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对香港前途充满信心*

（一九九四年七月七日）

　　当前最重要的是，要从总体上对香港前途坚定信心，对港英当局提高警惕。英国原来是个殖民国家，现在要他们从香港退出来，他们愿意吗？不愿意。香港是英国曾经取得的一块肥肉，要他们从口中吐出来，他们愿意吗？不愿意。所以，他们就千方百计对香港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回归祖国制造种种障碍。英国的当权者，不管是哪一个政党，在这一点上利益是一致的。五年前，也就是一九八九年十二月，撒切尔夫人〔1〕给我一封信，集中谈的是“民主化”。当时我说，港督一直是集行政、司法等大权于一身，你们现在怎么突然变得这么要“民主”了？我们不反对民主，但民主是要逐步实行的，要与一个地区的发展水平相一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有他们的民主，我们也有我们的民主。我们认为，我们的民主最适合于我们。总之，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以前，英国的当权者要在香港问题上制造种种阻力，埋上钉子。对港英当局的政改方案〔2〕，我们已发表声明，重申了我们的立场，不予承认！一九九七年，我们要按照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有关规定，重组立法局、行政局、市政局和区议会。
　　在香港问题上，我们在几个方面一直是很明确的，这就是“一国两制”是要肯定的，中英联合声明是要肯定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是要肯定的，“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是要肯定的。不久前，我到广东、福建考察，在深圳特别讲到，香港和深圳之间的边界线不能动，香港是资本主义的香港，深圳是社会主义的深圳。这条线动了，不是资本主义的香港改变了社会主义的深圳，就是社会主义的深圳改变了资本主义的香港。我们“一国两制”的方针政策是很清楚的。这是个大原则，无论怎么样也不能改变。
　　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以后，要保证香港长期稳定繁荣。如果香港不能稳定繁荣，就会变成“死港”。香港的稳定繁荣，不仅对香港很重要，对内地也很重要。香港的稳定繁荣离不开内地，因为内地有大量的原材料、技术、劳动力，还有广阔的市场。广东、福建发展得很快，同香港也是分不开的，那里有很多工厂是香港企业家投资的。有的虽然不是港资，可也是通过香港引进的。一句话，内地越是稳定繁荣，就越能促进香港发展；反过来说，内地也可以发挥香港的窗口作用。我们应该看到这一点。
　　凡是有利于香港稳定繁荣的事，都要采取积极步骤予以落实。香港的建设工程，也不能全部让英国人得利。英国人不要只顾自己从香港捞好处，大派福利，还要给港人留下生路，不能“你请客、我付钱”。这是我们的一贯方针。对将来好多事，我们要未雨绸缪。
　　泡沫经济使日本、美国都栽了大跟头。在房地产市场上，我们不希望香港有太大波动。我们希望香港金融市场的波动尽可能小一点。现在，中国银行参与了一部分发钞，但港英政府对香港的金融稳定责无旁贷，因为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以前还是英国人在管治香港。香港一百八十万工作人口没有健全的退休保障，这个问题很大，要合理地予以解决。退休保障涉及雇主、雇员和政府的利益，如何解决，对于保持香港社会稳定很重要。我看英方的意图是在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以前把一些明明是政府管的事都放到民间，把政府职能空化了。要教育港人爱国爱港，这一点是起码的。当然，这个任务要逐步完成。
　　坦率地讲，香港问题在我脑子里占很大位置。我是下了决心一定要解决好这个问题的！香港问题解决不好，对不起子孙后代。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香港回归的那一天，我是要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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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江泽民同志会见香港“一国两制”经济研究中心理事访京团时谈话的要点。
　　注释
　　〔1〕见本卷《香港必须有一个平稳的过渡期》注〔1〕。
　　〔2〕一九九二年十月，最后一任港英总督彭定康在其首份施政报告中，提出了对香港一九九四年区议会和一九九五年市政局、区域市政局、立法局的产生办法作出重大改变的政改方案。这个政改方案，违反中英联合声明关于中英两国政府在过渡时期内加强磋商和合作的规定，违反中英双方关于香港政治体制发展与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相衔接的原则，违反中英双方已达成的协议和谅解，是“三违反”的方案。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根据中英联合声明规定，为保证一九九七年香港政权顺利交接，在香港过渡时期后半段，中英双方通过中英联合联络小组共同审议为一九九七年顺利过渡所要采取的措施。香港一九九四年区议会和一九九五年市政局、区域市政局、立法局的产生办法，对一九九七年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治体制有重大影响。特别是基于一九九〇年中英两国政府通过双方外长交换七封信件所达成的谅解，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于一九九〇年四月四日通过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届政府和立法会产生办法的决定，其第六条规定：“原香港最后一届立法局的组成如符合本决定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有关规定，其议员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愿意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并符合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规定条件者，经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确认，即可成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届立法会议员。”这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直通车”安排。英方未经同中方磋商，单方面公布政改方案，直接影响到港英最后一届立法局议员的“直通车”安排，这一处理方式违反了中英联合声明的规定。 第二，政改方案改变了功能团体选举的间接选举性质。港英当局在一九八五年立法局选举中引入功能团体选举制度。该选举制度将香港社会各界依其功能分为工业、商业、金融、劳工、教育、法律、会计等若干组别；部分功能组别以符合法定资格的团体或机构为单位进行投票，部分功能组别则由获得法定专业资格的个人投票，根据本组别获分配的名额选出立法局议员。这种间接选举办法的目的是确保香港财经界和专业界人士能够有代表进入立法局。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过程中，英方将该选举制度推荐给中方，为体现循序渐进、均衡参与的原则，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采纳了英方意见，并载入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但是，政改方案取消了功能团体选举中的团体或机构投票形式，全部采用个人投票，而且将一九九五年立法局选举新增九个功能组别的选民界定范围扩展到香港全部工作人口，从而使功能团体选民人数由一九九一年的不足十万人激增至二百七十万人。这既违反了引入功能团体选举制度的原意，也改变了功能团体选举的间接选举性质，使之成为变相直接选举，违反了与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相衔接的原则，从而导致港英最后一届立法局的组成不符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决定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规定。
　　第三，政改方案提出一九九五年立法局选举委员会“全部或大部分委员由直接选举产生的区议员出任”。而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附件一的第二项规定：选举委员会由工商、金融界，专业界，劳工、社会服务、宗教等界，立法会议员、区域性组织代表、香港地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香港地区全国政协委员的代表四部分组成，每部分各占四分之一。政改方案违反了与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相衔接的原则，也直接违反了一九九〇年中英两国政府通过双方外长交换七封信件达成的港英最后一届立法局的组成和产生办法同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届立法会一致的谅解。
　　第四，政改方案提出取消区议会和两个市政局的全部委任议席，违反了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规定的香港民主发展要循序渐进的原则。
　　这个政改方案，受到中国政府坚决反对和香港居民强烈批评。在这种情况下，英国政府不得不要求同中国政府就香港一九九四年和一九九五年选举安排问题举行谈判。中国政府从实现香港平稳过渡和维护香港稳定繁荣的大局出发，同意同英国政府举行谈判。中英双方就谈判要以中英联合声明、与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相衔接的原则以及过去双方已达成的协议和谅解为基础达成了协议。一九九三年四月至十一月，中英两国政府代表就香港一九九四年和一九九五年选举安排问题举行了十七轮谈判。中方希望会谈能尽快达成协议，以便在中英合作的情况下，实现一九九七年香港平稳过渡和政权顺利交接，并为之作出了不懈努力。但是，英方顽固坚持错误立场，于第十七轮会谈后单方面中断谈判，将双方正在谈判的部分问题提交立法局讨论，直接导致谈判终止。
　　鉴于英方破坏了原先由双方建立起来的政治体制衔接的桥梁，中方提出，要另起炉灶，以我为主地完成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的各项准备工作。一九九四年八月三十一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决定，明确指出：“港英最后一届立法局、市政局和区域市政局、区议会于一九九七年六月三十日终止。英国政府单方面决定的有关港英最后一届立法局、市政局和区域市政局、区议会的选举安排，违反中英联合声明，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届政府和立法会产生办法的决定》。”会议决定，由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届政府和立法会产生办法的决定》，负责筹备成立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有关事宜，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届立法会的具体产生办法，组建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届立法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