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强践行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和坚定性（2）

（二）关于发展的模式选择

发展的模式选择，就是发展是如何实现的。这些年来的发展在不少地方，不少方面是一种粗放式的发展，走的是一条叫作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的“三高一低”的路子。这种粗放式的“三高一低”的发展固然为中国经济增长立下了汗马功劳，但也种下了难以下咽的苦果。

先说高投入。这几年我国经济有个时髦的词，叫投资拉动型经济。只要一看经济不景气，就投资。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固然是最立竿见影、最直接，但不能常用、老用。常用老用的结果有两个。第一，把所有的钱都投到经济建设上去。这些年，固定资产的投资占GDP的比重逐年在攀升，2005年的时候达到55%，2007年达到63%，就是说我们上一年度刚刚挣的钱，下一年马上就得投入到经济建设上去，只要一不投，经济就要滑坡。第二，投资的效益在不断下降，钱越来越不经花了。同样数量的钱能办的事情越来越少了。

可随着社会的发展，我们越来越发现经济建设、社会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哪个地方不投钱都会出大问题。2003年那场非典把北京人折腾得草木皆兵，可回过头看，如果当时社会公共卫生预防体系健全，非典在社区内就能得到比较好的遏制，可是我们没有把钱投到公共卫生预防体系上去。这就说明，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哪个方面不投入或投入少了，社会就会给我们报复。所以，以往那种高投入的模式不能持续下去了，再这样下去，就会入不敷出。

再说高消耗。发展经济肯定要消耗资源。目前，我国企业消耗是全球平均水平的3倍，是日本、德国的八九倍。美国的汽车又大又笨又重又耗油，但美国人不在乎，当然现在他们也在乎了。可就这么不在乎的国家，企业能源消耗不到我们的一半。有同志说，我们不要老跟这些发达国家比，他们的产业结构已经转型了，当然资源能源消耗低。可是，中国与印度产业结构相似，发展阶段相当，中国的能源消耗是印度的1.65倍还多，我们又该如何解释。

有同志说，问题不大，我们可以利用国际市场、国际资源，只要有钱，我们可以采购全球资源。可是我们购买国际资源的结果是：在国际市场上，中国买什么什么贵，甚至有些产品中国才说要买，价格就开始上涨了。以铁矿石为例，中国大炼钢铁，需要消耗大量铁矿石，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铁矿石进口国。作为大买家应该有定价权，我们却不是如此。从2003年到2007年这四年多的时间内，铁矿石价格涨了680%，我们只能被动接受。

铁矿石尽管涨价，我们还能买得到，但有些东西是我们想买却买不到的。目前，中国石油对外依赖度突破52%了。工业化时期能源是生命，石油是血液。美国曾经说过，只要卡住马六甲海峡，就能遏制中国发展。2004年的时候，中海油想收购美国一家油气公司，进行石油战略储备。当时出价不低，本来以为稳操胜券了，最后美国国会不同意出卖，不是经济原因，而是政治原因，美国不允许中国有稳定的海外油气资源。

为什么中国在全球资源采购中会出现这样的窘境呢？国家发改委2004年、2007年中国经济发展报告中，对我国2003年、2006年GDP与消耗的资源能源的状况作了分析。2003年中国创造的GDP占世界GDP不到4%，却消耗掉当时全球7.5%的石油、27%的煤、30%的钢材，40%的水泥等一系列资源。2006年中国创造的GDP刚刚达到全球GDP的5.5%，我们消耗了8.5%的石油、40%的煤、40%的钢铁、50%的水泥等。如果中国发展的资源消耗方式不变，要达到2020年占到全球GDP20%的理论目标时，就意味着我们要消耗掉全球石油储量的85%和几乎全球的全部其他矿产资源。那时，就是中国人想这样干，国际社会同意吗？所以，高消耗我们难以为继。

再看高污染。目前我国河流的污染率达到99.7%，除此以外还有土壤污染、大气污染。过去，说“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是用来形容一个人崇洋媚外，可是当今天我们再说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的时候，科学家说这是有科学依据的。月光通过大气照到地球上，如果大气是透明干净的，那么光线直射下来，月亮的轮廓就很清晰；如果大气中有各种浑浊的颗粒，那么光线就会发生折射，所以我们看到的月亮周边出现毛边；如果大气颗粒达到一定密度后，我们看到的月亮甚至会有些变形。一句笑话成为现实的背后，是如今环境的严重污染。

有些同志说，发展经济怎么能不破坏环境？我们可以先发展后治理嘛！只要发展了，有了钱，再来治理就可以了。先发展后治理，说起来简单，做起来难。英国工业革命时期，泰晤士河污染了，仅仅恢复生态就花了一百年。难道我们中国还要走别人的老路吗？有些时候，就算有了钱，进行治理，能不能达到效果，还是个很大的问题。北京奥运会那20多天的蓝天、白云，是靠什么换来的？先是汽车单双号限行，紧接着北京的大工厂停工，到最后奥运期间连小饭店都不让开门，连周边省份也是停工的停工、停业的停业。如果环境保护要以经济发展的停滞为代价，那么要环境干嘛？可是话又说回来了，如果经济增长一定要以环境付出代价，那么这样的经济增长有什么用？

面对这样的情况，科学发展观明确提出，要创新发展方式，转变经济发展模式。我们要走一条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兴工业化之路，我们要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我们要搞循环经济，要建设生态文明。科学发展观，在发展模式方面给予了我们科学的解答，为我们指出了一条科学的发展之路。

（三）关于发展的战略取舍

发展是要有战略的，不同的战略导致不同的发展结果。这些年来，有两大战略支撑中国社会的发展。

第一个战略，非均衡发展战略。由于中国生产力发展水平比较低，财力、物力有限，不可能在短期内让13亿人都共同富裕，不可能让960万平方公里都同时发展，所以我们让一部分地区先发展起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走一条非均衡的发展道路。这一战略同样为中国社会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但同样也带来了三大问题：城乡巨大差距、区域巨大差距、社会群体巨大差距。这三大差距给中国社会带来的不仅是经济上的问题，更多的是社会政治问题。

由于时间关系，我只讲讲城乡差距。城乡差距其中一个指标是人均可支配收入。一个社会中的群体在社会中的地位，直接取决于他能挣多少钱。上世纪五十年代我国开始搞“一五”建设，也就是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时候，当年城镇居民一年收入235块钱，农民73块钱，收入差距比例为3.22。这个差距是比较大。但没有办法，中国社会刚刚经过8年抗战，3年国内战争，好不容易取得天下了，还没有开始搞建设，朝鲜战争又爆发了。三年下来，我们欠了前苏联很多债务。可是当时中国还必须迅速完成两大使命：第一，必须尽快从农业国变成工业国，没有工业化做支撑，不可能在世界民族之林站立起来；第二，必须有强大的国防，因为当时的帝国主义虎视眈眈，亡我之心不死，没有国防做支撑，连政权都保不住。解决这两大问题都需要钱，钱从何处来？我们告诉群众，先勒紧裤腰带，把这两件事干好。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心有余而力不足。但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说了，只要中国经济不崩溃，绝对不让城乡差距收入再扩大。这一代共产党人说到了，也做到了。尽管后来中国经济发展并不是特别乐观，甚至用现在的话说，一度到了国民经济崩溃的边缘，可是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再也没有拉大过，甚至有开始缩小的态势。真正开始缩小是1978年。1978年，中国改革从农村改革开始，中国农民感受到了中央政策的威力，结果当年中国城乡收入差距比例一下子就缩小到了2.37。中国农村改革的好日子大概就是五六年时间。1985年是我们中国农村改革的辉煌顶点，也恰好是城乡收入差距比例的历史最低点——1.72。从1985年之后，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又开始迅速拉大。到了1990年，基本上回到了1978年的水平。十六大以来，中央领导集体为了农民增收，想了不少办法，粮食直补、减免农业税，能做的都做了。可是在巨大的非均衡发展的惯性趋势下，城乡收入差距还是被无情拉大了。到2007年的时候，城乡收入差距比例达到了3.33，而且拉大的态势还在继续。这些经济数据背后反映的是社会政治的深刻矛盾。

面对非均衡战略我们要自省：是不能？还是不为？不能，是因为没有能力，这可以理解。但如果不为，恐怕就是良心上的问题了。在50年前，如果说不能，可以理解。经过60年建设、30年改革发展，在取得这么重大成就的背景下，再说不能，只能被认为是偷懒和偏心。

科学发展观明确提出，要统筹城乡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的新格局；要统筹区域发展，东部沿海地区可以继续加快发展，但中部要崛起、西部要大开发、东北老工业基地要振兴，全国一盘棋；要统筹经济社会发展，更加注重公平正义，更加关注民生建设，解决社会群体之间的财富不合理差距。科学发展观，在发展战略方面指出的是一条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均衡发展战略。

第二个战略，发挥比较优势的战略。中国劳动力资源丰富，劳动力成本低，我们可以发挥劳动力资源丰富、劳动力成本低的比较优势，为世界打工，做世界工厂，赚世界的钱。这些年来的发展，不能说我们没有赚到世界的钱，接近2万亿的外汇储备不都是赚来的钱嘛？可是我们这点钱，赚得太辛苦了！

由于中国跟美国、欧洲的贸易顺差越来越大，美国开始叫嚣中国威胁论。可一位美国学者在研究中美两个国家的产业结构后，认为以中国跟美国目前产业结构的差异，中国发展得越快，对美国越有好处。他以罗技鼠标为例。罗技鼠标，在中国苏州生产，目前每年生产2000万个，这2000万个鼠标又全部卖到美国去。这就是所谓的两头对外。一个罗技鼠标在美国市场上卖40美元，可是这40美元是怎么分布的？首先，生产罗技鼠标，使用罗技公司的品牌、专利，在中国加入WTO背景下，得保护知识产权，就要交专利使用费和品牌使用费，于是交了20%，就是8美元。其次，鼠标到达美国得有一个物流过程，经销商、批发商、零售商，哪个环节都要钱，就这样又交出37.5%——15美元给人家。那么剩下的就是中国的吗？应该是但实际上不是。这个鼠标与其叫中国制造，还不如叫中国组装。因为鼠标里面有一些元器件我们生产不了，还得再买另外一家美国公司的，于是又给别人35%——14美元。最后只剩下7.5%，也就是可怜的3美元是中国的。而这意味着中国苏州要从农民手里把这块土地给征上来，地方政府的利税、企业的利润、工人的工资以及水电等消耗，都在这3美元里。这个案例是美国学者提供的。美国学者对中国产品在国际产业分工中所占的利润分配额已经高估了很多。实际上，有很多中国产品的利润根本连7.5%都到不了。前任科技部长徐冠华就曾经说过，中国目前是世界PC大国，全世界75%的计算机硬件是中国生产的。可是我们是PC大国，不是PC强国，主机、机箱、显示器等一整套生产下来，我们只得到50块钱加工费。

难道是比较优势战略错了吗？学过经济学的同志都知道，比较优势战略是国际经济贸易里面最基本的原理。那么，为什么中国运用比较优势原理，参与国际竞争时得到的却是很可怜的收入呢？原因在于比较优势战略里用于交换的劳动的劳动价值必须处于同一个层面。但现代经济发展中，不同劳动的价值发生了像原子一样的裂变，劳动价值差异是天壤之别。中国一个打工者一天干十七八小时下来能拿到25块钱人民币，已经很高兴了，他能跟比尔·盖茨干一天去比吗？网上有个笑话，假设比尔·盖茨一不留神从口袋里面掉了100美元到地下，他是不会弯腰去拣的，因为弯腰的这两秒钟里，他能创造2000美元的价值。同样都是劳动，为什么有的劳动那么值钱，有的劳动那么廉价？因为劳动不在同一个层面上。

如果中国永远满足于这种低层次的为国际社会打工的角色，那么结果会是什么样？世界打工者这个地位，让中国在国际社会能得到什么？现在国家的地位已经不完全靠武力来决定了，更多的是由在国际产业结构中的分工地位决定。如果一个国家不能在国际产业发展中占领制高点，那么我们有可能越发展越可怜，越发展越将成为世界的最底层。

出于解决就业的需要，中国固然不能完全放弃打工赚钱，但同时也要靠卖专利、卖品牌赚钱，因为只有专利、品牌才可能赚大钱。这就需要我们走出一条科技创新道路。科学发展观明确提出，要自主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要增强原始创新能力和集成创新能力，其战略意图就在这里。所以，科学发展观在实现发展再上新台阶方面实现了战略创新。

发展的价值指向，发展的模式选择，发展的战略取舍，科学发展观在这三个方面都给出了科学的回答。而这三方面归结起来，正是党的十七大报告上所讲的，科学发展观解决了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这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对这一问题的科学回答，使得科学发展观赢得了当之无愧的科学地位。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就能顺理成章、水到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