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炼标识性概念是构建社会学知识体系的关键维度

概念作为知识生产的逻辑起点，是生成理论和知识体系的质料。正如建材要服务于建筑物的预期功能，不同功能导向的理论和知识体系也对概念类型提出了不同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引导国际学术界展开研究和讨论。这项工作要从学科建设做起，每个学科都要构建成体系的学科理论和概念”。近年来，提炼标识性概念日益成为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基础、关键环节。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学的一个重要维度，就是加快提炼兼具经验、理论、历史和文明向度的标识性概念。

“标识”即用来识别的记号。与仅作为理论构成要素的一般性概念不同，标识性概念往往与原创性理论同步生成——缺少标识性概念的理论谈不上原创性；缺少原创性理论内涵的概念也必然不具有标识性功能。从“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到“引导国际学术界展开研究和讨论”，标识性概念传播力引领力的发挥，要求其在世界知识谱系中锚定方位并把握主动，即在古今中西历史与经验的交汇处彰显中国思想的理论原创性与文化主体性。

回溯中国社会学发展史，我国社会学研究者曾提炼了诸多具有普遍解释力的分析性概念，其中，“差序格局”“另一只看不见的手”“单位”等具有较高国际影响力的概念所呈现的共通性图景，可为我们提炼标识性概念提供参照。具体而言，“差序格局”是费孝通用来识别以传统文化为底色的乡土中国社会关系形态的概念，在与同为理想类型的“团体格局”的对比中，通过“同心圆”“水波纹”对比“捆柴”的形象比喻，呈现了中西方存在的两类社会关系图景，后经学术界进一步丰富发展，被广泛应用于社会关系（结构）、组织机制、制度比较乃至国际问题研究中。“另一只看不见的手”揭示了在西方经济学聚焦的市场调节（“看不见的手”）和国家干预（“看得见的手”）之外的第三种影响经济发展和资源配置的机制，即社会结构转型，它既是经济增长的结果，也是社会变革的推动力量，这为突破西方理论瓶颈、理解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新思路。“单位”这一识别特定历史阶段中国社会（尤其是中国城市）基本单元和总体性特征的重要概念，起自国际学术界对社会主义社会一种新社会组织形式的“好奇”，在中外密切的学术交流中获得发展，中国学术界很快成为主力，研究兼顾历史变迁与制度变革、宏观制度结构与内部组织机制分析。

上述三个概念的共通之处在于：第一，概念提炼或发现于中外学术界共同关注的中国经验和问题，如中西社会结构（关系形态）的主要差别，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组织的结构特征、生成机制与历史功能。第二，概念生发于中外学术界对中国经验和问题的解释机制不足或缺少恰切的理论工具箱，即具备明确的中外理论对话意识。第三，概念产生于特定历史阶段的时空情境并具备长时段总体性解释力度，如对中国社会结构转型与体制变革特征与规律的分析。第四，概念内蕴着对中华文明深层密码的体察，具备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以及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文化主体性和方位感。概言之，上述概念皆体现了经验图景、理论图景、历史图景与文明图景的交织，并在中外对话中凸显为国际学术界所体察的中国图景、所共享的原创性知识贡献。

标识性概念所内涵的经验、理论、历史、文明向度，源于中国实践的丰富性和独特性，而其生命力则取决于其理论洞见对“实践之问”的回应力。面向未来，社会学界应以“两个结合”“六个必须坚持”为指引，立足中国实际，突破方法困境，探索有效提炼路径。“中国实际”不是抽象、断裂、片面、静止、他塑的，而是具体、连续、整体、发展、自塑的实际；“立足”则须首先明确“为了谁”“依靠谁”，即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取向和实践导向。为此，需特别注意如下方面。

以科学精神破除“方法崇拜”。尤其需要警惕的，是形而上学思维主导下的“方法崇拜”，集中体现为社会学研究中的“抽象经验主义”或“方法主义”倾向，后果是理论远离实际，手段和目的“颠倒”，“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破除的关键，在于体察回应“实践之问”的紧迫性，秉持实事求是、从实求知的精神，在识别、研判、解决实质问题中运用适当的方法，并在检讨方法底层逻辑及其使用边界的过程中不断增强其适用性。

以调查研究调适技术手段。中国社会学的调查研究，在方法论上融通了中国共产党调查研究传统、中国士大夫治学传统、西方质性研究传统与数智时代的创新方法。其优势在于对总体性社会“恒常”与“流变”的敏感、对社会结构和社会运行逻辑的捕捉、对复杂社会关系与人心秩序的“再现”与“意会”。人工智能的飞速发展，使不少研究者越来越以数字分析来认识社会现实，但技术手段不能代替实地调研。应以调查研究识别与矫正传统量化研究与计算社会科学研究诸方法可能出现的对中国具体实际的偏离，推动科学研究真正汇聚群众智慧、“介入”群众生活。

以理论修养点亮创新火种。理论是概念的母体。标识性概念生成于党的理论创新和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进程之中，生成于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之中，生成于对古往今来人类一切优秀文明之理论表达与实践智慧的吸收借鉴之中。对标识性概念而言，无论是无中生有还是重新赋义，都是对研究者“定位”能力的考验，只有那些贯通古今中西的研究者，方能以其学术“灵感”把握时代脉搏，在扎根实践、识别问题、调适方法、总结规律与理论对话中提炼标识性概念、生成原创性理论。

以议题重置引领提炼方向。当前，社会学界对“研究尺度‘盆景化’”“研究问题被议题悬置”等现象的反思，皆指向在“跟随”“舒适”状态中自主设置议题能力的缺失。提出问题往往比解决问题更为重要。应直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国社会的深层构造、中国特色城乡关系的构成及其源流、数智时代的社会结构变革等总体性、系统性、前瞻性问题，贯通政策话语、学术话语、社会（不同时空、群体、职业）话语，在将“实践之问”转化为社会学界持续深耕的学术议题的过程中，提炼真正服务于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标识性概念，在理论与实践的紧密互动中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学发展。

（作者：李凌静，系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经济学社会学编辑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