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十三年体现的政绩观

在1935年至1948年延安十三年艰苦卓绝的局部执政环境中，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根据地建设实际相结合，逐步形成了以为民造福、求真务实、清正廉洁为主要特征的执政实践。这些实践虽然并未以“正确政绩观”的概念直接呈现，却集中体现了正确政绩观的历史基因和价值内核。延安十三年的执政实践，为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供了不竭的源头活水与深刻的历史镜鉴。

为民造福是延安十三年政绩观的价值底色

民生是最大的政治，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共产党人干事业、创政绩，为的是造福人民。延安时期，党把民生保障提升到政治高度，将解决人民群众的基本生存需求作为首要任务，“站在无产阶级的和人民大众的立场”，真心实意地为人民群众办实事、解难题，“心中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自己”，开展了全方位的民生改善行动。

完善边区基础设施，促进经济生产。发展经济是改善民生的前提。陕甘宁边区经济环境落后，要取得农业生产的进步需要有配套的基础设施条件。1939年4月，边区政府颁布实施《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规定要在边区“开垦荒地，兴修水利，改良耕种，增加农业生产，组织春耕秋收运动”。延安时期，党中央在边区开展生产节约运动，广泛建设多种类型的特色模范村，倡导“自己动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克服困难”，从开源和节流两方面推动经济生产发展。1939年，边区政府针对群众食盐、布匹和日用品购置不便问题，专门选址修建新市场，便利了民众日常生活。1940年，中央机关、附近部队和当地群众在延安枣园川修筑一条长6公里的“幸福渠”，解决了当地5个村1200亩土地的灌溉问题，使大片旱地变为水浇田，庄稼连年丰收，基本结束了靠天吃饭的历史。

加强社会救济和生产改造，重塑基层生产生活秩序。针对涌入边区的大量灾民、难民，先进行妥善安置，开展社会救济，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抚恤老弱孤寡，救济难民灾民，不使流离失所”。对于不从事生产的游民分子，则开展生产劝诫运动，将无业游民改造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明确“给社会游民分子以耕种土地、取得职业与参加教育的机会，纠正公务人员及各业人民中对游民分子加以歧视的不良习惯”。通过全面的社会救济与社会改造，中国共产党重塑了基层乡村社会的生产生活秩序，促进了边区经济发展。

推动文教普及，提高群众文化水平。1937年4月，边区文化教育建设委员会提出要“把广大的群众从文盲中解放出来，普遍地进行普及教育。使每个特区人民都有受教育的机会，扫除一切教育上的垄断和畸形发展”。结合边区实际，因地制宜采用识字班、夜校、半日校、冬学及民众教育馆等灵活的模式，“既提高文化政治认识，又可交流生产与变工的经验，提高变工队与生产”。边区文教普及运动的开展，打破了农村的信息闭塞局面，加深了边区干部群众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理解贯彻，也为后续在全国开展大规模扫盲运动提供了经验。

加强卫生防疫，保障群众健康。延安时期，边区卫生条件较差，传染病和地方病多发。为改善群众健康状况，党和边区政府通过报刊宣传、行政动员和制度建设等方式，推动卫生运动广泛开展，唤起边区群众对医疗卫生的重视，培养群众的现代医学观念与卫生意识；针对鼠疫、克山病等边区高发的地方病，推动建立卫生防疫体系，普及卫生知识，降低群众患病率。1939—1940年，边区政府陆续发布《陕甘宁边区卫生行政补充大纲》《陕甘宁边区卫生委员会组织条例》《关于健全各级卫生组织的指令》等，运用行政手段推动边区卫生工作开展。1941年5月，毛泽东亲自修改《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要求“推广卫生行政，增进医药设备，欢迎医务人才，以达减轻人民疾病之目的”，把群众健康纳入边区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中，体现了党把人民生命健康放在突出位置的执政取向。

求真务实是延安十三年政绩观的集中体现

求真务实是衡量政绩的关键标尺。真抓实干才能真出政绩、出真政绩。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施行了一系列民生改善举措，他们并没有追求规模宏大的形象工程，而是聚焦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健康、安全及衣食住行等“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群众的生活问题”，以“小切口”实现“大改善”，在具体的实践中创造实实在在的政绩。把好事实事做到人民心坎上，解决群众的实际困难和问题，让群众切实感受到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温度，“使广大群众认识我们是代表他们的利益的，是和他们呼吸相通的”，便会“真正围绕在我们的周围，热烈地拥护我们”，从而密切了党群关系，筑牢了革命的群众根基。

秉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按客观规律办事。1941年8月，中共中央发布由毛泽东亲自起草的《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再次指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一真理，强调进行“系统的周密的社会调查”是“决定政策的基础”，要求全党“力戒空疏，力戒肤浅，扫除主观主义作风，采取具体办法，加重对于历史，对于环境，对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具体情况的调查与研究”。在毛泽东和党中央的大力倡导下，中央调查研究局和各类调查团陆续成立，全党调查研究之风逐渐兴盛起来。张闻天、林伯渠、习仲勋等党中央与边区政府领导人，广泛深入基层一线开展调查研究工作，形成了《出发归来记》《农村十日》等扎实的调查报告。这些调查研究使得党对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发展现状与群众生活情况有了直接而深刻的认知，从而为党中央立足实际制定与调整政策、因地制宜发展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也深刻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

延安十三年党在边区建设方面的务实作风，不仅体现在民生改善上，还体现在采取一系列措施保障边区各阶层群众和爱国党派、民主人士参与政治的民主权利上。抗日民主政权建设，“采用直接、普遍、平等、不记名的选举制”。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积极倾听群众难题、关心群众疾苦、征求群众意见、回应群众呼声，“注意民众的每一要求与每一提议”，了解群众真实需求，“在人民群众那里学得知识，制定政策”，将群众的意见建议转化为执政决策的重要依据，并且“根据人民的实际需要和意见，不断修改我们的措施”。1941年11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一次会议闭幕式上发表讲话，强调“党就是要集中人民意见，加以系统化，坚持下去。那一天不去集中人民意见，不听取人民意见，即无意见，便要腐化，便要没有前途”。1944年11月，绥德分区召开司法会议，时任绥德地委书记的习仲勋在会上表示，贯彻司法工作的正确方向要“替老百姓服务”，必须“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这一方面”，“不当‘官’和‘老爷’”，要“走出‘衙门’，深入乡村”。这种民主执政的实践，打破了传统官僚政治的特权逻辑，形成了“实行民主真行宪，只见公仆不见官”的执政风尚。

清正廉洁是延安十三年政绩观的作风体现

清正廉洁是取得政绩的重要保障。延安时期，党中央和边区政府高度重视廉洁政治建设，坚持制度约束和思想教育相结合，严明纪律、厉行节约、反对贪污腐化，努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形成延安“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等“十个没有”的昂扬向上的社会风貌。

党中央和边区政府不断完善惩治贪污和开展廉政建设的制度法规。自1938年起，边区政府设立了法令研究委员会、地方法规起草委员会、边区法制委员会、法令审查委员会等专门性的组织机构，起草出台了一系列法律法规。相继颁布《陕甘宁边区政府惩治贪污暂行条例》《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干部奖惩暂行条例草案》《陕甘宁边区政务人员公约》《陕甘宁边区政纪总则草案》等，制定《边区干部考绩书》，在制度法规层面明确规定，“发扬艰苦作风，厉行廉洁政治，肃清贪污腐化，铲除鸦片赌博”。边区政府对公务人员实行最低津贴制度。国民党县长月工资180元，相较之下，边区县长月津贴仅2元5角，边区政府主席月津贴也不过5元。正如毛泽东所感叹的：“谁人能够实行这些呢？谁人能够只要每月五块钱薪水呢？谁人能够创造这样的廉洁政治呢？”这些制度安排，为边区廉政建设提供了基本规范。

党中央和边区政府坚持有腐必反、有贪必肃。毛泽东在修改《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时明确提出：“共产党员有犯法者从重治罪。”这一规定表明，党员干部不能因身份特殊而享有法外特权，越是党员干部，越应严守纪律、接受人民群众监督。肖玉璧案是这一时期的典型案例。1940—1941年，曾经的老红军、战斗英雄肖玉璧在金钱的诱惑面前蜕化变质，利用职务之便贪污受贿、克扣公款达3050元，甚至把根据地奇缺的粮、油等物品偷偷倒卖给国民党军队，从中牟利。1941年，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依据《陕甘宁边区政府惩治贪污暂行条例》之规定判处肖玉璧死刑。面对这样一位对革命有功却腐化堕落的党员干部，毛泽东明确表示：“我完全拥护法院判决。”1942年1月，《解放日报》专门发表评论《从肖玉璧之死说起》，指出：“在‘廉洁政治’的地面上，不容许有一个‘肖玉璧’式的莠草生长！有了，就拔掉它！”这集中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坚决惩治公务人员贪污腐败的决心。

党中央和边区政府把廉洁自律同党性修养紧密结合起来。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强调：“共产党员在政府工作中，应该是十分廉洁、不用私人、多做工作、少取报酬的模范。”“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应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应以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的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因此，自私自利，消极怠工，贪污腐化，风头主义等等，是最可鄙的；而大公无私，积极努力，克己奉公，埋头苦干的精神，才是可尊敬的。”中国共产党采取的一系列党性教育措施取得了显著效果，1945年4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系统总结党的三大优良作风时指出，“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党的一切政治任务是不能完成的”，强调了对党员进行思想教育的重要性。除了加强廉洁教育外，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林伯渠等党中央与边区政府领导人还以身作则，始终保持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在延安“住窑洞、吃粗粮、穿布衣，用‘延安作风’打败了‘西安作风’”，以实际行动为全党树立清正廉洁的榜样。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党建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