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浩：世界百年变局与美国战略转型对国际社会的影响（2）

3.“第二次文艺复兴”：中国崛起的文明基础——建构全球“文明政治”体系

我们认为，人类社会正在面临或者将要迎来“第二次文艺复兴”。如果说，第一次文艺复兴推动了农耕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是人类文明的升华。那么如今，我们即将迈入数智时代，很大程度上还会再次经历文艺复兴。这就是“第二次文艺复兴”。而且我们推断，它很有可能会发生在中国。这一推断基于中华文明的基因与传统。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首先是中华文明的复兴。这一复兴，不仅仅是学国学，更是在中华文明基础之上形成新的升华，如同第一次文艺复兴助推农耕时代的文明形态转化为工业时代的文明形态一样，我们在实现中华文明的复兴之后，需要构建数智时代的文明形态。

回顾第一次文艺复兴，它聚焦人文主义与理性主义，促使近代科学技术得到显著发展，推动人类社会进入工业时代。西方以“天赋人权”为核心价值构建其社会体系，并将此逻辑延伸至全球化进程与平面的全球化格局之中。发展至今，西方面临的一些矛盾、挑战难以彻底解决，陷入了思想的贫困。我们称为“西方思想的贫困”。这是导致其衰落的根源性问题。而西方的衰落，也令曾经由西方主导的世界格局正发生着巨大变化。如果仍以工业时代的模式来建构世界，人类社会发展将走入生存困境。因为工业时代，人类对地球资源的过度透支，使社会发展面临诸多难题。这表明工业时代的发展模式对于人类社会的未来而言，难以找到有效的解决方案。因此，人类需要寻求一种全新的发展路径，这就需要进行“第二次文艺复兴”。如果说，第一次文艺复兴发生在西方，经历了从人的神话到神的人化，把人从宗教桎梏中解放出来，那么，“第二次文艺复兴”，可能会发生在东方，将经历从自然的人化到人的自然化，把人从科学局限中解放出来。

从这一角度来看，人类需要有全人类共同价值，而不是仅仅局限于西方基于“天赋人权”所倡导的所谓“民主自由”。正因如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强调“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强调中国崛起需要“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强调“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为人类社会发展指明了方向。

4.近代以来的三波全球化浪潮

第一波全球化浪潮是基于“权力”的线性全球化。这是全球化的实践开端。近代以来，西方国家凭借工业力量与热兵器征服世界，使得世界逐渐成为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这一过程是第一波全球化进程，是基于权力实现的线性全球化。

第二波全球化浪潮是基于“制度”的平面全球化。一段时期，美西方强调“世界是平的”，倡导一种基于制度构建的世界秩序。比如，二战后建立的联合国以及一系列国际机制，都属于全球性制度。这些制度大多基于西方规则和需求建立，并在全球范围内推广。但从现实情况来看，人类社会需要超越这种基于制度的平面全球化。

第三波全球化浪潮是基于“治理”的立体全球化。随着数智时代的来临，中国已先行一步。2025年9月1日，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会议上正式提出全球治理倡议。这一倡议与之前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共同形成了一套系统、完整的体系。这体现了中国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以公平正义、开放包容理念引领全球治理变革。

二、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转型及其对国际社会的严重影响

2025年12月4日，现任美国政府发布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对其全球战略进行系统性重构，就是重新定位美国的全球角色，也重新定义“美国优先”。那么在这一背景下，我们怎么看待美国？当下的美国正在进行二战以来非常重要的一次战略转型。这次战略转型将促使美国对其霸权逻辑作出调整，进而加快构建新的霸权模式。这种新的霸权与其传统霸权存在一定相通之处，可视为对其传统霸权的重构。在此，我们看到，冷战结束，美国作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借助联合国以及一系列基于国际规则的制度安排，确立了其“制度霸权”地位，是基于制度的霸权。而现在，美国政府正向基于权力的霸权转变，追求“威权霸权”。这更多体现为一种直接施加影响的霸权模式，而非依靠制度。

美国的地缘位置很优越，可以说是东西两洋无威胁，南北两国无敌手。因此，美国通过两洋扩张来建立一个美国治下的“和平”。二战结束以来，美国在世界上长期处于霸权地位，发展至今，也面临诸多严峻问题。过去，美国以全球领导者自居，承担所谓的维护全球安全稳定之责，构建起一套服务于自身利益的制度化霸权模式，在享受霸权带来的巨大利益同时也背负了沉重的负担，如财政负担、军援负担、基地负担、人员负担、制度成本等，已显力不从心。同时，也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其霸权行径引发了其他国家的强烈反对与对抗。这让美国陷入了困惑，对自身未来发展方向感到迷茫，进而导致了美国霸权的迷失。

而与此同时，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推动世界从平面转向立体，从单极霸权转向多极制衡，从文明的政治化转向政治的文明化，从地缘政治全球博弈转向地缘文明区域主导。在这一过程中，美国也在经历着转型，如从国际自由制度主义转向国家主义/民族单边主义，从追求全球化领导转向重视区域主宰，从海洋扩张（外向）转向大陆复兴（内向），从“奥巴马/拜登主义”（多边）转向新“里根主义”（单向），从多元平权转向“白人至上”。可以说，美国也正处于历史的十字路口。从全球视角来看，美国社会似乎在向前发展，但本质上却是倒退的。倒退至何时呢？大约十九世纪，西方殖民主义大肆扩张，大英帝国追求全球霸权，以及帝国主义间战争频仍的时代。如今再看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一系列行为逻辑，与十九世纪的强权政治如出一辙。这种认知使得美国霸权的构建由基于制度转向基于威权，甚至强人政治。在特朗普看来，他突出强调要立威，特别是在美国首都华盛顿，要拥有绝对权威，这体现了强人政治的特点，称为“特朗普效应”。而这在西方以及拉美国家也有所体现，被视为“特朗普效应”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然延伸。所以，美国通过做强自身，主宰拉美，制衡两洋，掌控资源，最终实现重构霸权。

美国霸权的建构，实际上是西方霸权逻辑的延续。历史上看，古代欧洲罗马帝国强盛时期所建立的西方霸权逻辑，与当下美国的行为逻辑存在相似之处。正如罗马帝国的恺撒大帝所言“我来了、我看见、我征服”，如果将这一逻辑套用于特朗普执政时期的美国，似乎也较为贴切。过去，美国的建国历程就是一个不断扩张的过程。如今，特朗普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这种态势，旨在世界地缘格局中占据优势。美国利用两洋优势将其权力影响向亚洲、欧洲、非洲等地区拓展，从而获取丰富的自然资源，尤其是要掌控关键矿产资源，以此形成主导全球的单向体制。这种自上而下的美国霸权，会再次形成一种“威权霸权”的逻辑。美国现今的版图是其自建国以来历经10次领土扩张的结果，这充分显示出美国的扩张是一种必然趋势。过去，美国以战争、购买、胁迫割让为主要手段实现领土扩张。而当前，美国仍在推动这一霸权逻辑下的扩张，这就是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转型。过去美国追求的是“制度霸权”，如今试图以新的领土扩张方式来重构霸权，而这也是“新帝国主义”的一种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