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合组织天津峰会看构建全球治理体系（2）

（四）在全球治理体系的构建中发挥更大作用

上合组织扩员后已经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实力雄厚的综合性区域组织，地理上横跨欧亚，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影响力持续提升。上合组织与联合国、独联体、欧亚经济联盟、亚信会议、东盟等建立密切联系，在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上秉持客观公正立场，坚决维护多边主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树立起坚守公道公平公正的积极形象。2021年，上合组织庆祝成立20周年的杜尚别峰会在宣言中特别强调，成员国倡导在公认的国际法准则，多边主义，平等、共同、不可分割、综合、合作、可持续安全，反对冲突和对抗，以及全球和地区安全与稳定基础上构建多极化世界秩序。各方重申，倡议推动构建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形成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理念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宣言进一步表示，成员国愿进一步加强政策沟通、安全合作、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共同构建和平、安全、繁荣、清洁的世界。

在俄乌冲突长期化的背景下，随着大国地缘政治对抗日益升级，一些全球性的挑战和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受到无视，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安全威胁增多，上合组织有针对性地发出呼声。在2022年9月的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上通过的《撒马尔罕宣言》强调，全球气候变化和新冠肺炎疫情持续蔓延对经济增长、社会福祉、粮食安全以及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落实构成新的挑战。为此，亟待采取新的办法，以促进更加公正有效的国际合作，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成员国在当前国际和地区问题上立场相近或相同，重申坚持以公认的国际法原则，多边主义，平等、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安全，文化文明多样性为基础，在联合国中心协调作用下通过各国间平等互利合作，构建更具代表性、更加民主公正的多极世界秩序。国际格局的新变化，其标志之一就是新兴市场国家和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快速兴起，尽管经历了一些波折，但以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机制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预示着未来的全球治理格局中不可能是美国及西方“独大”。

在2024年7月的上合组织阿斯塔纳峰会上，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强调要为消除“四大赤字”贡献上海合作组织力量，发出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合作不要对抗、要公正不要霸权的新时代强音。峰会发表的《宣言》强调，上合组织应在推动巩固全面和平、安全与稳定，构建民主、公正的国际政治经济新格局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为此，成员国通过《上合组织关于各国团结共促世界公正、和睦、发展的倡议》，体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全球视野，提出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推动对话，深化国与国之间友好关系和互利经济合作，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并建议国际社会共同参与。

二、国际力量格局变化中的上海合作组织

当今世界正处于新旧格局转换的重要时期，一方面，美国“一超独大”的局面短期内难以改变，另一方面新兴市场国家群体性崛起，在各个领域开始发挥独特作用，推动国际政治格局、经济格局、安全格局发生大调整，在某些方面新兴国家甚至可以与传统力量分庭抗礼，而且未来这一趋势进一步加强。由于经济和科技的竞争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发达国家还是占有较明显的优势，导致格局转化持续的时间更长，甚至出现不同领域的力量对比关系变化不同步的新态势。比如经济格局可能率先发生变化，新兴经济体占有国际市场的份额显著增加；安全格局因为军事实力和军事装备、技术的对比短期内难以发生重大改变，会持续更长的一段时间；文化格局也由于现代传播手段和对大众媒体的把控导致西方占有绝对优势，但其价值观的影响力在下降，文明多样化趋势在增强，文化领域的斗争和博弈日趋尖锐。俄乌冲突背景下，多极化体系逐步演化为集团化、阵营化的趋势，美国及其领导的西方试图重新获得国际事务的主导权。

（一）全球经济格局多极化将更加明显

随着特朗普2.0时期美国对中国及其他国家发起关税战，同时西方依旧借俄乌冲突全面制裁俄罗斯，引发了新一轮全球范围的经济震荡。虽然世界经济格局中发达国家依然占据主导地位，但其在全球经济格局中的比重已经在逐渐下降；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亚洲的大国中国和印度所占份额逐步扩大。加上乌克兰危机爆发后西方对俄罗斯的能源禁运，导致欧洲经济面临严峻考验，世界经济的核心正在逐渐重回亚洲。

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蔓延，给世界经济的发展造成很大冲击。后疫情时代各国经济走势也有明显差异，有的较短时间内摆脱了不利影响，迎来快速反弹，有的则跌入低谷，长期在低速增长的水平上徘徊。未来一个时期全球经济格局的多极化趋势依然明显，大国地缘政治博弈的升级也给世界经济的增长带来巨大挑战。

随着新兴经济体的快速崛起，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稳步提升。从经济增速来看，部分亚洲和非洲国家有可能成为新的领跑者。预计到2035年，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总量将超过发达国家，在全球经济和投资中的所占比重将可能接近60%。全球经济增长的重心会从欧美再度转移到亚洲，并带动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整体发展，但西方特别是美国要借遏制中、俄两国的崛起维持自己的经济霸权，甚至不惜打造新的“平行体系”，再度筑起技术藩篱，阻止新兴经济体的崛起。根据美联储的预测，美国长期的GDP增长率只能保持在约2%的水平上，但其在金融和科技领域的垄断地位不易撼动，仍会较长时间内保持“一超”的国际格局。同时，中国也将保持战略定力，向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稳步迈进，有望若干年后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

同样作为西方国家的传统大国，欧洲、日本虽然还是全球重要的经济体，但实力和影响将有所下降，前者因俄乌冲突的延宕将遭遇经济“寒冬”，下降幅度更大，后者因为追随美国的外交政策，可能逐步失去中国的大市场。根据测算，大概只需要10年，世界上最大的七个经济体就可能只剩下一个欧洲国家（德国），欧盟作为一个整体，因为深陷地缘政治旋涡可能出现内部的分化。日本经济未来增速将长期保持低位，2035年日本经济排名预计会下降到第五位左右。当前从经济总量看，美国、中国和欧盟还是世界的三大经济体，在全球经济格局中举足轻重，在不同的领域各有优势，美国的综合实力依旧占优。乌克兰危机带来的持久影响不断“外溢”，在经济上造成的后果是欧盟受到严重削弱，给了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大国提升经济地位的契机。

（二）国际安全格局将经历重大的变革

受美国全球战略调整和地区冲突持续升级的影响，大国战略竞争甚至对抗在加剧。国际安全格局的演变动力更加复杂多元，传统安全的挑战上升，俄罗斯和北约的正面对抗导致世界面临滑向一场大战的现实危险；与此同时，非传统安全的威胁依然严峻。长期以来，国际安全格局在很大程度上是延续冷战时期的两极体系，只不过美国领导的北约成为影响国际安全的最重要力量，而俄罗斯作为苏联的继承国地位和影响下降，但美俄竞争和对抗仍然是左右国际安全格局的重要因素。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特别军事行动”后，美、欧全方位加大对乌克兰军事支持和援助的力度，形成冷战后的一场旷日持久的“热战”，美国及北约还把俄罗斯、中国都作为对手，北约准备“亚太化”以及美国强化针对中国的军事安全同盟，使国际安全形势空前复杂，随着参与其中的各种行为体越来越多，导致二战后形成的国际安全体系出现从根本上重构的趋势。

一是美国领导的联盟体系随着其政策调整出现动摇和分化。特朗普2.0时期继续其“美国优先”的政策并且变本加厉，与欧洲的矛盾显性化，关税战也遭到部分西方盟友的明确抵制，导致美国领导的大西洋联盟体系遭受冲击，但通过对俄罗斯施压成功已经使北约“复活”，美国在亚洲没有放弃实施新版“印太战略”，在强化美日澳同盟的同时，积极插手中东事务，继续加强自己的战略布局，巩固霸权地位。

二是俄罗斯与西方由战略竞争变成在乌克兰的直接对抗。特朗普虽然表示要改善对俄关系并不断加强俄美间的互动，但美国对俄罗斯的制裁并未松动，对普京提出的彻底消除乌克兰危机的“根源”没有实际回应，主导的所谓俄乌和谈没有多少进展，俄乌冲突仍在持续。欧洲坚持原来的反俄援乌立场，继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装备和财政援助，冲突升级、外溢的可能性依然没有消除，随着欧洲的重新武装及与俄罗斯的对抗进一步加剧，将从根本上动摇现有的国际安全体系。

三是中美战略竞争加剧且影响增强。随着中美两国经济实力差距的缩小，美国对华战略施压的意图越来越明确，双方的竞争已经从经济领域延伸到安全领域。美国在2022年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当中把中国作为“优先考虑的、唯一的全球竞争对手”，丝毫不掩饰把遏制中国作为“头等重要的任务”。美国还借台湾问题、新疆问题等大做文章；拉日本、印度、澳大利亚搞所谓的“四边安全对话”机制，试图打造联合制华的局面；特朗普对华“关税战”导致双边关系进一步恶化，中美之间存在全面脱钩的现实风险。

（三）国际变局呈现的新特征

今天世界所处的国际大变局，对于发展中大国和新兴市场国家来说，是前所未有的挑战，同时也是它们发挥后发国家集团优势的良机。首先，“变局”体现在新兴大国所扮演国际角色的调整。随着经济实力的增长，它们注定要和西方的传统强国一较高低，要拥有更多的国际话语权和参与制定国际规则的权利；其次，“变局”体现在国际竞争在更广泛的领域和空间展开，特别是大国之间的争端和博弈可能造成的影响是全球性的，任何一个国家在面对世界性危机时都难以独善其身；第三，“变局”体现在科技进步重构世界经济版图，从互联网到大数据，从信息化到自动化，高科技领域的不断取得突破给国际经济关系带来新的变量；第四，“变局”体现在国际体系的新旧更替，包括二战之后形成的国际货币体系，也包括冷战后才重建的世界贸易体系；第五，“变局”体现在对于广大“全球南方”来说国家体制和发展道路有了更多的选择。西方模式“独领风骚”、美国一家独大受到“多样化”“多极化”的强烈冲击，世界的面貌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随着俄乌冲突的长期化，可能产生各种各样的“外溢”效应，能源危机、粮食危机和高通胀已经波及各国，单边制裁、长臂管辖以及阵营对抗严重威胁着疫情过后世界经济贸易的复苏和发展；美国拼凑所谓的“芯片”联盟高筑技术壁垒，破坏了全球市场的开放格局；世界经济增长的内生动能遭到人为破坏；发达国家内部的力量分化以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矛盾都在加剧，给实现正常的全球经济治理增加了难度。

国际格局进入了新一轮的剧烈调整阶段，具体表现在：一是新旧矛盾交织发酵。新冠疫情过后全球经济不仅没有实现期待中的强劲复苏，反而面临新一轮衰退的现实威胁；二是地缘政治对抗升级。美国主导了针对俄罗斯的围堵，同时不放弃打压中国，导致大国竞争和地缘政治矛盾进一步激化；三是多边贸易体制面临挑战。世界贸易组织的沟通和协调作用被消解，意味着全球经贸往来的不规范、不平等的问题更加突出；四是技术壁垒更趋严重。美国不断地针对竞争对手加强技术封锁，影响了新技术的应用和普及，不利于全球经济发展；五是国际安全风险增大。随着美、欧对乌克兰危机的介入加深，俄罗斯对抗西方的态势已经形成；六是全球治理的制度构建严重滞后，国际合作遭遇困境，多边机制面临新的挑战。

（四）国际变局对上合组织的影响

上合组织成立伊始，就明确了开放的原则，强调合作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形成了以“上海精神”为核心的一系列全新的合作规范与原则，经受住了国际形势变化的考验。上合组织已经拥有10个成员国、17个对话伙伴，参与的行为体很多，且地理位置、资源禀赋、国家实力差别巨大，面临完善内部机制和提升行动能力的现实问题。变局当中不同行为体较以往更加缺少包容与合作，短期内在地区治理问题上难以达成广泛共识，形成必要的合力。因此，时代需要一种新的理念，来促使各国弥合矛盾，尽快走出动荡的时期，实现共同发展。中国领导人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反映了世界各国共同的期盼，因此得到了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很多国际组织的高度认可。

全球变局当中不同的领域、不同的层次都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任何地区、任何国家都不能独善其身。在全球治理机构趋于“隐身”的情况下，地区合作就显得更加重要，也必须承担起更多的治理责任。由于各种多边合作进程以及各国的外交政策也都在调整当中，相应的区域组织也需要在目标上、功能上做出适当的改变，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能够在全球和地区治理中扮演同时角色。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些全球和地区的大国试图主导多边议程，掌握规则制定的主动权，“中等强国”的数量增多，在地区事务中更加活跃，包括上合组织在内的各种区域机制，都受到程度不同的冲击，要避免出现凝聚力和号召力下降的趋势。

对上海合作组织的影响有积极的一面，即：成员国希望借助地区合作成为更加强大的国际力量，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现实创造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地区行为体联合自强的主观意愿在提升，利益基础在扩大，传统的霸权国家内部的问题增多，对外干预能力下降，也为上合组织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同时，也有消极的一面，即：成员国承受的国际压力增大，变量增多，各方对多极化进程中自身的角色定位也有不同的理解，在地区内部甚至形成了某种竞争、对抗和相互制约的关系。另外，传统的区域合作模式在新形势下难以维系，自由贸易安排受到“关税战”的影响，产业链、供应链的重构，也使仅靠经济互补关系充实地区治理机制的物质基础更为困难，要开展有效的区域合作，不得不寻找新的合作方式与实践路径。

三、合作理念创新与上合组织发展

百年变局背景下的世界面貌正在发生巨大变化，多极化的趋势更加明显，大国博弈呈现新的特征，国际竞争进入很多新领域。从传统的军事、政治转到太空、网络、规则、话语权之争，各种新的重要外交倡议不断出现，代表了不同的国际合作理念，甚至相互对冲，反映出大国博弈的新特征。在乌克兰危机背景下俄罗斯与美国、欧洲的全面对抗加剧了国际体系的重构，体系之争也体现为不同理念的竞争。随着各种多边机制和平台的增多，后疫情时代对话与磋商的方式更为多样，各国领导人经常要参加各种各样的多边国际活动，都非常重视在地区和国际治理方面提出有针对性的合作倡议，以期能够发挥引领作用，实现本国的战略利益和长远目标，提升国际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