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湘赣工作座谈会上的发言

在湘赣工作座谈会上的发言

 


  我想我们经过这几天的座谈之后,对湘赣苏区历史发展的过程,较之过去是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但也只是比较而言,因为时间很短促,一方面我们没有可能把实际情形详细地在这个会议上来讲,另一方面又没有许多文件作为我们现在讨论的根据,无论哪个时期都没有旧的文件可参考,因此我们还只能是粗枝大叶地对过去作总结。我的讲话也不能作为湘赣苏区历史问题的最后结论。其所以不能作为最后结论,是因为湘赣过去所执行的路线与当时整个党的路线是分不开的,而那个时期的党的路线究竟如何,是需要七大[209]作结论的。在七大以后,根据七大的认识来讨论湘赣工作,才能够有更完全的认识。但是这次的座谈也可以得出一个初步的共同的意见或者是初步的结论,因为大家已经有了一个共同的看法。这是我首先要声明的。

  
一 研究湘赣苏区历史问题的目的

  我们在湘赣做的工作,到今天已经有十年了,我们要以历史的观点去看问题。所谓历史的观点,就是说要懂得我们在湘赣工作的时候,是在四中全会[210]以后,不管旧省委也好,后来的新省委也好,都是执行了四中全会以后的路线的,但那个时候并不知道四中全会以后的路线是错误的路线,这个错误路线是过了七八年之后才发觉的。当时许多同志也没有把它当错误的路线,相反的,倒还觉得很合胃口,同意了那个路线,拥护了那个路线,现在看来当然是错误的。
  现在我们来检讨历史问题的时候,首先,应该从各种不同的历史情况出发,了解历史问题,检讨自己的错误。过去在同一错误路线下,也是有各种不同的情形的。
  比如有一种人,他当时执行那个路线,他是把那个路线当作正确路线来执行的。这种人的反省,应该反省自己在那个时期的思想方法,就是说应该反省自己在当时为什么同意了那个路线,为什么拥护了那个路线。这种人对党是忠实的,只是思想方法错了,需要在这方面作自我批评。虽然错误路线下造成的罪恶应由路线负责,但自己也应该反省自己为什么同意了那个路线,执行了那个路线。
  另外,还有一种人,在那种错误路线下面,他利用党的错误来进行自己私人的活动,达到自己私人的目的。这就是说是品质不好的人。这种人不仅要反省他的思想方法,而且要反省他的品质有些什么毛病,造成什么罪恶。
  再还有一种人,虽然在错误路线下,但是他并没有完全同意这个错误路线,他对错误路线有抵抗,有不满意。这种人在任何一个苏区里面都是有的,就是说他对当时的路线不满意,提出过不同的意见,反抗过,但是他也没有能够把这个错误路线完全纠正,而只是在具体执行中没有完全执行这一错误路线。这些同志也应该反省,反省自己当时为什么没有能够坚持自己的正确意见。他如果是这样反省,也可以得到一些经验教训。
  也还有的同志有官僚主义的倾向,脱离群众,作风不好,因而使工作受到更多的损失,等等。
  总之,是有各种各样的情况的。
  今天我们来研究历史问题的时候,各种各样的人对自己应该根据各种不同的情况来加以检讨和反省,这样对各个人都可以得到一定的好处。
  其次,我们不能够以现在的眼光去看历史问题。今天的观点是什么?今天我们是实行统一战线政策,与大资产阶级共同抗日。我们不能够拿这个尺度来要求过去,来看过去,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具备与大资产阶级大地主合作的条件。但在“九一八”[177]之后,中国国内阶级关系上是起了新的变化的,在今天来看,当时的某些社会政策可能改变或者应该改变。比如在对十九路军问题[211]的态度上,我们应该采取和他们合作,打击蒋介石,以争取五次反“围剿”战争[66]的胜利。那个时候没有这样做,这是错误的。但是超过这些要求,说那个时候与蒋介石也应该合作,这就不对了。那个时候这样的可能还没有,就是说与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合作还不可能,还没有这种条件。所以我们说,不能以今天统一战线的尺度去看那个时候的问题。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那时的某些可能采取的统一战线的措施,比如“九一八”以后,我们在某些政策上应该加以改变,是可能做到的。这就是我们在检讨历史问题时应该有的观点,也就是历史观点。
  再次,我们在研究历史问题时,应该有实事求是的精神。就是说一方面我们要看出错误并研究犯这些错误的原因,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哪些地方有成绩。我们不是否定一切的态度。我们也需要研究出在错误路线下还能够得出成绩的原因是什么,大家要很冷静很客观地来分析当时的情形。如错误何在,是什么原因,在哪些地方还有成绩。这种态度是很需要的,在教育党教育干部上,必须具有此种态度,同时也只有如此才合乎事实。
  我们检讨历史问题的目的,对党来说是要很好地检讨那个时期的经验教训;对个人来说是要弄通自己的思想,基本上不是追究责任应归哪个人负,而是把思想搞清楚,以对过去错误的检讨来教育全党。总起来说,我们不是过分追究个人责任,而对个人来说,则应着重反省自己犯了什么错误。如此,才能够对党对个人都有利益。
  这就是我们研究湘赣苏区历史问题时应该采取的态度和目的。
 

 
二 对湘赣苏区历史上各个时期党的路线的估计

  为着讨论的便利,我们把湘赣苏区的历史分为四个时期,即:临时省委以前为一个时期,旧省委(包括临时省委)为一个时期,新省委为一个时期,最后一个时期为谭余保[212]同志在那里坚持游击战争的时期。最后一个时期的干部到会的很少,我们很难谈到许多的具体问题。这次我们的座谈主要还是弄清旧省委与新省委这两个时期之内的一些问题。
  现在我把临时省委以前这个时期的情形简单地说一下。
  根据这几天的座谈,大家有一个共同的认识:湘赣这个区域在大革命时期就有党的和群众斗争的基础。在永新、莲花、茶陵、宁冈等县内,大革命时就有群众斗争,特别是安源等地方的工人运动有很大的影响。北伐也经过那些地方。湘赣这个区域后来成为中国苏维埃运动中重要的地区,中国苏维埃根据地的建立,它不是首创也是第一批(大概除了广州暴动[213]之外它就是首创地)。这不是偶然的,首先是有群众斗争的条件,其次是有它的地形条件,如井冈山是很好的地形条件。在政治条件上说,它是比较偏僻的两省交界或三省交界的区域,统治阶级在那里的力量薄弱。因为有这些条件,所以以后朱、毛选择了这个地区,创造了苏维埃政权。毛主席曾在这里搞了一年多,在宁冈、永新、茶陵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叫做革命割据,创造了一套政策,包括建政、建军、建党的各种政策。这是一套正确的办法。毛主席这一套政策的基本精神就是实事求是,就是按照实际情形规定我们的政策。所谓后来保存了毛主席的精神者,我看也就是保存了毛主席的实事求是的精神。
  朱毛红军离开这个区域以后,在立三路线[172]时期,湘赣边的党是否执行了这个错误路线呢?应该说湘赣边党的领导机关一般地是接受和执行了这个路线的。比如湘东南的五次暴动[214],赣西南的八次攻吉安[215],把地方武装集中起来,组织行动委员会等。至于执行这个路线时,是不是下面还有一部分同志在那里实事求是地按照毛主席的精神奋斗呢?那还是有的。某些党部、某些同志和许多党员干部不满于立三路线,保留了原来的一套好的东西。我看毛主席的这种作风不仅只在湘赣这个区域才有,即使在其他区域执行错误路线下也是存在的。当然湘赣这个区域是毛主席直接领导、直接参加的一个区域,毛主席的影响更深更广些也是自然的。我觉得在湘赣的军队里面,毛的传统保持得更多一些,这一点我是这样的看法,大家也还可以考虑。
  (一)新旧省委执行的路线
  旧省委和新省委两个时期都是执行了“左”的路线,而且这个路线是一天比一天更加“左”的,这样的估计是合乎事实的。更确切些说,旧省委执行的是四中全会以后到临时中央从上海搬至中央苏区以前的路线,新省委执行的路线是临时中央搬到中央苏区以后的发展得更“左”的路线,包括五中全会[216]。四中全会只形式上停止了立三路线,而新的“左”的路线在四中全会后不久就产生了。四中全会反对立三路线并没有解决问题,因为没有能够揭发立三路线的社会的政治的根源。所谓社会的根源是党内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政治的根源是大革命失败以后广大群众对国民党统治者非常仇恨的思想。这两个思想都是发生“左”的根源,都容易走向“左”的错误方面去。四中全会也没有指出立三路线的思想方法是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的。总的说来,四中全会虽然反对了立三路线,并且批评了三中全会[217]的调和路线,但是并没有看到“左”的根源何在。四中全会以后的中央依然保存了立三路线时的那一套思想方法,“左”的根子并没有去掉。而且四中全会不正确地提出了反对党内右倾思想,说右倾是主要危险,因此四中全会以后中央的政策如土地问题、劳动政策等,以及许多的个别政策都表现得很“左”。但是,我们说形态完备的路线之形成还是在“九一八”以后[218]。因有日本打中国,有三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又有几省的大水灾,就认为革命形势到了,认为中国已经革命化了,认为国民党的统治是总崩溃,于是提出要完成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这是夸大了国民党要崩溃的一面,提出了不正确的任务和斗争的策略,成为一个极左的路线。这个“左”的路线是否把各个区域普遍地统治了呢?是否各个苏区都被它统治了呢?那就不一定。比如在中央苏区,就遇到了以毛主席为代表的实事求是者的抵抗,毛主席就不赞成打大城市。但是是否部分的也被执行了呢?是的,如分配土地上就执行了。在临时中央未搬到中央苏区以前,中央虽然派我们去了,后来又派恩来[219]去了,但在博古[220]、洛甫[92]未去苏区之前极左路线还没有完全统治中央苏区。我们去的时候,中央局的书记开始是项英[221],后来是毛主席。以后恩来同志来了,他当中央局书记时,虽有五月决议案[222]批评了中央苏区的机会主义,提出打赣州,赣州没有打开,回来之后就再没有打大城市。这就是说实际上并未贯彻的执行四中全会以后的路线。
  我想在湘赣,旧省委虽执行了“左”的路线,但也并没有充分执行,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临时中央搬到中央苏区以后,福建打出一个罗明路线[223]来,江西虽然没有指出省委有路线错误,但也打了几个地区,还处分了邓、毛、谢、古[224]。这表明苏区并没有全部执行他们的路线。湘赣之所以被打,也是这个原因,因为没有完全执行他们的路线,所以被认为机会主义的动摇。认为福建是罗明路线,江西几个地区是机会主义,这实际上也就是说那时的中央局的领导有问题。
  新省委执行了中央搬到中央苏区以后的路线。中央搬到苏区以后,博古、洛甫亲自到苏区执行极左的路线,这对于中央苏区就发生了很大的影响。他们认为必须彻底执行中央的路线,在这种情形下面,他们认为旧省委是机会主义动摇,撤销了旧省委,组织了新省委。这个新省委在思想上、政策上比旧省委自然表现要更“左”,但是我们今天来说这个新省委是否满足了当时的中央的要求呢?也没有,也没有完全彻底地执行他们的路线,因此他们说新省委还有右倾机会主义。
  这里我顺便说到一个问题,有同志说派刘士杰[225]到中央报告是一个错误,我说这也只是相对的正确。刘士杰这个人品质不好是事实,但是派别人是不是也会带一个机会主义动摇的帽子回来呢?我可以肯定地说,一定要带的。为什么?中央从上海搬到中央苏区以后,为了贯彻自己的路线,采取的办法就是打倒一切,否定过去,把罗明路线的帽子到处戴。因此我想无论是王震[226]去也好,张启龙[227]去也好,都免不了要带一个帽子回来,恰好湘赣那个时候失去了上犹苏区,红军有些缩小,那一定会戴上机会主义动摇的帽子的。所以今天我们检讨湘赣历史,我认为应否定那时候中央对旧省委是机会主义动摇的估计,因为这不合乎事实。随着这个否定,当然改组省委也就是错误的,后来打击省委这些人是更不对的。我看不仅仅对湘赣右倾机会主义动摇这个估计不对,就是罗明路线,江西几个区域的机会主义的帽子,戴得也不对。我想统统应在否定之列。如果现在我们研究罗明路线这个问题,我看错误的不是罗明,罗明倒是提出了一些边界上斗争策略的问题,如武装斗争、两面政策等。他是反映了一些实际情况的。这些问题既然已经提出来了,应该很好地去研究解决,但那时候中央不独未去研究,反而抓住这一点来打击他。
  至于旧省委和新省委所执行的路线,“左”的具体的内容是表现在各种政策上。
  旧省委在土地政策方面就改变了毛主席过去的分田原则,根据当时党中央的决定,实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重新分配土地虽说是对的,但问题不在这个地方,而是分田的方法不对头。此外,如驱逐豪绅地主出境也是“左”的。在劳动政策方面是执行第一次全苏大会[228]所通过的七十五条劳动法,这里面有八小时工作制那一套,把大城市的东西搬到农村里应用。文化政策也是共产主义的一套。苏维埃政权建设也是根据全苏大会所通过的宪法大纲进行的,那个宪法大纲是很“左”的,在那里面规定了一切剥削者都没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一个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但规定富农没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简直和苏联无产阶级专政差不多了,这就表现了对革命性质的模糊。照那个东西看起来,只有雇农、贫农、中农才能够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肃反是在中央苏区时特别授命为中心工作的。在军事行动方面,在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这个“左”的口号下面打过一下分宜,但只是打过一下,以后就没有打了。这一套“左”的政策是为旧省委所执行了的,但是执行得不彻底。比如有些地区分田还是按人口分;军事行动上要与湘鄂赣打通,打了一下没有打通就不打了,因此后来受了批评打击。
  新省委因为在思想上政策上比旧省委更“左”一些,所以在某几个政策上就特别表现了突出的“左”。
  第一,在土地问题上,查田查阶级方面比旧省委表现得更“左”。旧省委在土地问题上也是“左”的,如驱逐豪绅地主。新省委没有驱逐豪绅地主,但是有查田查阶级。驱逐豪绅地主不对,但它还是对地主阶级的,而查田查阶级却侵犯了农民的利益,特别侵犯了中农的利益。把中农当富农,把富农当地主,甚至查出一些干部家庭成分不好,认为他们是阶级异己分子而放在劳役队,甚至当作反革命。当然省委并未决定查田要查几代,然而实际上是查了几代。
  第二,在思想斗争中的打击政策也特别“左”。反对王首道[229]的机会主义动摇是错误的,那个时候的打击政策,在湘赣已经发展得很厉害。今天我们看,对王首道、张启龙以及甘泗淇[230]这些同志的打击都是不对的,一直到我们与夏曦[231]同志的斗争方法也有错误。这种打击政策一直继续到六中全会[153]时,才基本上结束。
  第三,是在群众动员工作中的强迫命令。这里面包括扩大红军,动员担架伕子、借公债等,比过去旧省委时期也为突出。打击政策不仅在党内存在,而且扩大到了群众里面去了。在扩大红军方面枪毙的人还少,动员逃兵归队方面枪毙的人就多一些,查田查阶级里面杀人杀的也还少。这一点上得出的结论是,虽比旧省委突出,但与中央苏区也不同。在干部打击政策方面,我看和中央苏区比较一下也不同。
  这三个问题是新省委特别突出的“左”的政策表现。
  至于其他政策如劳动政策等都还是继续旧省委的一套,没有什么变化。
  总起来说,就是新省委继续执行“左”的政策,在思想上比旧省委更“左”一些。在各种政策上,特别在上面举出的那些政策上更加“左”得突出一些。这里也要说明,新省委执行的政策虽然更“左”,但并没有完全达到当时中央所要求的程度,因此使得中央后来还批评新省委有右倾机会主义。
  (二)新旧省委在肃反工作上的问题
  在肃反政策上,第二次肃反是否比第一次肃反高潮时闹得更厉害,更恐慌一些呢?我问了几个同志,在群众中造成恐慌的还是第一次肃反高潮。但第一次干部恐慌情绪少一些,第二次肃反高潮捉的干部多,群众少,在干部中造成恐慌这是可能的。第二次肃反高潮与第一次肃反高潮比较起来,恐怕还是第一次肃反要乱一些,捉的杀的也要多一些,县级干部也不少,而第二次肃反则比较有秩序些,捉的也比较少一些,但其中重要干部占的数量为多。为什么?因为第一个高潮时社会秩序没有建立起来,区乡都可以杀人,后来秩序渐渐建立,已经不象过去一样混乱。裁判部已经设立了,不能随便杀人,杀人要经过省府批准(逃兵例外)。有的同志估计第二个时期杀的人质量比较高一些,这是个事实。为什么第一次肃反时旧省委比较坚决,而在第二次肃反或刘士杰捉了很多人时就动摇了呢?因为第一个时期捉的人主要是西路分委的干部,那个时候对西路分委有这样一种观感,觉得西路分委AB团多,这也是自然的,因为富田事变发生在那里,当然这也还是错误的。但这里面也还是存在着不自觉的山头主义的,觉得湘东南的干部可靠些,对西路分委的干部因为有富田事变的关系,怀疑多些;又因受了中央的命令,因此肃反坚决些。而第二次发生动摇,因为肃到湘东南这批干部身上来了,肃到自己在赣西南提拔起来的一批干部(他们是本地的,是经过旧省委提拔起来的,所以比较熟悉一些),因此对肃反发生怀疑,于是派人到中央报告。王首道、王震、甘泗淇、张启龙虽都怀疑,但派人去报告恰恰碰到更“左”的路线来了,它是以更“左”的精神来看苏区的问题的,所以反而批评旧省委对反革命容忍姑息,不仅没有支持旧省委对过去肃反的怀疑,反而批评旧省委右倾。第一次与第二次肃反,军队里面都要好一些。
  以上是新旧省委在肃反工作上的比较。新省委所提出以赤色恐怖镇压白色恐怖的口号是不对的,但在这个口号下面杀人也还不算很多。当时刘士杰有这样的意见,说带一升米进永新城就要杀,这个意见是被大家反对了。
  新旧省委都是执行“左”的肃反路线的,新省委时期表现得更“左”一些的,表现在旧省委还犹豫的,新省委肯定了,杀了,捉杀了一些重要干部如袁德生[232]等。但也不能说后来肃反是怎样扩大化,因为建立了革命秩序,不会使肃反那样无组织地发展下去。我在省委的这一时期,对清理旧案,我没有尽到责任。这是一个很大的损失。
  我想肃反问题就暂时说到这里,大家还可以交换一下意见。
  (三)新旧省委在军事方面的问题
  新省委在军事政策方面比旧省委更“左”的有哪些方面?我看旧省委在执行“左”的军事路线方面,只是打过一次分宜,而新省委在五、六两月基本上接受了新的军事路线。
  在国内战争的环境下面,在苏区斗争的环境下面,军事问题是占很重要的地位的,有时候甚至是起决定作用的。军事问题包括军队建设和军队作战方针。我有这样一个认识,大家也可以考虑一下,就是朱毛红军传统在湘赣军队中保持得更久一些。比如红军三大任务[233]的作法在湘赣苏区就保持得比较久。后来虽改变了,但在斗争中,在长征中,也还是多少采取这些办法的,有时候是斗争环境使你不得不这样做。在作战方针上,虽然旧省委在“左”的路线下也打过分宜,但经过那个尝试之后,碰了钉子,马上就停止了,而采取了游击战与运动战的方针。后来新省委也执行过新的军事方针,如修碉堡、筑工事等,但搞了两个月之后,事实告诉我们不能那样做,所以以后也改变了,由永新县转移到遂川、万安、泰和方面行动。在第一次长征[234]行动中虽然有许多缺点,但基本上完成了任务。所以,可以做出这样的结论,就是在军事作战路线上还是保持了一些朱毛红军的传统。这一点也就使我们能够解释为什么我们还能够保存这样一些力量和一大批干部,并且还能够取得一些胜利。
  一般地说,红军的产生有两种形式:一种是由旧军队暴动过来改编为红军的;一种是从当地群众斗争发展到武装斗争再发展为地方游击队,由游击队集合而为红军的。湘赣红军是第二种形式产生的,湘赣红军是由游击队集合而为大队伍的。独立师是这种情形,赣西南二十军也是这种情形。这样产生的红军有什么特点呢?
  第一,这样的红军与群众的关系比较密切,它是在群众斗争下面产生出来的。
  第二,这样产生的军队,对地方党政一般地说服从习惯要好一些,因为一个小游击队过去县委、区委都可以指导它的行动。
  第三,这样产生的红军,干部的机动性和独立活动的能力强一些,士兵的觉悟程度、政治条件、政治基础也要比较好一些,因为它是在群众斗争中由最积极的分子集合而组成的。
  湘赣红军具备了这些特点,我们应该估计它的政治素质是好的,对这个部队的战斗力也应该估计是相当强的。
  对于创造这个队伍,哪些人是有功绩的,哪些同志是这个队伍历史发展上的重要人物呢?我们说从本队伍里面产生出来的重要人物应该是谭思聪[235]、王震、谭家述[236]等同志,这些人都应该作为这个部队的创造者。李天柱[237]、萧克[238]、蔡会文[239]这些同志是外面来的帮手,他们对部队的提高也起了一定的作用,但基本的创造者应该是上述那些人。
  那么湘赣这个部队有没有弱点呢?它是游击队集合而成的队伍,民主性比较大一些,这一方面可以说是它的长处,但是另方面部队的散漫习气是大一些。我过去也是这样看法,它的战斗力相当强,但游击习气大一些。
  十七师北上[240],我们就其结果来看,是错误的。湘赣当时处于辅助地位,这种辅助力量为了与主要地区配合,受些损失,在原则上是可以的。在福建事变以后,如果中央的方针的确是配合十九路军,因此需要湘赣军队到南浔路上活动,以这个力量辅助主力,使主力红军配合十九路军达到粉碎第五次“围剿”的目的,这当然很好。但是,那个时候的十七师北上,并不符合这个实际情况,当然是不对的。如果没有北上,湘赣的整个形势虽不会根本改变,但是会使那个区域的斗争坚持得更长一些。至于六军团的突围,还是不可免的。
  在十七师北上回来之后是否执行过单纯防御的军事路线,退出永新时我记得是有游击战争的部署,那个时候还想占领井冈山。但是我们是不是受了新军事路线的影响还想在那里坚留一下呢?我想是有的。这就是说在五、六两个月基本上是执行了这个方针,后来,在松山战斗后才改变。但我们也不能把所有的筑堡垒的事情都归之于新路线。
  突围的军事行动,在帮助主力红军方面,成为主力红军的先遣队的作用来说,大体上是完成了这个任务的。我们突围有没有缺点错误呢?应该说是有的,主要的我看是因为我们没有经验。
 

 
三 对湘赣苏区新旧省委成绩的分析

  旧省委时期有这样几个显著成绩:
  第一,统一了湘赣边的领导。湘赣边原来是分散的,有湘东南、赣西南,还有北路分委,成立省委以达到对这个区域斗争的统一领导,是很需要的。
  第二,旧省委深入了斗争,发动了基本群众,巩固了(恐怕还发展了)苏区。
  第三,建立和发展了武装,如独立第一师等等。
  这些是旧省委领导期间的基本成绩。省委、军区、省政府都起了一定的作用,我只这样概括地说一说。
  新省委虽然是更“左”了,但也还有它的成绩。概括地说,是在保卫苏区的斗争上,在扩大武装及组织长征上,都有成绩。
  为什么在错误路线下还可以得到这些成绩呢?我看可以作这样的解释:
  首先,这个区域实行了土地革命,虽然我们土地政策上是“左”的,如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但不能否定基本群众得到了土地革命的果实。雇农、贫农、中农(虽然也侵犯了他们的利益)对苏区是热情保护的,虽然我们执行“左”的路线,“左”的政策,但他们对于苏维埃政权还是爱护的。
  其次,广大党员和干部是与群众有密切联系的,毛主席的实事求是的精神在许多干部当中还是存在的,上面虽然规定了“左”的政策,但有许多干部在执行时,往往对它有许多纠正。如肃反问题,在军队里面并不是坚决执行的,并没有搞得很“左”,这就是有些纠正。许多下层干部是按照实际情况办事的,虽然规定的政策很“左”,但他们执行时是能做几分就做几分。
  还有一点是两个时期的省委虽然很“左”,但其中还是有些作过实际工作的同志,如王首道、张启龙等就有实际工作的经验,与群众有密切联系,他们在执行“左”的路线遇到某些困难阻碍之后,有些修正。如在军事上打分宜打得不好,就不是去硬拚。其他政策方面也是一样,体验到做不通的时候,就有些转弯,有些纠正。这也是使我们能在工作中得到成绩的原因。所以两届省委都还是得到了一些成绩。
  两届省委存在的共同的缺点,拿思想方法来说,都是有些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具体地说,都是对于一个区域的斗争历史没有加以深刻的研究,对当时的政策也是缺乏很好的调查研究。这大概是过去党内一般的作风。我们说如果对当时当地的情形加以了解,比如旧省委到那个地方以后,把这个区域加以了解的话,那么我相信对西路分委肃反中的问题会能发现,肃反中的“左”可能有一些改变,对西路分委领导下的干部,可能有不同的看法。新省委对过去也是缺乏了解,如果能象我们这次座谈会一样的座谈一下,那么对张启龙等同志的问题也会改变一些看法的。这都是割断历史,因此不能够接受那个区域的历史教训。这一点教训,我们一定要接受。这是将来任何一个同志到任何一个区域工作时,必须引以为戒的。
  篡党篡军这个问题。旧省委是中央派去领导的,不能够说他是篡党篡军,上级派人下去领导就说是篡夺领导,那以后就不能派人。派去的人他并不是以阴谋手段把人家推翻,自己夺取领导,就不能说是篡。王首道以及其他几个同志被派去领导湘赣,中央指定他们为领导机关,这在原则上不能说是钦差大臣、篡夺领导。至于这个领导机关,接受本地干部参加是不够的。这一点两届省委都值得反省。蔡会文同志去了以后,当军区司令兼政委,并兼八军政委,是否能说他是篡军呢?从形式上来说把军权拿下来了,但也不能说他篡军,因为事实上加强了对这个区域的领导,对地方部队也有帮助,至于大家感觉到他闹独立性,不尊重地方党的领导,这种缺点是有的,但以后还是纠正过来了。
  至于刘士杰这个人,他是有钦差大臣的味道的,好在没有让他掌握全权。他当时是被中央很信任的一个人,所以他去中央作了报告之后就被提为党的书记。刘士杰回来以后的确是神气十足,他想利用自己的地位打一些人,这个阴谋是明显的,但对刘士杰的本质是不容易一下认识清楚的。他会说话,是个工人,并且有些小聪明,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旧省委会把他提拔起来,我们那个时候也认为他还有些能力。我对刘是放任了,他就利用我对他的信赖进行私人活动。到什么时候才感到此人不大妙呢?在守井冈山以后。以前从他生活上也看出了一些问题,觉得他是个好吃懒做的人。在长征中更暴露了他的坏处。到了与二军团会合以后,组织党的领导机关时,对他的认识已经改变了,过去是副书记,此时只参加常委。第二次长征[241]之前,给了他一次很严格的批评,撤销了他的职务,这次之后他就跑了。今天我反省起来,觉得我对刘士杰的本质感觉不灵敏。他背的是工人金字招牌,当时就为他这些假象所蒙蔽。但说刘士杰当时就是反革命,我看则没有根据。我认为刘士杰和陈洪时[242]都是投机分子。当革命胜利之时,当他们在党内有地位的时候,他们可以留在党内,当革命困难之时,当他们个人地位动摇时,他们就可离开革命,叛变革命。我们对这样品质的人,当时没有看清楚。在对刘士杰的问题上,我有责任,放任了他,对他的品质认识很慢,虽然认识一个人要有过程,但这个过程拖得很长。
  还有一个问题也谈一谈,就是在错误路线下面一些党员违反了党的纪律,如贪污或破坏党的纪律的行为等,受了处分,不能说因为路线错误就要根本取消。
  湘赣问题经过这几天的座谈之后,大家把问题都提出来了,上面我已经讲过,现在很难作最后结论,但是把基本意见暂时归纳起来还是可以的。大家对这些问题还可以继续想一想,我今天讲的这些也只是一个意见,还可以修改。因为一些同志要走了,座谈也还是带搜集意见的性质的,今天我们得出的只能是一个初步的大家共同的意见,七大以后我们对于湘赣问题再进行更深刻的讨论。  
  *延安整风运动后期,中共中央领导全党高级干部讨论党的历史问题,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在延安还分别召开讨论各苏区和各部队历史问题的座谈会。本文是任弼时在讨论湘赣苏区历史问题的座谈会上的发言。
出处:任弼时选集    人民出版社1987年9月第1版

 

责任编辑:郑瑜校对:总编室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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