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三农”工作的基层创新与实践
1978年，“大包干”调动了农民生产经营积极性，极大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但是，在具体实践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比如，农户承包地分割细碎，浪费劳动时间，不利于规模经营和特色农产品生产。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农业农村工作，说一千、道一万，增加农民收入是关键”，“检验农村工作实效的一个重要尺度，就是看农民的钱袋子鼓起来没有”。可以说，让亿万农民过上更加富足的日子，始终是党中央的牵挂。
案例一：叶屋村是广东省清远市英德市石牯塘镇萤火村下辖的自然村。截至2009年，叶屋村人均纯收入只有3000元。由于大量村民外出打工，村里三分之一水田处于荒废状态。当时，叶屋村村民小组组长家是村里比较富裕的农户。叶屋村村民小组组长致富的诀窍很简单：在最初承包的三亩鱼塘边上开荒，形成了11亩集中连片的鱼塘，靠养鱼、养猪每年收入稳定在10万元以上。叶屋村村民小组组长由自己家想到全村，认为叶屋村之所以这么穷，主要在于承包地分散拖累了全村。如果每户都像自家一样土地连片，成规模地集中搞好一两种产品，哪怕是效益最低的种桑养蚕，每亩地也能够收入3000元以上，各家各户就都能够富裕起来。
叶屋村村民小组组长先把这个想法与村民理事会的五个成员进行了沟通，得到一致赞同后，马上召开全村会议，也得到一致赞同。但在具体商量如何把七零八落的土地集中起来重新分配时，遇到了两个难题。一个是水田旱地不同地块水利道路条件不一，肥瘦差别很大，谁也不愿意把自己家的承包地集中到贫瘠或不便耕作的土地上。这就是我们建设高标准农田需要解决的问题。另一个是人多地少户与地多人少户存在矛盾。因为承包地多年没有调整，各户按人平均的土地面积差别很大，一些户添人进口要求按人增加承包地，而另一些户人口减少却不想减少承包地。为此，经过近一年的反复民主讨论，最终达成了一致意见，其中最重要的共识：一是决定重新收取承包费，用于农田水利建设和农道建设；二是组织发动群众自发开展土地置换整合，实现一户一地连片经营。由此，叶屋村从2010年起就做到了农户承包地集中连片，有效解决了土地撂荒和粗放经营问题，实现了适度规模经营，一举甩掉了省级贫困村帽子，农民人均收入从2009年的3000多元提高到2014年的2.5万元，跨入富裕村行列。如今的叶屋村，每家每户都住上了楼房，有了小车。
叶屋村脱贫经验就是“小田并大田”，既提高了人均收入，又促进了邻里和谐。
案例二：油溪桥村位于湖南省新化县吉庆镇东北部。十几年前，油溪桥村是贫困村，并且自然条件不好。当地人形容：“三天不下雨就旱，下雨三天就涝。”油溪桥村书记彭育晚指出，2007年，油溪桥村首创“积分制”模式，开启了义务筹工、设立村规民约的先河，全村党员干部和村民义务出工，花费60多万元完成了原本预计300万元的水源工程。“这就是‘积分制’的力量，这一模式建立了乡村治理利益联结机制，让村民把村里的事当成自己家里的事，由此形成责权利高度统一的治理共同体，充分激发了村民参与基层治理的积极性。”彭育晚说。按照“积分制”，村民投工投劳、诚实守信、家庭美德等生产生活各类表现，都可以获得积分，并在年底统一进行集体利益所得分红。而通过参加积分事项，也给村民们带去了看得见、摸得着的奖励激励，引导村民主动参与到就业创业、发展产业、乡村建设、公益事业等村级各项事务中去。
2007年到2023年，油溪桥村村集体收入由负债4.5万元发展到了361万元，村民人均年收入从不足800元提高到26600元，村集体资产估值上亿元。这个地处新化县东北部偏远山区的昔日省级特困村，如今变成了全国文明村、全国十大乡村振兴示范村、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
案例三：内蒙古克什克腾旗经棚镇党委学习贯彻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推动的“三位一体”重大改革经验。经棚镇基层供销合作社在实践中探索走出了一条党建引领的生产、供销、信用“三位一体”综合合作新路子，有效地把农牧民组织起来，把农村生产要素整合起来，把政府资源统筹起来，把社会力量调动起来，形成集中集约集聚效应，有力地推动了乡村振兴。
在具体实践中，叶屋村、油溪桥村是围绕土地制定脱贫办法；经棚镇是围绕市场制定脱贫办法。从推进农村改革的视角来看，经棚镇的经验若得以推广，在村民组及行政村这个范围里的问题或许相对较易解决。我上文提到的叶屋村、油溪桥村的情况，都得益于当地的干部具备较高的觉悟、较强的工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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