与上合组织新定位
近年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多次在国际重大会议中提到要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地区命运共同体,在国际社会引起强烈反响和关注。从“迈向亚洲命运共同体”,到“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再到携手共建更加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新的外交理念通过一个频繁出现的话语表述体现出来,不仅表现出中国对周边外交的特别重视,而且要推动地区合作达到一个新水平,努力向一个更高的层次和目标携手前行。2015年9月28日,习近平主席在出席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首次全面系统地阐述中国的“命运共同体”理念,并以符合历史和时代发展潮流的宏大视野审视世界、亚洲和中国,呼吁各国以合作谋发展,共同开创世界新的未来,进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在构建地区命运共同体的实践过程中,上合组织又是一个先行者,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就。第一,倡导以对话解决争端、以协商化解分歧。积极建设伙伴关系,走出一条“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与国交往新路;第二,倡导大小国家一律平等,找到正确相处之道。大国之间相处,要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大国与小国相处,要平等相待,践行正确义利观;第三,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携手迈向命运共同体。中国领导人提出的很多重要国际倡议都是在上合组织峰会或是与成员国的交往中提出的,并且很快得到积极回应和践行,是对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的超越和创新,也将对未来国际关系的发展产生重要和深远的影响。
随着中国外交的战略调整,上合组织的功能定位也出现明显变化,开始更多关注地区乃至全球治理问题,要推动形成一个全新的治理方式,替代传统的西方主导的治理体系。有效的治理既是多层次的,也是多领域的,上合组织一方面准备在地区以及双边层面,通过与更多的国家构建战略伙伴关系来强化命运共同体意识;另一方面也要兼顾不同领域合作的横向扩展,体现自己独特的协调功能,同时照顾到垂直的不同治理层次的沟通。
要构建地区国家命运共同体,就要改变传统国际关系中的功利主义思维,破解那些不利于各国实现共同发展的狭隘做法和杂音。“命运共同体”理念旨在确保全球政治、经济、科技和社会实现有序、繁荣发展,有效应对治理赤字。全球安全的目标必须通过国际组织的管理功能“足够增加”才能实现,时代赋予了上合组织新的历史使命。
(四)上合组织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
上合组织有可能成为新的地区乃至全球治理体系的最重要支撑,因为它能够不断创新合作理念,根据地区实际调整自己的合作目标,同时还和许多重要的国际组织、多边机制建立起密切的联系,推动涉及各个领域的合作,成员国在地区问题上能够充分沟通,在国际舞台上能够相互支持,合作的层次越来越丰富,具备深度参与完善地区治理体系的条件。但在完成一系列扩员以后,面对复杂的地区和国际局势,在治理层面面临的挑战增多,合作实践受到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干扰,需要就一些各方都感兴趣的优先领域形成长远的合作规划,同时在上合组织框架内推动比较灵活的“小多边”或双边合作,为广泛的地区合作创造条件。
地区治理是全球治理的组成部分,也是实现全球治理的基础。地区治理强调“地区主义”,要求从地区整体的视角来观察、思考和处理政治、经济、社会进程中的问题,表现形式为基于地区整体利益的磋商与合作。实践当中的地区治理一般可以分成两类:一是有明确目标、机制保障和“路线图”的合作;二是包容性强的对话平台,没有清晰的目标,只是比较宽泛的地区国家合作。上合组织正在朝着第一类努力,但有时也具有第二类的特征,说明作为区域组织要发挥治理功能,还需要做好相应的制度安排和制度建设。地区治理有自己的优势,比如参与国地理位置相邻或相近,政治、经济、安全、文化上的相互依存或关联程度较高,经常面对相同或相似的内外挑战。这种情况下有可能建立一种各方都能接受的合作架构与秩序,来自协调相互关系,因此地区治理也是多边主义原则在地区层面的深度实践。
上合组织参与完善全球治理,在功能设计上要有所调整和准备:首先是要增强地区国家的互信,尊重彼此的制度和文化差异;其次是要形成相互依存、共同发展的伙伴关系网络,利用具有战略性质的双边和多边合作,提升地区国家间合作的水平;第三是要确定公认的规则和制度框架,形成各种推动多边合作的有效机制。中国领导人在上合组织框架内提出新的全球倡议,深耕成员国民间友好的土壤,形成各个重点方向的多边合作机制和伙伴关系网络,丰富合作的内涵,为构建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开放包容的新型国际关系发挥引领和示范作用。地区治理能否取得成功的重要标志之一,在于多边合作能否真正造福各国人民,能否真正实现地区国家的共同繁荣。
结语
中国提出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主张,并且以此作为新时代中国外交的总目标,不仅是指导中国对外交往的最核心原则,也反映了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心声,符合这些国家的长远利益,代表了不可逆转的时代发展潮流和趋势。而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则是在地区层面践行“中国方案”“中国智慧”的良好尝试。上合组织是冷战后成立的新型区域合作机制,积极推动成员国在政治、经济、安全和人文领域开展多边合作,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果,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上合组织的灵魂是“上海精神”,其基本理念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原则一脉相承,反映了中国外交的和平性、时代性、开放性以及继承性,强调通过建立伙伴关系和实现合作共赢,在此基础上实现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长远目标。
70年前在万隆会议上,中方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曾经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赞誉。新的全球治理观也与这个原则一脉相承。通过完善全球治理体系,确立一种开放、合作的新型国际关系模式,让各国能够平等参与,发挥自己的优势,实现共同发展。二战后的国际秩序,是以追求和平为核心价值,当前全球治理体系的构建,则应该以服务于发展为主要目标。反对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推动塑造开放型世界经济;重视数字赋能与创新驱动,带动世界经济提质增效,帮助发展中国家和弱势群体融入数字化浪潮;构建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完善。
中国领导人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之后,又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不断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并且与上合组织成员国和“全球南方”国家加强互动,为践行新型全球治理观提供可行的实现路径。上合组织已经是世界上面积最大、人口最多、横跨欧亚的超大区域组织,是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的积极倡导者。在区域治理方面,上合组织通过凝聚共识,坚持开放的原则,不同于西方国家占据主导地位的强制型秩序,要推动形成一种开放型、合作型秩序。在全球性治理机制处于“失能”状态时,类似于上合组织这样更具代表性、更具活力的多边机制便具有了全球影响力。治理的目标是实现发展,2020年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上提出构建发展共同体,强调大家一起发展才是真发展,可持续发展才是好发展。2021年9月习近平主席又明确提出构建全球发展命运共同体。中国接任轮值主席国以后启动上合组织的“可持续发展年”,都有助于进一步落实新的全球治理倡议,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责任编辑:李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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