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享亚洲智慧凝聚治理共识

深秋的邕城南宁，朱槿绽艳、绿意未减，暖阳映照着邕江两岸。11月3日，以“国家治理与亚洲文明”为主题的中国——东盟行政院校和智库研讨会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举办。来自中央和国家机关、广西壮族自治区有关部门代表，党校（行政学院）系统、智库、研究机构和高校专家学者，以及约100名东盟国家的政要、政府官员、行政院校和智库以及研究机构的代表参加研讨会。

在开幕会主题发言环节，与会外国嘉宾高度评价中国在国家、地区及全球治理中积极贡献智慧力量，并表示此次研讨会是落实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成果，推进中国——东盟行政院校和智库合作网络建设，深化中国与东盟国家在治国理政等领域开展学习交流、培训合作的有力举措，为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广泛思想共识和有力智力支撑。此次研讨会还同步举办了“国家治理与亚洲社会”“数智时代与国家治理效能建设”“区域开放合作与可持续发展”“全球治理、地区治理与亚洲方式”4场平行会议，与会中外嘉宾就亚洲社会进一步推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数智赋能国家治理、构建中国——东盟更高水平的区域协作框架、增强亚洲文明自觉等方面问题探讨交流。国家行政学院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院长谢春涛会见与会代表、出席开幕会并发表主旨演讲，广西壮族自治区主席韦韬会见与会代表，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主席孙大伟出席开幕会并致辞，国家行政学院副院长李文堂出席会议并在闭幕式上总结讲话。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广西行政学院院长王心富出席并主持开幕会和闭幕式。全体与会代表齐聚一堂，通过深入的思想碰撞与文明对话，共同梳理亚洲经验、汇聚亚洲智慧，进一步织密民心相通纽带，共绘亚洲繁荣发展新图景。

亚洲文明复兴与治理价值重塑

当西方治理模式在理性与人性、法治与德治的割裂中日益显露其局限，全球视野正重新聚焦东方智慧。亚洲数千年积淀的哲学与伦理绝非尘封的遗产，而是应对当代治理困境的活水源泉。从儒家“和而不同”的相处之道到东盟协商一致的实践原则，这些蕴含平衡、和谐与包容的古老智慧，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关键时刻，为构建更加公正、合理且可持续的现代治理体系提供独特根基。亚洲文明的复兴展现出人文与现代并重、合理与高效统一的治理特质，开创了精神文明调节物质文明、权力以道德智慧为指导、创新以仁爱为滋养的新范式。面对世界的动荡变迁，亚洲方式所秉持的共识精神、多样性尊重与对话机制，已成为维护稳定与繁荣的有效途径。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亚洲各国正持续激活自身文明基因，推动传统智慧与现代治理的深度融合，为人类文明进步贡献独具东方智慧的解决方案。

“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互通互融，是人类政治文明的重要体现。”谢春涛在主旨演讲中表示，2024年召开的第27次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提出探索建立中国——东盟行政院校和智库合作网络，刚刚召开的第28次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再次强调要用好中国——东盟行政院校和智库合作网络。这次研讨会是落实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成果的重要举措，旨在持续增进中国同东盟各国友谊，构建交流对话、能力建设和联合研究平台。谢春涛讲到，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把领导制定实施发展规划作为治国理政的重要方式，形成了长短结合、上下衔接、功能互补的战略与规划体系，有效实现了政策连续性和阶段性的统一，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个重要的政治优势。近年来，中国持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努力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国家行政学院期待与东盟各国行政院校和智库开展更为深入的合作，共同搭建亚洲文明互学互鉴桥梁，共同为推动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贡献智慧和力量。

“中国——东盟行政院校和智库研讨会的召开，从智库交流合作层面延续了中国高度重视周边外交方针与东盟国家高频互动的良好传统。”孙大伟在致辞中表示，中国与东盟国家山水相连、人文相通，友好交往源远流长。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东盟各国元首战略指引下，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深化，已成为亚太区域合作中最为成功和最具活力的典范之一。广西是中国与东盟陆海相邻的省份，打开门就是越南，走两步就到东盟。广西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和中国政府的部署要求，不断深化与东盟国家友好交流合作，高层互动频繁，助力夯实中国——东盟政治互信，经贸合作深化拓展，助力夯实中国——东盟合作经济基础，人文交流日益加深，助力夯实中国——东盟合作民意基础。未来要进一步加强智库合作交流，深化人工智能合作，积极促进民心相通，持续服务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

印度尼西亚国家行政学院执行院长穆罕默德·陶菲克提出，亚洲的崛起不仅是经济现象，更是文明愿景的复兴。他倡议成立“亚洲文化联盟”，推动教育、媒体与跨文化合作，展现基于古老智慧的现代亚洲身份。印尼的“异中求同”格言、坚固的“潘查希拉”五原则，以及数百年族群、宗教、岛屿间和谐共处的经验，证明了亚洲文明包容多元的强大生命力。

越共中央委员、越南胡志明国家政治学院常务副院长段明训指出，曾被视为现代化典范的西方治理模式，正面临理性与人性脱节、法治脱离德治、增长与公平失衡等多重困境。在技术能力极致发展的同时，世界遭遇信任危机、精神价值断裂与心灵分裂的挑战。而植根于数千年积淀的亚洲文明，正作为知识源泉实现复兴。这种复兴不仅是对东方精神根源的回归，更是人类调整现代世界失衡状态的自然需求，致力于重建理性与情感、规则与伦理、发展速度与文化深度的和谐关系。亚洲智慧中“慈悲”“智慧”“向善”的领导准则，顺应自然的系统思维，以公正诚信为核心的权力尺度，为塑造明智公共领导和创新治理模式提供了深厚滋养。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原副部长、中国人民争取和平与裁军协会原副会长于洪君强调，中国与东南亚各国同属“全球南方”，拥有相同或相近的文化底蕴。亚洲文明的互鉴必须融入人类社会文明互鉴的历史大潮，通过政府、议会、政党、智库、高校等多层面的常态化交流对话，助力各国发展与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东方智慧。

菲律宾公共政策智库StratSearch基金会执行董事克拉丽塔·蕾耶斯·卡洛斯高度认可亚洲文明中“人类精神至高无上”的核心信念。她指出，在应对地缘政治变迁、科技革命冲击、人口老龄化等全球性挑战时，亚洲国家的优势在于根深蒂固的永恒价值观与信仰。中国改革开放40余年让8.5亿多人脱贫的伟大成就，正是亚洲治理模式有效性的生动体现。

马来西亚拉曼大学副校长、资深教授钟志强阐释了亚洲治理哲学的独特文明根源。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佛教“众生平等”、伊斯兰教“和合共生”、道家“无为而治”，皆体现“以德服人”“以和为贵”的治国理念。与西方重“法理与契约”的治理传统不同，亚洲文明更重“道义与关系”，强调共情、互信与社会和谐。这种智慧在现代语境中转化为“协商一致、尊重主权、不干涉内政”的区域治理文化，即“亚洲方式”。

柬埔寨皇家行政学院副院长索力·范波克表示，柬埔寨政府在“五角战略”中将治理改革作为核心，强调公共部门的透明度、问责制与服务精神。这一改革路径深深植根于亚洲文明中以人为本、注重集体利益的价值取向，通过择优录用公务员、加强机构能力建设、实施绩效激励制度等举措，确保公共行政服务可靠、透明、高效。

缅甸联邦公务员委员会国家公务员培训学院（上缅甸）院长觉索强调，在亚洲社会，一个国家的社会结构和文明传统是成功治理的基础。从贡榜王朝以佛教为基础的皇家议会，到殖民官僚体制，再到独立后的议会民主制，缅甸的治理体系始终将传统伦理与现代行政结构相结合。东盟数十年来坚持的协商、共识与互不干涉治理方式，既确保了地区和平与合作，也体现了中国“和而不同”的哲学智慧。这种智慧提醒我们，亚洲真正的团结源于对多样性的尊重，各国可以保持不同政治制度和文化，同时共同致力于和平与繁荣。

数智时代的国家治理变革与亚洲社会的人本治理

人工智能技术的迅猛迭代正深刻重塑人类社会，将全球治理推向历史性转折点。在这场变革中，一个命题愈发凸显其价值，即技术革命的终极目标不应是追求极致效率，而应服务于人的福祉与尊严。植根于“对人类精神至高无上”的信念，亚洲治理智慧认为，数智时代的治理变革绝不能沦为冰冷的技术替代，而必须是一场以人本主义为灵魂的效能革新。这要求构建透明、互动、参与的治理体系，在区域合作中共同应对网络安全、数字鸿沟等挑战，让技术真正成为提升公民生活质量的强大引擎。中国与东盟应把握时代机遇，携手共建网络安全框架，打造包容负责的领导力协作平台，在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领域深化合作，确保技术创新始终沿着造福人类的方向前进，使数智时代的治理既高效便捷，又充满人文温度。

新加坡总理公署公共服务署国际事务司司长、新加坡公共服务学院国际司执行司长克里斯托弗·普拉加萨姆分享了新加坡的数字化转型经验。新加坡的数字化之旅始于20世纪80年代，2014年启动“智慧国家”计划，愿景是通过技术为公民创造更好、更有意义的生活。2023年12月出台的《国家人工智能战略2.0》进一步明确，要让人工智能成为正能量，改善人民生活质量、加快企业发展。为提升公共服务能力，新加坡制定了核心数字能力框架，建立数字学院，开发了安全多功能聊天机器人（PairChat）、语音转文本平台（Transcribe）等中央AI工具，帮助公职人员提升工作效率。数字化转型不仅需要技术升级，更需要流程、商业模式乃至组织文化的深层变革，培养敢于尝试的创新心态。同时，必须应对网络安全、伦理规范等挑战，通过国际合作确保人工智能的负责任发展。

广西社会科学院院长张洪石指出，当前全球面临逆全球化、地缘冲突、数据安全与AI伦理等多重挑战，传统治理模式的滞后性已成为效能提升的关键瓶颈。AI 技术通过全域洞察的感知力、精准推演的预见力和动态优化的调控力，正推动治理模式的转变。广西作为中国与东盟人工智能合作的先锋区，在构建安全可信可控的应用合作生态中开展了一系列实践。研发人工智能垂直反诈大模型，实现从事后追缴向事前防范转变；“智桂通”等政务服务平台通过融合成熟AI 模型，提供秒批秒办与7×24小时“不打烊”服务，推动治理从“人找服务”向“服务找人”转型。

印度尼西亚国家行政学院公务员学习转型副主任尔娜·伊拉瓦蒂介绍，印尼的数字化转型始于20世纪90年代的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如今已成为东南亚领先的数字经济体之一。印尼政府通过开发综合服务数字平台、设立数字化转型办公室、推出AI驱动的智能许可系统和公民反馈平台等举措，将数字技术整合到政府服务中，提高效率、透明度和公众体验。但同时也面临网络安全风险、数字鸿沟、变革阻力等挑战。她倡议，中国与东盟应建立区域网络安全与数据治理框架，制定共同标准；启动数字包容与技能发展计划，投资区域宽带基础设施；开设数智政府培训计划，培养专业人才；建立数字创新平台，汇聚政府、私营部门和民间社会共同设计解决方案。

广西财经学院亚洲学院院长宋泽楠预测，到2050年，人类将拥有410亿个AI驱动的实体设备，80%的实体经济活动和99.9%的虚拟经济活动将由AI操作。在此背景下，数字经济将成为中国与东盟合作的核心支柱之一。他分析了东盟各国的数字成熟度：新加坡处于高级阶段，越南、马来西亚等处于中高级阶段，老挝、缅甸等处于新兴阶段。东盟面临的主要挑战包括国际移动通信频谱短缺、数据隐私监管差距、数字鸿沟与技能教育不均衡等。他建议，中国与东盟应全面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协调隐私保护、网络安全与电子商务等领域的监管政策，加强政策沟通与合作，落实《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等内容，建设高质量、价格竞争力强的通信服务市场。

菲律宾公共政策智库StratSearch基金会高级政策分析师琼娜·乔伊·费尔南德斯强调，数智时代的治理必须以文明智慧为指导，让技术为人类服务，而不是相反。人工智能可能赋予社会权力，也可能放大偏见、集中权力、加深不平等，因此必须建立道德约束和法律规范。亚洲各国正在建设数字公共基础设施，加强数据治理，制定人工智能标准，东盟关于负责任的人工智能、跨境数字贸易框架和区域网络安全合作等原则，凸显了符合亚洲价值观和现实的数字治理方式。菲律宾正加快电子政务、数字支付、网络安全准备和负责任的人工智能规划，希望借鉴中国经验，让人工智能赋能中小企业和全社会。

广西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周均旭指出，广西作为中国与东盟陆海相连的省区，与东盟的合作日益深化，但人才短缺成为制约因素。人工智能可为人才政策合作提供技术支撑，通过AI驱动的需求精准研判、多维跨境数据融合、智能匹配推送服务，提升政策执行效能。他建议，中国与东盟应联合开设人才培养合作项目，构建人才标签体系与需求标签体系，利用区块链技术实现人才认证材料互认，通过智能审批决策升级合作效率。同时，培养懂AI、通东盟的跨境人才服务队伍，优化中国——东盟人才政策合作。

区域协作的亚洲路径与全球治理的亚洲方案

面对全球格局的深刻变革，国际社会迫切需要超越零和博弈、构建合作共赢的新型治理范式。以中国——东盟合作为代表的“亚洲方式”正展现出强大生命力，这条植根于相互尊重、协商一致与互利共赢的实践路径，既非强权输出，亦非制度扩张，而是通过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系统擘画和智库合作网络的智慧汇聚，逐步构建起更具包容性、韧性与效率的区域治理方案。其鲜明特征体现在，恪守相互尊重、协商一致的基本原则，遵循循序渐进、先易后难的务实路径，追求互利共赢的包容发展，并高度重视人文交流的民心纽带。面向未来，中国与东盟应持续深化贸易投资、数字经济、绿色发展等领域的务实合作，通过强化区域经贸制度建设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让承载东方智慧的“亚洲方案”为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注入强大正能量。

老挝国家政治行政学院党委委员、科学社会主义学院院长坎拜·玛拉辛表示，当前，全球科技快速发展给中国和东盟国家的各大政党、政府和社会各界带来了许多机遇和挑战，各方有必要携手努力、共同创新，找到组织和实施的方法，以建立高效和有效的公共行政体系，为我们各国人民带来最大利益。

广西行政学院副院长崔晓麟指出，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深化，已成为亚太区域合作中最为成功和最具活力的典范。双方连续5年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在数字经济、绿色经济、人文交流、减贫、乡村振兴、灾害管理、气候变化等多个领域开展广泛合作。高水平开放合作是深度融合、创新驱动、包容共享的合作，需要提升合作高度、拓宽合作广度、推进合作深度；突出创新引领、强化数字赋能、推进绿色发展；坚持开放包容、深化交流互鉴、注重以人为本。广西作为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和窗口，正高水平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高质量推进中国——东盟人工智能创新合作中心建设，与东盟国家携手拥抱人工智能时代，共同谱写可持续发展新篇章。

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教授文洋概括了中国——东盟经贸合作的重要成就。中国——东盟自贸区是全球规模最大、覆盖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自由贸易区；中国和东盟互为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和东盟是全球贸易投资增速最快的区域。2021——2024年，双方双边贸易年均增速达7.2%，远超全球4.3%的增速；双边投资年均增速高达15%，而同期全球外国直接投资（FDI）呈负增长。这些成就得益于双方地缘相近、人文相通的基础条件，以及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发展道路。

泰国拉玛七世王学院院委会委员、公民参与和政治包容教研部主任科维特·普昂甘姆强调，基础设施硬连通和规则标准软连通同样重要。仅靠基础设施无法充分释放区域合作潜力，必须加强规则和标准的互联互通，降低壁垒，确保合作包容可持续。有效的区域合作必须平衡经济增长、社会进步和环境保护，这是泰国乃至整个东盟和东亚地区发展的根本。增长必须具有包容性，惠及农村社区，赋能本土企业，提升人民生活质量，同时尊重环境。面对气候变化影响，加强绿色转型合作迫在眉睫，各国应在清洁能源、可持续城市和循环经济领域携手合作，守护生态环境，创造新的发展机遇。

广西行政学院“一带一路”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张家寿指出，中国——东盟在人工智能发展与治理领域的合作已具备扎实基础，政治沟通与对接顺畅，产业合作与交流频繁，治理合作框架初步确立。未来应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人工智能创新发展；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打造发展新生态；加强人工智能治理合作，筑牢安全和伦理屏障。通过深化合作，携手推进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

菲律宾公共政治智库StratSearch基金会高级政治分析师玛丽埃尔·卡斯塔内达库塔布聚焦海洋治理与渔业合作。她指出，渔业是东南亚地区的发展命脉，养活了数百万人，为沿海经济提供动力，但海上不良活动导致资源枯竭和环境恶化。中国和东盟应在海洋治理方面建立统一标准，构建区域捕捞协定，实现共同管理、生态保护、联合巡察和包容可持续经济增长。通过建立透明的渔业资源共同管理系统、保护生态环境、开展联合海洋巡察、促进包容性经济增长，推动双方在贸易互联互通的同时，实现社会治理和可持续发展方面的互联互通，进一步促进互信。

泰国拉玛七世王学院国家立法学院研究员阿奇玛·桑格拉特指出，中国和东盟的合作体现了开放的区域合作精神，在经济维度上已形成包括生产链、投资联系和技术合作的复杂整合网络，中国——东盟自贸区、RCEP等机制成为增长引擎。在治理维度，双方注重对话共识和冲突预防，通过多种对话机制增强信任，加强政治沟通。在社会领域，人文交流是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泰国在促进人力资源交流方面发挥关键作用，推动教育、公共卫生、旅游、文化等领域的交流。中国——东盟的合作是基于多样性、开放性和相互尊重的合作，不仅是经济和贸易合作，更是共同致力于可持续发展的愿景。

广西财经学院经济与贸易学院院长谢廷宇认为，西部陆海新通道作为连接中国西部与东盟的黄金纽带，不仅是基础设施的硬连通，更是战略协同、规则衔接、产业融合的发展协同。它依托战略耦合、系统协同、机制联动与经济互补的有机体系，全面强化设施、制度与产业联动，旨在将区域合作从偶然对接推向必然共赢，铸就中国——东盟合作的加速器与区域共同发展的新引擎。

李文堂在闭幕式上表示，此次研讨会是在共识的基础上贯彻落实2024年中国——东盟关于深化人文交流合作联合声明的务实举措，是推动中国——东盟行政院校和智库合作网络建设的有效探索。21世纪是亚洲的世纪，占据世界人口一半以上的亚洲，即将迎来新的繁荣与复兴的黄金时代。此次研讨会充分体现了思想交流和而不同的亚洲方式，充分体现了各国代表对亚洲文明的高度共识与自信。

思想交流意犹未尽、共识渐深，一系列富有洞见的思考将为全球治理革新注入亚洲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