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协同发展十二年蝶变之路

叶堂林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特大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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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自2014年提出以来，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从蓝图变为实景，在京华大地与燕赵沃野间结出累累硕果，成为引领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本文从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提出的背景入手，讲述了这一战略取得的成就及典型经验，并展望未来，描述了这一战略向纵深推进的方法路径。

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区域重大战略，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的第一个重大区域发展战略。京津冀协同发展，着眼于解决北京“大城市病”问题，推动首都高质量发展，使区域空间结构优化，提升资源配置效率。

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之初，北京面临严重的“大城市病”，具体体现在：人口集聚，人口数量快速增加；交通拥堵，首都曾被戏称“首堵”；空气质量恶化，PM2.5浓度较高。12年来，北京成为全国首个减量发展超大城市，北京中心城区的常住人口、一般性制造业规模等持续疏解减量，缓解了人口压力。三地多节点、网格状、全覆盖的综合交通网络基本形成，京津雄核心区实现半小时通达，京津冀主要城市1至1.5小时交通圈加速形成，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向深度广度拓展。2025年，北京的PM2.5年均浓度首次实现“破30”，为27.0微克/立方米。

习近平总书记以“自觉打破自家‘一亩三分地’的思维定式，抱成团朝着顶层设计的目标一起做”的要求，为京津冀协同发展奠定思想基础。2014年2月26日，第一次针对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座谈会召开。正是在这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一个重大国家战略”，擘画区域协调发展的大棋局。2026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批复《现代化首都都市圈空间协同规划（2023—2035年）》，标志着京津冀协同发展从“蓝图式”规划迈入“治理型”规划的新阶段。

一、战略起点：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历史必然

第一，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是破解京津冀地区发展困境的重要手段。在疏解非首都功能方面，一是疏解一般制造业，特别是高耗能和高耗水的制造业；二是疏解区域性物流基地和区域性批发市场；三是疏解一般性的社会功能，包括教育、医疗、公共服务等；四是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和河北雄安新区。针对京津两市过于“肥胖”，而周边的河北却过于“瘦弱”的现象，京津冀协同发展着力于破解三地发展不充分不均衡的问题。针对水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等生态短板问题，党中央、国务院站在全局的高度，致力于区域协同发展，缩小地区差距。

第二，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是发展理念转变的体现。我们原来是靠要素投入、靠资源投入来实现经济增长，也就是增量扩张；现在向科技要动力、向人才要动力，转向了减量发展。2022年，北京市第十三次党代会报告指出，过去五年，我们“坚定不移从北京发展转向首都发展，从单一城市发展转向京津冀协同发展，从聚集资源求增长转向疏解非首都功能谋发展，从城市管理转向超大城市治理”。

一是从北京发展转向首都发展，在充分讨论了都与城的关系、舍与得的关系、疏解与提升的关系后，我们果断选择了首都发展。原来我们的发展只考虑北京自身城市的发展，现在更多考虑首都的发展、首都功能的有效发挥，强调“四个服务”“四个中心”。二是从单一城市发展转向京津冀协同发展，北京“大城市病”的破解离不开周边区域的支持，周边区域也离不开北京发展带来的赋能。三是从聚集资源求增长转向疏解非首都功能谋发展，我们要做好“菜心”经济，把“白菜帮子”往外疏解，带动整个区域内的产业链、产业集群和产业廊道的建设，在发展中实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态势。四是从城市管理转向超大城市治理，我们通过智慧城市、接诉即办的建设，吸引更多公众参与城市治理的过程。

作为全国首个减量发展的超大型城市，北京聚焦疏解非首都功能，截至2024年，累计退出一般制造和污染企业超3000家。京津冀协同发展，打破了行政壁垒，构建了区域协同机制，进一步完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通过“疏整促”专项行动推动教育资源、医疗资源的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