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豫边抗日根据地——孤悬敌后的坚固堡垒

鄂豫边抗日根据地是1938年武汉陷落后逐步开辟的。由于复杂的地理环境和敌情变化，以新四军为主力的根据地武装力量转战多地，根据地名称也多次更迭，如“豫鄂边区”“鄂豫皖边区”“湘鄂豫皖边区”“鄂豫皖湘赣抗日根据地”等。按照其主要部分所在和历史表述习惯，本文统一称为鄂豫边抗日根据地。

鄂豫边抗日根据地位于湖北、河南两省交界地带，最初以河南竹沟、鄂中汤池、鄂东七里坪为三大支撑点创建，后逐步发展为东起太湖、西至荆襄、北临舞阳、南接洞庭的广阔区域，横跨豫、鄂、皖、湘、赣五省，成为党在华中敌后创建的重要战略基地。由于该根据地在各个方向上均未直接与其他根据地相邻，孤悬敌后，面临日军、伪军、顽军的重重围堵与多面“绞杀”，生存发展受到极大制约。但从战略布势来看，这里物产丰富、群众基础较好，我军依托该根据地既能向多个方向灵活出击，又能对日伪华中核心地区武汉形成战略包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坚固堡垒，区域性的作战影响力不容小觑。

备战养马畈，扬威鄂豫边

1938年10月，日军攻占武汉后，中共地方组织即在鄂豫边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救国斗争。1939年1月，按照中共中央中原局统一部署，李先念率新四军独立游击大队从河南竹沟出发，向武汉外围地区挺进。他们一面规避敌顽的侵扰，一面在沿途广泛宣传我党的抗日主张，团结多支地方武装和开明士绅，不断壮大自己的力量。5月，游击大队与湖北省抗日游击大队、应山县抗敌自卫团一部合编为新四军挺进团。6月上旬，陈少敏率信阳挺进队一部和竹沟留守处干部50余人编入挺进团。随后，李先念、陈少敏率挺进团第1大队到达京山县大山头，与中共鄂中区委领导的应城县抗敌自卫总队第3、第4支队会师。

6月中旬，中共鄂中区委在京山县养马畈召开会议，从思想、组织、武装等方面加强根据地建设。会议首先统一思想，传达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精神，明确下一步斗争的中心任务及开展统一战线工作标准。其次，会议完善各级组织，成立了以陈少敏为书记的新鄂中区委，下设2个特委和各县县委，使全区工作有了统一的组织领导。最后是强化武装力量。根据中原局“扩大与创立一支五千人以上的党可直接领导下的新四军”的指示要求，会议决定将豫南、鄂中的抗日武装力量进行整编，组建成立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由李先念担任司令员。

养马畈会议的召开和豫鄂独立游击支队的成立，标志着鄂豫边区敌后抗日游击战争进入新的发展阶段。鄂豫边抗日根据地党政军民不仅实现了统一领导，还拥有了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具备了多方向出击、扰乱敌后战略纵深的能力。‌6月下旬起，游击支队各团队在信阳、应山、罗山、云梦等地频繁出击，给日伪军造成极大困扰。10月13日拂晓，日伪军出动数百人，从京山县贾店、罗店等地出发，偷袭驻京山县新街的豫鄂独立游击支队。因我军警戒严密，敌军刚出动即被我流动哨兵发现并鸣枪报警。豫鄂独立游击支队第1团队以第2大队在正面阻击，以第1、第3大队从两侧进攻，三面逼近敌军，将其包围在新街以南黄家台祠堂边的洼地内。战至傍晚，被围日伪军在援军接应下方才逃脱。这是新四军挺进鄂中后取得的一次重要胜利，不仅重创敌人，也树立了军威、提振了武汉周边地区军民的士气，就连国民党报纸也作了突出报道，公开肯定新四军战绩。1939年11月，新的中共豫鄂边区委员会成立，边区各武装力量统一整编为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李先念任司令员，朱理治任政治委员。随后，挺进纵队南渡汉水，转战侏儒山、京山坪坝等地，打击了武汉周边的日伪力量，进一步巩固根据地政权。

区分特殊性，建强根据地

毛泽东同志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指出，游击区是“经过游击战争的必要过程，消灭或打败了许多敌人，摧毁了伪政权，发动了民众的积极性，组织了民众的抗日团体，发展了民众武装，建立了抗日政权”，最终就转化为抗日根据地。新四军在鄂豫边区的战斗活动，使当地群众对我党我军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和认同，为抗日民主政权的建设创造有利条件。但毕竟鄂豫边区地处敌人统治核心地带，斗争形势严峻、斗争烈度较高，客观上形成内部政治格局纷繁复杂的局面。为推行民主建政、建强根据地，边区党委坚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采取多种灵活方法开展工作，取得显著成效。

一是针对由新四军控制的基本区，根据地充分发动群众，采取民选方式建立政权。这类基本区通常远离敌人统治的城市和县城，敌情威胁较小，区域范围相对稳定。经过较长时间的宣传动员，当地群众普遍拥护我党领导，积极支持新四军的抗战行动。在民选工作实施前，各基层党组织会派出工作队，协助群众组建改选委员会，而后组织民众大会进行投票选举。选举方式灵活多样，有的采用举手表决，有的在被选举人脚下插旗，有的在其身后的碗里投黄豆。无论形式如何，都真实体现了选民的意愿。

二是针对有国民党旧政权的敌后地区，根据地在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前提下，对其进行有利于人民的改造。尽管部分国民党地方政权及其武装力量从事反共活动，但在抗战大局下，仍有部分开明士绅或国民政府县、区长认同我党抗日主张，与附近新四军协同作战。对于此类政权，若单纯采取民选方式将其更换，可能造成局部统一战线破裂，适得其反。因此，边区党委采取更为温和的建政方式：帮助其完善民主机构，肃清辖区内匪患，建设自卫力量等。如此一来，不仅消除了他们对新四军和根据地的威胁，更增强了团结抗战的力量。

三是针对伪军、顽军、新四军等多种力量共同存在的边缘区，根据地通过多种方式建立“白皮红心”的多面政权。这类地区通常敌情威胁较大，难以建立稳定的根据地，以往多通过边区党委部分领导的个人关系进行争取，但效果有限且风险较高。随着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在华中地区的兵力逐渐分散，其多次“扫荡”均被新四军粉碎，战略颓势日益显现。借此契机，边区党委和新四军派出多支小型工作队或游击小组，在这些地区秘密建立农民救助会、妇女救助会等群众团体，将其作为发动和组织群众的重要媒介，逐渐成为巩固根据地的重要抓手。

鏖战侏儒山，战略围武汉

1941年皖南事变后，豫鄂挺进纵队奉中央军委命令整编为新四军第5师，由李先念担任师长兼政治委员，其主要任务是在鄂豫边区坚持抗日斗争。成立之初，该师下辖3个旅和2个游击纵队，兵力达1.4万余人，在新四军各师中绝非弱旅。然而，该师活动于武汉四周，地跨5省边区，处于日蒋重兵对峙的险恶环境中，且长期远离师部、孤悬敌后，斗争形势极为严峻。为避免作战被动局面，第5师按照上级指示，采取“敌进我进”方针，分批次、分区域向敌后挺进建立根据地，最终逐步形成对武汉的战略包围态势。在当地群众的大力支持下，第5师以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粉碎了日伪军多次“扫荡”和国民党顽固派连续围攻，在襄河两岸、大江南北跳跃回旋，大力向敌后发展。同年6月，该师以主力部队进入汉阳、汉川、孝感、黄陂地区，直逼武汉市郊。该部采取各个击破、逐步拔点的战术，开辟了汉孝陂抗日游击根据地。

同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武汉周围日军调动频繁，各据点兵力减弱。第5师决定乘机进一步作战略展开，开拓新局面。为造成战略包围武汉的态势，第5师决定首先开辟（汉）川汉（阳）沔（阳）地区。该区位于长江、汉水交汇处的三角地带，物产丰富，商业发达，交通便利，是武汉的西部屏障。但驻扎在此的日军并不多，主要依靠伪军守备。考虑到此地日伪据点稠密、易于相互增援，第5师决定采取“战略上以少胜多，战术上以多胜少”的原则，首先集中力量重点打击其中1个敌人据点，尽量缩短战斗时长，不给敌军前来支援的机会。

12月7日，第5师第15旅主力在地方武装配合下，从汉阳肖家集、索河出发，分两路奔袭驻守侏儒山的伪第1师第3团团部。经过对伪军的争取，第15旅顺利通过敌军3道岗哨，直扑团部所在高地，未发一枪即成功俘获该团部100余名官兵。战后，第5师对俘虏进行教育后全部释放，此举对周边伪军产生强烈震动，此后不断有小股伪军主动投诚。在随后1个多月的时间里，第5师连续发起多次攻势，几乎全歼伪第1师主力，并成功击退日军数次增援。侏儒山战役胜利后，川汉沔地区伪军士气彻底崩溃，纷纷向武汉方向溃逃。我军乘势控制汉阳、沔阳、汉川间大片地区，初步开辟川汉沔根据地，为第5师后续向襄西、襄南发展创造了前进阵地。

随后，第5师又先后开辟和恢复了赣北、襄西、襄南等多处根据地。至1943年9月，该师成功进入石首江北地区，并逐步形成对武汉的战略包围。1944年10月，中共鄂豫边区委改称中共鄂豫皖湘赣边区委，并成立了鄂豫皖湘赣军区，由新四军第5师师部兼军区领导机关，成为党在华中敌后领导的一支强大武装力量。到抗日战争胜利时，鄂豫边抗日根据地发展到东起安徽宿松，西至湖北宜昌，北接河南舞阳，南到湖南洞庭湖的广大地区，面积9万多平方公里，人口约1300万，完成了收复失地、解放人民、直至战胜日本侵略者的战略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