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注入兼容并蓄的精神基因

“二十四史”之首的《史记》，是中国首部纪传体通史。《史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完整展现了从传说中的黄帝到汉武帝时期3000多年的中华民族历史，被誉为体大思精、百科全书式的文化经典。《史记》凭借其独特的叙事范式、历史认知与价值取向，通过系统记述各民族历史并深刻影响后世史书编撰，参与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构。

以民族史传书写民族历史

先秦文献的民族书写，主体上以中原华夏民族与“中国”（中央）为核心视角。而司马迁在《史记》中突破这一局限，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维度出发，将汉民族与其他各民族的历史均视为中华民族历史的有机组成部分，首创民族史传体例，设立《匈奴列传》《南越列传》《东越列传》《朝鲜列传》《西南夷列传》《大宛列传》等六篇专门记述少数民族历史的篇章。

这些史传不仅详细追溯了各民族的起源传说，更系统记载了他们与汉王朝的交往历程。《史记》清晰地呈现了少数民族的起源发展脉络与多维度的民族关系图景，有力佐证了中国自古便是多民族国家的历史事实。核心主旨是东西南北各方少数民族皆为天子臣民，各民族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是走向统一，中国境内各民族同属黄帝子孙。这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思想渊源。

值得注意的是，《史记》采用杂错编排与相对集中结合的编撰方式，勾勒出多民族“中国”的鲜活画卷。有学者指出，司马迁将秦纳入“本纪”，将楚、吴、越列入“世家”，将“匈奴”（卷一百一十）、“南越”（卷一百一十三）、“东越”（卷一百一十四）、“朝鲜”（卷一百一十五）、“大宛”（卷一百二十三）等少数民族归入“列传”，与汉族及其政权的相关记载无差别地杂糅编入一书，充分彰显了司马迁的多民族“中国”观念。此外，这些民族史传的编排顺序，以各民族与中央政权交往的先后为依据，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中央对边疆地区的治理理念。

以“天下秩序”强化民族身份认同

《史记》以“通史”视野宏观梳理中国大一统的历史脉络，微观细化历史人物郡县籍贯等具体记载，既强化了各民族的身份认同，又凝聚了“中国”作为共同体的核心共识，使“中国”成为超越各具体民族的至高文化与政治认同符号。

《春秋》所蕴含的大一统理念，核心关切普遍秩序的构建，司马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构建了“天下一体”“天下一家”的宏大叙事体系。其中，“同源共祖”的历史书写，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奠定了深厚的思想文化根基；而“汉为天下宗”的表述，则是这一“天下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历史观来看，“尊汉”本质上是对大一统理念的倡导；从政治观而言，其核心是对秦汉以来中央集权制度的拥护。《太史公自序》中“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汉兴以来，至明天子”“汉兴五世，隆在建元”，《建元以来侯者年表》中“明天子在上，兼文武，席卷四海”，《货殖列传》中“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等记载，均深刻表明：国家统一与政治稳定，是社会经济文化繁荣发展的重要前提。

在对秦的历史评价上，司马迁展现出超越时代的历史远见。汉初士人多谴责秦不行仁义，将秦以武力统一六国视为“原罪”，甚至全盘否定秦统一天下的历史功绩。而司马迁洞察长时段历史发展大势，在《六国年表》中将秦列于六国之上，确立秦作为战国历史主干的地位。他批判秦的暴政，却明确肯定秦朝的历史地位，认为“盖一统若斯之难也”，强调“世异变，成功大”，高度认可“天下壹并于秦，秦王政立号为皇帝”这一制度变革的历史意义。这种评价本质上是对统一大业的肯定，颂扬了秦结束诸侯割据、实现全国统一的正面作用，强化了对大一统是历史必然趋势的认知。

从人物籍贯的记载方式中，亦能窥见《史记》强化身份认同的深意。《史记》中人物籍贯记载形式多样，涵盖封国名、郡名、县名等，但以县名为籍贯的记载最为普遍，这与《汉书》形成明显区别。例如，《史记·张释之传》记“张廷尉释之者，堵阳人也，字季”，《汉书》本传则补为“南阳堵阳人也”；卫青在《史记》中称“平阳人”，《汉书》增为“河东平阳人”。在分封制与郡县制并行且逐步向中央集权制过渡的背景下，司马迁以县为核心记述人物籍贯的方式，虽可追溯至战国时期，但总体上与他认同大一统的政治模式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高度契合，通过强化地方行政归属认同，凝聚了全国范围内的共同意识。

以交流互鉴塑造民族共同精神品格

《史记》详细记载了中央政权与边疆民族的互动历程，展现了汉初对边疆民族的治理策略与民族交融的实践，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提供了鲜活的历史范本。诸如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丝绸之路、唐蒙开拓夜郎地区、卫青与霍去病率军征讨匈奴等重要历史事件，均有翔实记述，呈现了各民族深度交融的历史过程。

张骞出使西域的壮举，开辟了连接东西方的“丝绸之路”，也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开放品格的历史见证。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张骞出使大夏归来后，“盛言大夏在汉西南，慕中国”。汉武帝“既闻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属皆大国，多奇物、土著，颇与中国同业，而兵弱，贵汉财物”，于是“发间使，四道并出”，与西方国家展开广泛交流联系。《史记》从文明互鉴的视角，通过记述中外之间的互通有无、文化互渗与经济互惠，初步展现了中国“和而不同”的理念、“天下为公”的意识，以及“开放包容”的文明观与世界观，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注入了兼容并蓄的精神基因。

《史记》的创作，恰逢汉武帝积极推进大一统王朝建设的时代，“统一”成为当时的时代主旋律，司马迁亦认同。西汉大一统的社会环境，以及儒家倡导的家国一体、和合大同观念，共同孕育了《史记》这一史学经典。司马迁在书中充分践行了“天下一家”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仅系统记述了“华夏”民族的历史，更追溯了各少数民族的起源发展，聚焦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进程。《史记》开创民族史传的史学功绩，及其所蕴含的共同体理念，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不竭的历史滋养。

（作者系东南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主任、古典文献学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