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统筹发展和安全的成就与挑战
（一）成就
1.粮食安全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十四五”期间，我国粮食年产量稳定在1.3万亿斤以上，2024年更是创下1.4万亿斤的历史新高。粮食安全是事关国家发展的头等大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端牢中国饭碗”，坚持“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我国粮食安全保障能力持续增强，这主要体现在供给保障层面，即确保粮食这一重要产品的稳定可靠供应。
保障粮食供给，首要在于耕地保护与地力提升。我们不仅坚守十八亿亩耕地红线，还通过休耕轮作、土壤改良等措施落实“藏粮于地”，确保有足够数量和质量的耕地。在农业技术未发生根本性突破的背景下，足够的良田沃土是保障粮食安全最基础的要素。其次，“藏粮于技”是保障粮食安全的另一重要支柱。从新中国成立至今，我国粮食单产水平大幅提高，过去亩产300斤即属良田，如今北方一年两季的“吨粮田”已很常见。技术进步还体现在盐碱地水稻、海水稻等品种的培育上，沙漠与戈壁治理也为拓展农业空间提供了可能。种子是粮食产业的“芯片”，当前我国在小麦、玉米、水稻等主粮品种选育上取得显著进展，但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仍存在差距。因此，必须在育种领域加大投入，在依托国家级科研队伍和农业院校的同时，充分发挥龙头企业的研发能力和市场敏感度，培育更适应中国种植条件和消费需求的优良品种。
耕地保护与科技投入的双轮驱动，夯实了我国粮食安全的根基。从改革开放至今，我国粮食安全形势持续稳固，这得益于国家层面系统的制度安排，也离不开农业科技战线和广大劳动者的长期奉献。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是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首要任务，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稳中有进的“压舱石”。通过持续夯实农业基础、加大科技投入、推进良种培育、升级农机装备、发展智慧农业，我国农业体系正在实现全方位迭代升级，为粮食安全提供更为坚实、可靠的保障。
2.能源安全屏障不断筑牢
在现代工业与服务业体系中，能源已成为国家安全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粮食安全得到保障的基础上，能源安全的重要性日益凸显。能源安全不仅包括传统的原油安全，也涵盖光伏、核能、风能、生物质能等新能源的可靠供应。通过技术进步不断丰富能源供给结构、提升供给能力，是实现能源安全战略定位的关键。对于现代社会而言，稳定的电力与网络供应已成为经济社会运行的基本前提。
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而言，能源安全具有极高的战略地位，关系到社会正常运转、产业持续运行、人民生活安定。因此，必须多措并举深入推进能源革命，保障能源供给的持续、可靠与高效。近年来，我国在电力基础设施领域投入巨大，覆盖发电、输电、变电、配电全环节。特别是在特高压输电技术方面，我国已掌握全球领先的核心技术，为能源安全提供了重要支撑。能源基础设施建设不仅包括传统化石能源，也涵盖光伏、核电、风电、生物质发电等多种清洁能源，共同构成多元化的能源保障体系。
“十四五”期间，我国能源安全领域取得一项关键成就，那就是能源消费增量90%以上依靠国内自主保障。这既得益于传统能源领域的持续投入，也离不开新能源开发力度不断加强。我国在西北地区布局大规模风电和光伏项目，在西南地区推进水力发电建设，能源供给结构持续优化。特别是雅鲁藏布江下游水电开发项目的规划与推进，将为西部地区乃至全国提供重要的清洁能源支撑。
随着“人工智能+”的深入推进，算力需求快速增长，智慧产业发展加速，对电力供给提出更高要求，这既包括总量的保障，也包括供给的稳定。这成为我国大力发展新能源、加快水电等清洁能源建设的重要动因。在国际算力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我国在能源供给领域的长期投入与基础设施优势，将构成未来新质生产力培育、人工智能与算力时代发展的坚实底层支撑。“十四五”期间筑牢的能源安全屏障，不仅为当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稳定支撑，也为“十五五”时期进一步壮大新能源产业、提升未来产业竞争力奠定了坚实的技术与物质基础。
3.产业链供应链韧性显著增强
2020年至2024年，我们经历了包括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在内的多重考验，这些外部冲击对原有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构成了严峻挑战，同时也对其提出了新的问题和更高要求。在此期间，我国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强度从2.40%提高至2.69%，增幅明显，稳居全球前列。通过持续加大研发投入、组织集中攻关、设立专项基金等措施，一批“卡脖子”技术难题取得突破，汽车高端芯片、通信芯片、无人驾驶芯片、消费芯片等领域均实现重要进展。有国际机构指出，美国在半导体等领域对华实施的断供或“脱钩”行为，在导致短期阵痛的同时，客观上倒逼我国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通过超常规的研发投入和制度创新，在关键核心技术及核心零部件上加速实现国产化替代。尽管过程艰难，但近五年的发展成果充分证明，我国作为全球制造业大国，其产业链供应链的整体韧性、应急响应能力和自主研发能力均得到了显著提升。
具体来看，我国重点产业链的自主可控水平快速提高。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等领域，自主化能力不断增强；以新能源汽车、光伏产品、锂电池为代表的“新三样”产业在全球竞争中已建立起显著优势。重点产业链核心技术的自主可控，为未来的产业升级、技术迭代和消费升级奠定了更为安全可靠的物质基础，从而全方位提升了我国应对风险的系统韧性。也就是说，经过近年来外部严峻挑战的锤炼，我国产业链韧性实现了快速提升，为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各类“黑天鹅”事件——如产业链突然中断、核心技术断供或国际合作链条受阻等——提供了重要的能力保障和物质支撑。
与此同时，我国初步构建起多元化的供应链保障体系。西部陆海新通道、中欧班列、平陆运河等重大基础设施的规划与建设，以及战略腹地、备份产能的布局，正推动形成更加系统、多元的保障网络。这一体系化建设有力增强了我国在风险预警、早期干预、应急处置和事后恢复等环节的全链条应对能力。
4.经济金融风险有序化解
“十四五”期间，房地产领域风险已得到明显缓释，市场泡沫基本消除，有效避免了行业“硬着陆”。在此期间，我们不仅明确“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还陆续出台一系列精准措施，推动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在地方政府债务方面，我们实施了一系列风险化解举措。2024年以来，通过发行特殊再融资债券、推动债务置换、优化财政收支结构、治理融资平台隐性债务等措施，有效化解存量风险。同时，建立健全债务风险预警机制和应急处置体系，防止区域性债务风险演变为系统性金融风险。历史经验表明，稳妥化解相关风险是维护经济稳定的关键环节。
再者，中小金融机构风险处置取得积极进展。中小金融机构因资产规模、资产质量及业务范围等因素制约，抗风险能力相对有限，在宏观经济波动或监管存在滞后时易出现风险。我们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原则，建立完善的风险监测与处置机制，通过注资重组、引入战略投资者、市场化退出等多种方式分类施策，防止单点风险扩散为行业性或区域性风险，有效维护了金融体系稳定。金融机构的运行基础在于公众信任，一旦出现挤兑容易产生传染效应，所以早期预警和及时干预至关重要。
此外，我国金融市场整体保持稳健运行，未发生资本市场、债券市场或外汇市场的系统性风险。金融体系是现代经济的血脉，其运行效率与稳定直接影响资源配置效能和实体经济安全。我们不仅要关注商品市场、劳务市场与要素市场，也要高度重视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和风险防控。
（二）挑战
1.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外部环境挑战
展望“十五五”，我们首先要应对的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所带来的外部环境挑战：一是全球经济复苏乏力与地缘政治冲突交织，地区性争端与矛盾日益突出；二是科技领域竞争日趋激烈与技术封锁加剧，尤其是以美国为代表的部分发达国家对我国实施技术封锁，如在芯片、半导体等核心元器件领域制造“卡脖子”问题，构成严峻挑战；三是非传统安全威胁持续蔓延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如气候变化、全球变暖、网络安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等不断显现，亟需我们高度重视并妥善应对。
2.我国经济发展关键期的内部矛盾问题
当前，我们正处于新旧动能转换，以及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关键阶段。在此过程中，结构性矛盾较为突出：一方面，产业升级面临传统路径依赖，部分传统产能需要有序退出，涉及税收、就业等一系列现实问题。另一方面，新质生产力培育、新兴产业发展仍需在招商引资、人才培育、市场开拓等方面突破瓶颈。实质上，新旧动能转换是利益格局调整和资源配置方式变革的过程。
同时，周期性矛盾也值得关注：一方面，国内市场需求相对疲软，居民消费和民间投资信心有待提振。国务院办公厅出台《关于进一步促进民间投资发展的若干措施》，旨在吸引民间资本进入以往限制较多的领域，激发市场活力。另一方面，体制机制障碍依然存在，包括市场准入限制、统一大市场建设中的卡点堵点、双循环衔接中的卡点堵点等，需在深化市场化改革、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过程中进一步破解。
3.未来五年的不确定因素
未来五年，国内经济转型中的矛盾、国际政治格局变动可能带来的政策冲击、各类风险的传导叠加等，都将构成不确定因素。例如，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虽已得到有效缓释，但尚未根除，仍需持续化解。对于这些不确定性，我们需坚持底线思维，建立健全预警机制和应对预案。若出现利好机遇，应及时捕捉、充分利用；若遭遇负面冲击，则应快速反应、有效处置，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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