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辟了中华民族“自觉史”上的“新纪元”

什么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各族人民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这当中“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就是在抗战时期尤其是全民族抗战时期形成的，而中国共产党在其中起到了强有力的推动作用。

中国共产党与“中华民族”概念的学理性研究

中国共产党人中最早对“中华民族”进行学理性研究、论述中华民族与各民族关系的，是时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兼秘书长的杨松。1938年8月—10月，亦即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召开前后，杨松在中共中央马列学院开设系列讲座，对“中华民族”“民族建国”“民族自决”等一系列重大的民族理论问题进行了研究和讨论。这也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党的领导干部第一次就一系列重大的民族理论问题进行理论阐述，它对民主革命时期中共民族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产生过重要影响。

受斯大林民族定义的影响，杨松在《论民族》一文中认为，中华民族也是一个近代民族，具有近代民族的一切特征：第一，有共同的民族语言——“中国语及中国文”；第二，有共同的活动地域——“中国是中国人的领土”；第三，有共同的经济生活——中国虽然还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经济发展不平衡，但资本主义已有相当的发展，“国内铁路、内河及沿海航路、公路、航空、邮政”等新式交通工具“已把中国各地大致上在经济上连起来”；第四，有共同的文化心理——“中国人具有自己特有的民族性、民族文化、民族风俗、习惯等等”，其“民族文化已有四五千年的历史”。

尽管受斯大林对民族定义的影响，杨松认为中华民族是一个近代民族，而没有认识到早在古代中华民族即已形成。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后，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重大命题的指引下，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民族理论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起来，研究和解决中国的民族问题，其成果之一便是毛泽东于1939年12月发表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它对于我们理解中国的民族问题、认识中华民族“有着直接的指导意义”。毛泽东指出，“中国是一个由多数民族结合而成的拥有广大人口的国家”，有“四亿五千万人口”，其人口数占世界人口数的四分之一，在这四亿五千万人口中，除占人口总数“十分之九以上”的汉人外，“还有蒙人、回人、藏人、维吾尔人、苗人、彝人、壮人、仲家人、朝鲜人等，共有数十种少数民族，虽然文化发展的程度不同，但是都已有长久的历史”，他们和汉族一起组成了中华民族。从此，毛泽东所提出的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除主体民族汉族外，还有“数十种少数民族”，中华民族便是由汉族和这“数十种少数民族”组成的民族共同体这一重要论述，就成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基本共识。这是毛泽东对“中华民族”最全面和最权威的论述，也是自党成立以来党的最高领导人对“中华民族”最全面和最权威的论述。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观念的最终形成和确立。

中国共产党加强宣传和教育，推动共同体意识的形成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在屠杀、烧抢和掠夺中国人民的时候，并没有汉族、满族、蒙古族、藏族、回族、苗族等民族的区分，这正如东北沦亡之后流行的歌曲《流亡三部曲》中所唱到的那样，“说什么你的我的，分什么穷的富的，敌人打来，炮毁枪伤，到头来都是一样”。对此，中国共产党加强宣传和教育，强调各民族都面临日本侵略者的屠杀、烧抢和掠夺，都面临亡国灭种的现实危险，推动了中华民族是一个共同体这种意识的形成。

1935年，由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起草的《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强调，自九一八事变以来，“我国家、我民族已处在千钧一发的生死关头”，“亡国灭种大祸迫在眉睫”，而“中国是我们的祖国，中国民族就是我们全体同胞”，它既包括汉族，也包括“蒙、回、韩、藏、苗、瑶、黎、番等”各少数民族。因此，亡国灭种是作为“全体同胞”的各民族共同面临的现实危险。这年12月25日，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强调，日本帝国主义继并吞了东三省和整个华北之后，现在又“准备并吞全中国”，要把中国从各帝国主义共管的“半殖民地”变成它“独占的殖民地”，因此面临“亡国灭种的大祸”的不是某一个或几个民族，而是组成“中华民族”的各个民族。

七七事变后，尤其是1939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作出关于“中华民族”的重要论述后，中国共产党除继续宣传各族人民都面临着日本侵略者的屠杀、烧抢和掠夺，都面临着亡国灭种的现实危险外，更加强调了组成中华民族的各民族命运的一致性。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发表的社论《实行正确的民族政策》指出，“在日寇侵略之下，国内各民族的命运是完全一致的”，生则同生，死则同死，存则同存，亡则同亡，因此，国内各民族应该团结起来，共同抗日，“如不团结抗日，则‘破巢之下’，都难免要变为日寇的奴隶”。

1937年4月，因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而开始商讨合作抗日的国共两党为了进一步表达合作抗日的愿望，举办了共祭黄帝陵的活动。毛泽东为活动起草的《祭黄帝陵文》称：“赫赫始祖，吾华肇造……建此伟业，雄立东方……各党各界，团结坚固。不论军民，不分贫富。民族阵线，救国良方。四万万众，坚决抵抗。”

全民族抗战局面对于共同体意识的形成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937年七七事变后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第一次向“全中国的同胞们”明确发出了“全民族实行抗战”的伟大号召：“全中国的同胞们！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该通电要求“全国上下应该立刻放弃任何与日寇和平苟安的希望与估计”，“用全力援助神圣的抗日自卫战争”。此后，“全民族抗战”开始成为中共中央及领导人的常用语。

1937年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冯家村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即洛川会议），会议正式确定了“全面的全民族抗战”路线。会议通过的《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指出，以“7月7日卢沟桥的抗战”为起点，“中国的政治形势”已发生根本变化，“开始了一个新阶段”，“这一新阶段内的最中心的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彻底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而“争取抗战胜利的中心关键”，是“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因为，“只有这种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才能使抗战得到最后胜利”。

所谓“全面的全民族抗战”，也就是全国人民，即所有中华儿女，不分党派，不分阶级，不分民族，都要积极地加入到抗日斗争中去，正如中国共产党号召的那样，“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为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抗战也不仅仅是军事的抗战，还是政治、经济、外交、教育等各方面的抗战。

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积极推动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起来，国内的各个政党、各个阶级，组成中华民族的各个民族都投入到了抗日战争中，并为抗战的全面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在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真正实现了“全民族抗战”。“全民族抗战”局面的形成，对于由各民族组成的中华民族是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意识的形成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进入“全民族抗战”后，晏阳初在《农民抗敌的发动》一文中，把“全民族抗战”局面的形成，比喻为“像新婴儿从母体分割下来的时候一样，很痛苦，但也很光荣地写出中国民族史的第一章”，开辟了中华民族“自觉史”上的“一个空前的新纪元”。各族人民正是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中所产生的“要死大家死，要活大家活”“生则同生，死则同死；存则同存，亡则同亡”之理念的基础上，形成了由各民族组成的中华民族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意识。

人们常说，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华民族复兴的转折点，而奠定这一转折点之基础的，便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大力推动下，形成的中华民族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意识。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首批“长城学者”、湖南师范大学国家民委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基地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