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方法和领导作风

领导方法和领导作风



一 抓住工作中的中心环节,彻底转变老一套的领导方法和作风
  我们边区党政军民各种组织,对于领导战争动员工作是比较有经验的、熟练的。每一个动员任务来到的时候,不管怎么困难,都能迅速地突击式地完成它。但是从整个边区的工作看来,除开延安、靖边、清涧、陇东一些地区或者还有一些地方之外,许多地方的情形是:在一次动员任务完成之后,便感到无事可做,只有等待或继续做第二件动员工作,似乎是除了动员以外,就没有其他工作可做的样子;或者是不管什么性质的工作,缴公粮也好,运盐也好,组织冬学也好,办合作社也好,既不区别哪些是取之于民的,哪些是帮助老百姓或给予老百姓以利益的,又不分辨哪些是临时性的工作,哪些是经常性的工作,一律当做动员工作来看待,一律采取动员工作的方式去办理。这种情况的存在,说明了我们边区许多地方的工作,还是老一套的领导方法和作风,是动员工作的方式代替了一切其他的方式。这种老一套的方法和作风,不但办理不好许多细腻的、经常性的事情,而且使老百姓感觉到今天的党政军民各组织,都只是动员,只是向他们要东西,还不如苏维埃革命时代,打土豪、分田地,党政军民各组织直接给了他们许多利益。两相比较,老百姓对于党政军民各组织的关系,自然没有从前那样亲密。如果长此继续下去,我们就会脱离群众的。造成这种情形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抗战以来,边区的环境变化了,任务也变化了,而我们的许多干部还没有清楚地认识它,还没有抓紧当前的中心工作,转变我们的领导作风,却仍然继续采用老一套的办法,这就需要我们今后来一个大大的转变。
  这几年来,我们边区所处的环境有些什么特点呢?一方面是我们面对着战争,全国正处在抗日战争的过程中,敌人与我们隔河相望,而在我们的周围又有几十万数目的友军,时有向我们闹磨擦的威胁。这样就使我们不能不经常处于戒备状态,以求保卫边区的人民和边区的人民政权。而另一方面,我们又是处在一种和平的环境,边区是一个前线的后方,敌人虽然对我们有空袭,有隔河炮击,但它的兽蹄还没有和无力踏进边区里来。抗战以来,国共之间的武装斗争已经停止,虽间或有过武装磨擦,但并未破裂两党的抗日合作。这样的和平环境,对于边区是有利的。战争也是为着求得和平。华北、华中的各个抗日根据地,经常遭受敌人的反复“扫荡”,遭受敌人“三光”政策[187]的破坏,那种情形在边区是没有的。同时,就今天国共两党关系的形势看来,也可能走向好转,大规模的磨擦战争大体上也不会发生。因此,在这样的和平环境当中,摆在我们面前的基本任务,就是建设,就是用我们一切可能的力量来建设这个区域。
  同志们,我们应当怎样建设,应当建设些什么呢?边区从旧社会接受下来的遗产太不丰富了,这是一个地广人稀,经济和文化落后的地区,因而我们不能妄想在这样一个区域里样样都作好,样样做模范,从轻工业到重工业,从小学到大学,从托儿所到养老院,象某些同志所幻想的那样。我们应当从可能和需要出发,应当根据边区人力、物力、财力来进行必要的建设。在今天说来,最可能与最需要的,就是发展生产。只有发展生产,才能够担负几万脱离生产人员的供给,改善一百四十万人民的生活。因而,发展生产是我们今天全部工作的中心一环。我们要善于在一定时期内,抓住工作中的中心环节,各项工作都要围绕着这个中心环节去进行。列宁曾经教导过我们:“仅仅一般的作一个革命家和社会主义的信徒,共产主义的信徒那是不够的……需要在每一个时期里,找出这样一个特别的环节,对这个环节应当用所有的力量把它抓住,以便握住整个链子。并巩固的准备过渡到以下一个环节”[188]。在边区,在和平局势下,全部工作链子的一个特别的环节,就是发展经济建设,而经济建设中,尤以发展公私农业生产为中心。只有开展这样的经济建设工作,其他的一切问题才能迎刃而解,它是巩固地准备过渡到下一个环节的关键。这就是说,只有抓紧经济建设这一中心环节,才能使人民丰衣足食,更加富裕起来;才能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解决几万脱离生产人员的生活问题;才能给我们以物质的保障来完成教育与培养大批干部的重大任务,以准备迎接行将到来的胜利开展的局面。同志们,应该认识边区今天的斗争任务,比较处在敌后的华北、华中各抗日根据地已经前进了一步。那里是战争的环境,中心的任务是战争,是打开局面,击破敌人的“扫荡”。而边区已经是有了一块比较完整而且巩固的和平的地区,斗争的任务也就前进了一步。应该根据可能的条件和斗争的需要,在民主和建设上,今天特别是经济建设问题上,作出一些模范,开辟出一条在坚持抗战中的自力更生的大道,寻找出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规律。这不仅可以给予将来也要进入和平环境,也要以建设任务为中心的华北、华中各抗日根据地以榜样,使他们少走摸索的曲折的道路,而且这些办法与经验,也可供大后方经济建设事业以参考。这样,加强边区对全国的影响,提高边区在全国的地位,便不致于流为空谈。
  现在我们检查一下,过去对于经济建设事业的努力程度如何。我们说是作了一些工作,有了一些成绩;但是也应该自我批评地说,我们的努力还不够,我们还不善于根据形势和任务的变化,真正抓紧全部工作的中心环节。我们时常听到有些同志这样讲,工作非常多,指示也不少,但似乎没有一种带经常性的中心工作。虽然党中央和西北局老早已经提出发展边区经济的积极方针,指出经济建设是我们的中心任务,但由于过去党内思想上的不完全一致,有许多同志存在着不同的认识,就妨害了这个方针的贯彻。比如在军队方面有了“打出去”的不正确的想法,自然不会积极地来建设边区。大会上已经批评了军队方面对边区经济建设消极的错误。但地方党政方面,对经济建设工作是否可以说已经是足够的注意了呢?照我看,同样是注意得不够的。产生这种放松经济建设工作的原因,是由于在一九三九年之前,边区的经济困难主要是依靠外援解决的,忽略了从经济建设中解决自己困难的任务。另一方面,两次的反共高潮[189],边境上的磨擦战争,以及反共军队可能进攻边区的威胁,也妨碍了我们作长期打算,积极地进行生产建设的工作。而最基本的原因,是军队也好,党政机关也好,对于生产建设的重要性之认识是不够明确的。大家还没有深刻地了解,在我们掌握政权之后的基本任务,除开保持这一政权,使之不受敌人侵袭以外,就是组织人民的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特别重要的是经济生活。只有发展经济,发展生产,使人民丰衣足食,然后政府才能富足,更有力量去进行其他建设事业;也只有在人民更加丰衣足食的基础之上,才能更加提高人民的政治觉悟和文化程度,更加发扬人民拥戴这个政权和参加其他建设事业的积极性。正因为这个真理未被全党同志所了解,经济建设的重要性才被忽视,经济建设的中心任务才未被抓紧。只有某些区域的党政机关(如延安、靖边、陇东的某些地方等)和某些部队(如三五九旅、保安部队、警备一旅的第一团)真正抓紧了经济建设工作,作出了很多成绩,探寻出一些生产建设的规律,成为我们今后发展经济建设事业的方针。如果边区的党政军民各组织的干部,及时地认识了新环境下的中心任务,及时地抓紧这一中心环节,以全副精力来进行生产建设,那么,我们边区的生产会更加发展,自力更生的基础会培植得更加巩固,边区的地位和影响会较今天更加提高和扩大。假使地方党政机关,都能象延安一样,用实事求是的精神去解决生产建设中的许多具体问题,如移民开荒、劳动互助、妇女纺织、合作社等,那么全边区的人口会比今天更加增多,边区人民的生活会比今天更加富裕。假设边区部队都能象三五九旅等努力生产建设的部队一样地去开荒种地,合理地组织战士进行生产,那么各部队也必然具有比今天更雄厚可靠的经济基础,也必然会减少更多的困难。这就是说,我们是错过了一些时机,如果我们能早加注意,我们的成绩和收获是较今天更多更大的。这次高干会[190]上总结了过去几年来的经济建设事业,使大家认识了经济建设是当前边区工作任务的中心环节,了解了今后建设工作的基本方针,就是发展生产、保障供给、公私兼顾、军民兼顾的方针。这样就扫清了许多对于中心任务,对于建设方针的模糊认识。
  同志们,任务改变了,工作的方法也要随着任务的改变而改变。和平环境的建设工作和战争环境的战争动员工作,性质不同,进行的方式也就不同。过去的老一套方法,在今天和平建设任务之下是不适用或很少能适用的。内战时期,陕北是处于一种大规模的游击战争的环境,中心工作是组织队伍,进行战争,打土豪、分田地。群众长期处于地主和军阀的压迫下,打土豪、分田地在当时是为他们谋利益的,群众就比较容易发动起来。在那种战争环境当中所迫切需要的,就是动员人民参加游击队,并要他们帮助军队组织担架队,护送伤兵,打扫战场。那个时候所建立的临时政权,因为处于游击战争的环境,也没有好多的建设工作可做,粮食和经费主要是从打土豪得来的,政府的中心工作就是分配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和财产,帮助军队进行动员工作,或者可能从事一点文化建设的工作。总之,那个时候的工作,是一切适合于战争的需要,我们对于战争动员工作的一套作法,已是积累了许多经验,掌握了许多规律。但是对于和平建设的一套作法,却还在摸索中,还在过渡的阶段中。“凡事起头难”,经过一阵摸索之后,才会逐渐发现一些规律。比如许多机关所办的工厂,大体上都是先赔本的,因为赔本,才加以改进,随后才进入获利时期,其原因就是我们过去没有办工厂的经验。我们往往用建设军队或建设机关的方式来建设工厂,用了一大堆不从事生产的工作人员,如厂长、副厂长、指导员、管理员、采买员、勤务员等等一大套,应有尽有,比直接参加生产的人还要多。或者是把都市中大工厂的设备应用到我们的小规模生产里来,致使成本过大。或者是强调自觉遵守纪律,反对严格管理,致使劳动纪律松弛。赔了本,受了教训,才会想方法改进,逐渐使其走向正轨。再如办合作社,起初是简单地、机械地按照生产合作社、消费合作社的规章办事,办得群众都不愿意参加,卖的东西也不比商店便宜,使许多合作社遭受失败,经过了长期的摸索和不断的改进,才发现了真正合乎群众需要的象南区合作社那样的形式,它是与南区人民血肉相关的深受群众爱护的很重要的经济事业机关。其他如修水利、开荒、移民、运盐、纺纱、国民教育等,都是经过了摸索或失败的过程的。在军队方面,情形也是一样。我们的军队是在不断的战斗中创立与发展起来的,建立了战争时期的一套制度和工作方法,但是对于和平驻军时期的一套工作方法,就没有经验。几年来留守部队虽然有某些部分或某些工作,也找到了一些新的工作规律,但整套的适应新环境的工作方法,还是没有建立起来的。
  由此可见,和平建设工作与战争时期工作有其不同的内容,办法也就应有不同的一套,不能是照老样办事。在边区,经常性的建设工作的传统和作风,还没有普遍地建立起来,而只是在少数地方如延安、靖边、陇东某些地方逐渐培养出这种新的工作作风,但还是不够完整的。从整个边区看来,还是处在由内战时代的领导方法和工作作风,转变到普遍建立建设工作中的领导方法和工作作风的过渡阶段当中。但是在上述少数区域以内,已经创造出一些适合和平建设环境的领导方法和工作作风,这种新的领导方法和工作作风,必须传布到全边区去,为大家所学习,并加以发扬。今天某些干部在工作中感到苦闷的原因,就是老的领导方法和工作作风已经不适用于今天的以建设为主的工作环境,而新的还没有建立起来,因此感到“棘手”,感到办法少,这也说明了转变领导方法和工作作风的必要。
  要转变领导方法,建立新的工作作风,就必需富于创造能力,发扬干部和党员大胆创造事业的精神。在一县、一区、一乡工作的同志,都要学习善于按照当地群众的需要和可能的条件出发,去独立地创造事业。这种在党的路线与政策之下的独立解决问题,正是我们所需要的,这不同于闹独立性。我们不要因为反对闹独立性而走入另一偏向,就是妨碍各个部门、各个组织、各个同志在党的路线与政策下,按照具体情况,独立地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之发展。我们所反对的独立性,是指那些想法与党分歧,又不执行党的政策,不服从党的组织,“为所欲为”的现象。而对于符合党的政策的创造性,是要发扬的。要使每个同志有勇于作事的积极性,只要这件事情是群众需要的,是适合于边区建设的利益的。在发扬这种独立工作的能力,发扬这种创造性时,应该注意的是,必须打破公式主义,不要象过去办合作社一样,使群众觉得与己无关,甚而是一种负担。打破公式主义,就是要我们尽量运用群众习惯中所有的一些方式,比如不用劳动互助社的新名词,免得老百姓不懂、害怕,以为又是向他们要东西的新花样,而采用群众所熟悉的变工队、扎工队一类的形式而加以改进,使它们实际上成为劳动互助社的性质。其次就是善于在事业的进行中,很好地组织人民的力量。要改造那些群众所不喜欢的东西,定出适合群众口味的办法,使群众感到所办的事业对他们是有利的、方便的,象南区合作社所进行的业务那样,如代缴公粮,老百姓既可免去麻烦,又可作为股金,自然是非常满意。这样,合作社与群众的关系更加密切,它在群众中的信用更加提高,它的业务也就可以更加发展。能够从群众的利益出发,兼顾群众的习惯,大胆并细心地在生产事业中发挥大家的创造性,那就可以逐渐培养出一种新的领导方法和工作作风。
 
 
二 反对官僚主义倾向,建立正确的领导
  在领导作风问题上,党也好,政府也好,军队也好,群众团体也好,存在着一个相当普遍的严重缺点,就是党所决定的正确政策,有些地方不能贯彻下去,不能保证这个政策百分之百的实现。这种情形,固然由于过去党内思想上的不完全一致,同时和干部的文化水平太低,限制他们对于问题的了解,也多少有些关系。但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必须指出,就是官僚主义倾向在那里作怪。
  官僚主义倾向表现在制定工作计划之前,并没有经过详细的调查研究,并不是从实际的可能条件出发,并没有依据群众的需要和觉悟程度,而是凭着自己脑子里的想当然,凭着一种大概的估计而制定出来的。官僚主义倾向还表现在对上级的指示和决定,没有认真地加以研究。某些党部对上级发来的书面指示,也不正式提到会议上去讨论,只是由党委的一两个负责同志看过一遍,就关在箱子里,置诸高阁,时间久了,决定的内容已经忘却了,更谈不到研究当地的情况,定出具体执行的办法了。比如边区经济建设问题,西北局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已经作了决定,送发到各个地方。那个决定里,一般说来,是正确地指出了发展生产的建设任务,指出了发展生产以农业生产为第一。但这个决定并没有普遍引起各地党部的注意,或许有些党部根本没有讨论它,或许有些党部随随便便讨论一下,致使大家还没有把经济建设看做自己的中心工作。官僚主义倾向还表现在当执行某种决定,进行某种工作时,不很好地采取说服教育的精神向群众解释,反而滥用摊派和强迫命令一类的办法。这样,就把事情弄得很糟糕,本来是与群众有利的,群众是会欢喜的、赞成的,却反而变成群众不欢喜、不赞成的,反使群众不满。比如过去办合作社、办学校等,都曾经发生过这样的毛病。官僚主义倾向还表现在,有了一个计划也是摆样子的,不去组织执行,更不去按期检查执行的程度,而一味醉心于许多“不执行的计划”,东也计划,西也计划,形成一种文牍主义、形式主义。这就是固临[191]县委组织部长说的“在桌子上跳舞”,因为他只是在办公桌上写计划,却没有考虑到计划可不可以行通以及如何才能行通。军队里也有“计划多、报告多、工作少、麻烦多”的现象。总而言之,这种官僚主义倾向也是主观主义的一种具体表现,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与群众脱节,不是真正关心群众,不是把群众中所发生的问题、所迫切急需解决的问题,提出来用具体的办法加以解决。在我们党政军民的领导机关里,还有这样的极少数的官僚主义化了的分子,他们虽是出身于工农群众,虽然也知道群众的苦难和要求,但他们已经染上了剥削阶级的思想意识,不仅不好好地为群众办事,反而企图爬到群众的头上,假公济私,利用自己的地位去发财致富。也正如固临县委组织部长所说的,这些人“脑子里装满了法币[182]”,因此就可以贪污,可以作恶,可以无法无天。
  同志们,象这种官僚主义倾向的坏作风,是应当开展群众的斗争来反对的。象那些极少数思想上已经蜕化了的官僚主义分子,是必须从政府、军队和党的机关中排除出去的。不然,我们的新的工作作风是无法建立起来的。
  这次高干会总结了我们几年来的工作,明确地规定了生产与教育是目前边区的两大任务,而经济建设是我们工作的中心环节。那么,转变我们领导工作的作风,就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没有领导作风上的转变,则中心任务的规定是空洞的,是不能保证去完成的。究竟如何来建立我们的正确领导,建立正确的领导方法和工作作风呢?少奇同志在他的第一次讲演中已经指出领导机关和领导者的职责,并清楚地提出了许多办法,我们应该照那些办法去改进我们的领导。斯大林同志对领导问题曾有总结性的正确指示。他说:“正确的领导――这就是说:第一,必须正确的决定问题。而为要正确的决定问题,就非估计到群众所有的经验不可,群众是亲身遭受到我们的领导的结果的。第二,必须组织正确决定的执行。而为要组织这种执行,也是非有群众的直接帮助不可。第三,必须组织对于执行这种决定的情形之审查。而为要组织这个审查,也是非有群众的直接帮助不可。”[192]斯大林同志告诉我们,正确的领导必须建立在正确地决定问题、正确地组织决定之执行和经常地组织对决定执行情形的审查,而这些工作必须与群众发生密切的联系,假如不得到群众的帮助,那我们正确的领导也是无法实现的。
  斯大林同志所提出的正确决定问题,也就是毛主席所说的,我们不应当以主观的态度去从事工作,制订计划;就是要我们在订计划、写决议的时候,必须经过仔细的调查研究,按照实际可能的条件,按照群众的觉悟程度和经验去决定我们的政策和办法。要不使我们的决定一到实际中就破产,不使我们的决定成为空洞的不能执行的口号,不要象我们过去一般地背诵一遍所谓领导春耕、夏耘、秋收工作等口号一样,而要学习毛主席的解决问题的方法,象这次他所起草的经济建设计划一样。他不是笼统地提出要开荒多少,增加细粮多少,而是经过科学的调查研究工作,根据边区究竟有多少荒地,有多少劳动力,有多少半劳动力,能够移民多少,依据这些条件决定我们究竟可以开荒多少,增加细粮多少。并且为着使规定的开荒和增粮的数目字能够真正实现,又研究了如何增加劳动力的具体办法。比如发展带有劳动互助性质的变工队组织,利用变工队的形式来发展在私有经济基础之上的集体生产,以获得增加和调剂劳动生产力的效果。延安的同志和靖边、清涧的一些同志,过去就是用这种实事求是的精神去决定问题的,他们在组织春耕、开荒、移民、合作社以及植棉、水利、纺织等工作时,都是用这种态度去解决问题的,这是非常值得我们其他地区的同志来效法的。
  在问题决定了以后,不能让这些决定变成为空洞的口号,成为纸上谈兵。要使这些决定变成积极的行动,而且能收到一定的效果,保证它的实现,就必须进行大量的组织工作,就是如何去组织这些决定的执行。比如我们这次大会所通过的毛主席起草的经济建设计划,是按照需要与可能制订出来的,但要这些计划由可能实现进而为实际的现实,首先就要各级党部仔细地研究与讨论这个决定,按照各县各区各乡不同的具体情况规定出该县该区该乡执行这个计划的具体办法,并坚持执行下去,克服一切中途的困难。要执行计划,要把事情办好,这里不能忽视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就是挑选和配备适当的称职的工作干部。另一方面,必须把这个计划在群众面前进行很好的解释工作,使他们了解这个计划对他们是有利益的,使他们拥护这个计划,自愿为这个计划的实现而行动起来,也就是说,把领导机关的计划变为群众的计划。我们每一个党员应成为执行这个计划的模范。比如毛主席特别号召我们发展边区的劳动互助运动,要我们普遍采用集体生产性质的变工队的组织形式。我们首先就应当使党员和群众认识这种变工队的好处,可以调剂劳动力,调剂耕牛,增加粮食生产等,使他们乐意来采用这个办法。这样还不够,我们还必须善于挑选农村中富有生产经验与劳动热忱的农民去担任变工队的队长,要善于配备与组织变工队的干部。假如我们马马虎虎找一个劳动力和劳动经验都不够强的,或者简直是吊儿郎当好吃懒做的人去当变工队的队长,那么其他的队员自然就不高兴、不满意,变工队就不能组织得很好,工作的进行也必然不会好。相反的,如果我们挑选农村中被大家所佩服的积极劳动的和有生产经验的农民,象吴满有[193]这样的劳动英雄来领导变工队,那么,在春耕、夏耘、秋收的时候,他指挥别人从事劳作很得法,今天帮助这家,明天帮助那家,参加变工队的农民自然就会很高兴,就会拥护变工队这个组织。同时要使变工队能够及时地迅速地组织起来,就需要农村里的党员同志积极参加变工队,发挥高度的劳动热忱与帮助他人的精神,成为群众参加变工队的模范。这样,变工队就不会搞不好。再比如,我们办一个纺纱或织布工厂,特别重要的或有决定意义的,也是挑选和配备干部。我们要善于在群众中挑选出有办理这个工厂的工作经验和工作能力的同志来担负这个工作,这样工厂才能办得好。群众中是不缺乏这些人才的。假设我们随随便便配备了一个没有经验又没有组织能力的人去办理这个工厂,他一定要浪费许多时间、精力和物资,重复过去摸索过程中的许多缺点,摆很大的架子,用很多不从事生产工作的“工作”人员,花费很大的成本,结果只有一条道路,贴本以至于关门大吉。如果这个工厂是由群众集股举办的,那它马上就会在群众中失去信仰,而且会使群众对于党所号召的其他建设事业也冷淡起来。因此,每个正确决定通过之后,事情还不算完结,而必须进行很精细的耐烦的组织工作,特别是慎重地挑选和配备干部,因为干部的才力和品质对于一种事业的成败,是起着决定的作用的。
  有了计划,有了干部,工作在那里进行了,但这还不等于工作已经完成。工作中有了毛病还需要改正,有了经验还需要总结,总之,还需要经常的审查和督促。斯大林同志指出这种审查和督促之“所以需要,第一就是因为只有实行这样审查,才可以透澈无遗的认识工作人员,查明他们的真正品质。其所以需要,第二就是因为只有实行这样的审查,才可以查明执行机关的优点和缺点。其所以需要,第三就是因为实行这样的审查,才可以查明该工作指示本身的优点和缺点”[194]。
  斯大林的这些话,第一就是说,我们不能以为配备了好的干部,事情就可办妥,就可以高枕无忧。我们应该知道,一个有组织能力、工作能力的干部,可能是适于组织运输队,适于组织合作社,但却不一定适于组织变工队。也可能这个同志原来适宜于组织变工队,但因为他后来不善于团结队员,或者不能公平地恰当地分配队员的劳作任务,惹起队员的不满和反对。因此就需要不断地进行审查,从工作审查中去了解干部的品质,了解他的德和才是不是适合于他所担负的工作。
  第二也就是说,我们在审查工作中,去了解执行机关是否是以官僚主义的态度来对待它的工作,正如斯大林同志所说:“好好的审查执行程度――这是一种探照灯,这种探照灯帮助我们随时查明机关工作的状况,并揭露官僚主义者和文牍主义者的原形”[195]。
  第三也就是告诉我们,只有经过经常的实际的审查,才能够发现我们原订的计划是否有主观主义的成分,是否真正是从实际情形出发的。
  总之,只有在经常的审查中,才能根据工作中的经验,发出具体的补充指示,以便更好地更进一步地解决具体问题。比如我们发现了我们原来配备的干部不恰当,怎么办呢?就及时地调换这种不恰当的干部,用称职的恰当的干部代替他们。比如我们发现了执行机关是采取官僚主义的态度来对待工作的,怎么办呢?就及时地改造这个执行机关,或者设法纠正执行机关的这种错误态度。比如我们发现了原订的工作计划和指示本身是有缺点,是不完全切合实际情况的,怎么办呢?就及时地修改或补充原来的工作计划,使它成为真正能够行得通的可以实现的计划和指示。
  当我们进行审查工作的时候,还需要注意审查的方式和方法。第一,我们审查一件工作,不能单凭它的计划或者是书面报告,而必须要到工作实际进行的地方去,审查这些计划的实际执行情况和它的具体结果。第二,我们在进行审查工作的时候,不应当是仅仅从上而下的,仅仅依靠执行机关来进行审查,自然这种审查也是必要的,但这还不是审查工作的全部,还必须进行自下而上的审查。比如我们审查一个工厂的工作情形,不仅要派人去审查这个工厂的管理机关的工作,和经过管理机关去进行审查,并且要发动这一个工厂的工作人员和工人群众,由下而上地审查它的业务计划进行的实际情况,审查工厂管理机关的领导工作。只有采取这种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地互相配合的审查方法,才能使我们对于工作执行的实际情况了解无遗,才能使我们的审查更接近实际,更接近真理。
  我们在审查工作中,应当善于总结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因为我们的目的不在于简单地了解工作中的情况,而在于从了解工作情况中想出改进工作的办法。在一件工作进行完毕之后,就应当进行经验总结。如果这个工作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完成,或者本来就是经常性的工作,那就要恰当地分出一定的阶段去总结它的经验教训。总结了一件工作,得出了许多经验教训,就必须利用这些经验教训,在干部和党员中进行教育工作,因为它是最好的最生动的最具体的教育材料,并且要把这些经验教训在各地运用起来,使它更加丰富。比如我们总结了南区合作社的经验教训,就拿来进行教育,就在各地普遍地采用起来,而且将来一定还会有更好的改进。我们应该承认,过去各地对于总结工作还是做得很差的,或者是做得不够的,这也使我们的工作不能迈开大步前进。
  我们应该依照这些原则,来建立我们经济建设事业中的领导作风。但是从整个边区看来,在警备区,在陇东,在南边的鄜县一些未经分配土地的地区,那里的民主政治的中心任务,首先是贯彻减租减息的政策。只有真正减少了租息,使群众得到了利益,他们才会安心地努力去生产,才会发动他们的积极性,才谈得上开展经济建设的事业。一般地说,减租减息政策在那里还没有被认真地普遍地实行,那里有些地方的下层政权还在地主阶级的手里,那里的群众还没有发动起来。有少数群众对我们党和政府是采取怀疑态度的,他们中间有人这样说:“究竟现在是山羊和绵羊之分,还是谷草和莠草之分呢?”这是值得我们警惕的。还有一种群众的呼声,他们说:“地主怕农民,农民怕政府,政府怕地主。”地主怕农民是因为农民有力量,农民怕政府是因为政府有权力管理他们,政府怕地主是因为这个政府还不是真正代表农民群众的利益的。这告诉了我们,那里的下层政权还是在地主阶级的手里,减租减息的政策还不能很顺利地执行,老百姓的生活还没有被改善,老百姓的政治权利还没有被提高,群众的积极性还被压抑着。我们应当给那些地区分配以有力的干部,贯彻减租减息政策,发动农民群众的积极性,并在这样的基础上,去改造政权,使之成为真正的“三三制”[164]政权,并由这个政权去领导经济建设的事业。在那些地区的领导方法与工作作风,同样的也应该依照上述的原则去建立。
  要培养一种正确的领导方法与工作作风,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是一种很细致很精巧的工作,是一种艺术,所谓领导是艺术,就是指的这个道理。而经济建设工作又是很繁杂的艰苦的工作,就需要我们改去粗枝大叶的毛病,就需要在领导工作上更加有计划性、组织性和经常性。
 
 
三 发扬民主,开展自我批评
  毛主席在高干会演说中,曾经号召我们反对党内的自由主义倾向。我们也曾经指出,在我们的领导作风和工作作风中,还存在有官僚主义的倾向,存在有贪污、腐化、堕落的严重现象,军队中也存在有军阀主义的倾向。也就是说,摆在我们面前的,有许多要反对要肃清的东西。用什么办法去反对,去进行斗争呢?唯一的办法,就是在党内发动所有的党员群众,在政府系统中发动广大的劳动群众,大家来进行批评和监督。这种群众的批评和监督,应当成为我们肃清官僚主义与军阀主义倾向,肃清贪污腐化和反对其他各种不正确的思想倾向,以及消除对这些不正确思想倾向采取的自由主义态度的一种重要武器。也就是说,要扩大党内的民主,要扩大人民的民主,并运用这种平等的民主精神,以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来进行反对自由主义、官僚主义、军阀主义倾向以及贪污腐化的斗争。我们这次高干会之所以开得好,就是因为我们正确地运用了党内民主和自我批评的武器,有什么话大家都说,有什么缺点不隐瞒地揭发出来,这样才使我们有可能来改进今后的工作。象这样的发扬党内民主,开展自我批评,过去在边区的党内还是不够的,而这种民主的与自我批评的精神,也常常会被有官僚主义或军阀主义倾向的人们和贪污腐化者、自由主义者所阻碍、所压抑,因为他们是害怕批评的。
  边区的党,今天是处在比较和平的环境中,它与华北、华中各抗日根据地的情形有很大的不同。在那些地方,因为战争的环境,就更加需要集中,党内民主就不得不比较缩小些。而我们边区的和平环境,就使我们有可能和必要将民主的范围扩大一些,发动党内同志和党外群众对党政军民的工作进行不客气的批评,这是只有好处而没有坏处的。不如此,坏的东西就无法肃清,领导方法与工作作风的彻底转变也会受到阻碍,即使这次高干会所通过的很好的计划,哪怕是毛主席亲手写成的,也会落空,也会无法贯彻。
  在边区的留守部队中,应当怎么办呢?一般地说,军队是集中的军事组织,军队中民主的范围是比较狭小的。但我们留守部队,今天是处在和平驻军的环境中,而我们部队中又存在着军阀主义倾向和贪污腐化的严重现象,不克服它就会阻碍我们的建军工作。因此,可以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即在一定的时期内,部队中党的组织内的民主可以有意识地扩大一些,发扬部队里党员群众的积极性,以自我批评的精神揭发与批判部队中存在的一些严重缺点,这对于今天的整军工作也是必要的。
  同志们回去之后,应该根据这次会议中正确地运用的党内民主与开展自我批评的精神,去传达会议的一些决议和计划。必须把高干会的这种精神带回去,发扬起来,并且向同志们提出这样的要求,就是在召集各地党的会议时,也要采取高干会的自我批评的精神,民主讨论的办法,把一个地方、一个部门的工作加以检查,丝毫不隐瞒地揭发工作中的某些弱点或某些倾向,以治病救人的办法,使大家认识那些错误,纠正那些错误,改正自己的作风。这是转变整个边区工作作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不然的话,大家在这里讨论得很热烈、很严正,而跑回去之后,又把这种精神置于脑后,对于当地工作中的某些错误与倾向,反而采取放任的自由主义的态度,那么,我们整个边区工作的作风就不会真正地转变过来。
  我们时常看见有一些同志,他们有一种很坏的习惯,只喜欢人家表扬他的成绩,却害怕人家批评他的缺点,因而把自己的缺点或错误密密地包藏起来,讳莫如深,那就不会考虑到改正错误的办法,就不会找出改进工作的办法。正如一个人生了疮毒,讳疾忌医,结果溃烂下去,整个身体的健康都要受到损害。列宁曾经说过:“政党对于自己的错误所抱的态度,就是最重要和最可靠的尺度之一,以考察这个党是否郑重和它是否在事实上执行自己对本阶级和劳动群众的义务。公开承认错误,揭露错误的原因,分析那产生错误的环境,仔细讨论改正错误的方法――这就是郑重党的标志,这就是党执自己的义务,这就是教育和训练阶级,以至于群众。”[196]对待自己错误所应持的态度,整个党如此,每个党员也如此。
  或者有人会这样设想:如果发动下面的群众来检查领导机关工作和进行批评,那岂不是要丧失领导人的或者是领导机关的威信吗?这种想法是不对的。恰恰相反,正确地扩大民主,发展自我批评与批评,不仅不会破坏领导人和领导机关的威信,不仅不会妨碍工作纪律之执行,而且恰恰是在领导机关和领导人中,用自我批评的态度揭发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并纠正这些错误之后,才能使工作做得更好,才能巩固领导机关和领导人的威信。恰恰是运用了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消除了小资产阶级的散漫性与不负责任的习惯,才能更加巩固工作纪律和劳动纪律,使每个工作者成为自觉地遵守纪律的人。
 
 
四 使组织工作适合于当前的任务
  我们今天的中心任务,既然是发展经济,那么,就要求党政军民各种组织,都要使它的机构,它的人员,它的业务,能够适合于发展生产的新任务。
  今后的农村支部与乡政府,都要以如何领导农村生产事业为它的中心工作,改变过去那种多开不必要的会,多花费有用的时间的老作风。据高岗[197]同志的统计,我们边区三十万的全劳动力,花费在开会和其他勤务工作的时间,每年约为二十万人的一个月时间,用它可能生产出十万到十二万担的粮食,我们应该减少这方面的浪费。支部大会不要开得太多,不必要的可以不开,甚至一年只需要开四次支部大会,就是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征收公粮时)之前各举行一次,决定一些进行这些工作的好办法,或者还可以少开一些。平时可以利用时间举行小组会,其内容也要很好地和农村生产事业、生产组织相结合。比如说,将来农村里要普遍组织变工队,我们就可以使小组的经常活动与农村变工队的经常工作密切结合起来。支部书记、乡政府主席、支部干事、小组长,都需加以重新审查和配备,挑选富有生产经验、劳动中积极的分子和党性强的同志去担任这些工作,以加强农村支部、乡政府对于农村生产事业的领导。群众团体也不要再梦想过去打土豪、分田地时代那样的大刀阔斧的作法了。它们的组织与工作,今后必须转到一个新的方面,就是要用变工队、运输合作社、纺织小组等群众所需要的组织形式去组织群众,去进行工作,这样才可以使群众团体不致于脱离群众。
  干部决定一切,因而我们要重新审查各级党委和各部门工作中的干部是否称职,是否适宜于领导这些工作,不称职的或不适当的,必须加以调动,另用有才干有能力的干部去代替,或者给以训练,培养与提高他们的工作能力。同志们,生产建设是繁重的工作,同时又是最实际的工作,不但要用脑子去考虑问题,而且要用手用脚去改变事物,在一些重要的领导和执行机关中,一定要配备有工作能力的和党性坚强的干部。为着加强对于经济建设和经济组织的领导,甚至于可以把党性坚强的干部降级使用,从上级的比较次要部门抽调到下级的主要部门中去,从上级的不直接组织生产的岗位抽调到下面的直接组织生产事业的机关里去工作,也是应当的、必要的。只有各级党委都能抓紧对于经济建设工作的领导,全党上下都能重视经济建设工作的进行,才能保证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任务的完成。对于工作积极,肯负责任,有创造能力,有办法克服困难,生活朴素廉洁,为群众所拥护的干部,必须加以奖励;而对于那些消极怠工,不负责任,贪污腐化,脱离群众的干部,必须加以处罚。特别重要的是要反对政府、军队和党的系统中的贪污、腐化和堕落的严重倾向,这对于巩固党的组织是有着重要的意义的。在国内战争时期,贪污的现象是很少的,那时贪污了几十块钱就要枪毙的。到了今天,在统一战线的和平的环境中,在自给自足的经济政策下,产生了这样一种严重的恶劣倾向,是值得我们警惕的。如果我们不加注意,不努力克服,任其发展下去,干部与党员就会起着质的变化,党、政府与军队也会被它逐渐腐蚀,这是非常危险的。同时,大会上提出了锄奸工作的重要性,如果我们不能克服贪污腐化现象,汉奸和特务分子正是要寻找这些人,抓住这些人的弱点,利用他们去进行破坏工作。尖锐地开展反贪污腐化的斗争,把那些思想上已经蜕化而成为异己的分子,坚决地清洗出去,在今天是一件很重要的工作。
  除了抓紧经济建设工作的领导和配备坚强的干部以外,应该号召我们每个党员同志成为生产战线上的模范。同志们,我们拿什么标准来衡量我们的党员呢?如果他是努力生产的,热心劳动的,从劳动生产中得到收获,一方面家庭的生活较前富裕了,另一方面,缴公粮,担任各种勤务时也能成为群众的模范。这样的党员,公私兼顾的党员,应该说是一个好党员。我们应该在开展群众的生产运动中,测验我们的党员同志。过去,有这样一种党员,不缴党费,不到会,不做工作,我们称之为落后的消极分子。但是这些人的中间,有没有一心一意想把生产搞好一些,因而不愿麻烦,不愿管闲事的呢?我想,可能有这样的情形。对于这些人还是要进行教育,还应该在今后生产建设的方针下继续考验他们,不适宜很快地让他们离开党。也有这样的一种党员,他们在党提出以生产建设为中心任务的今天,还是不改变对于生产的惰性,不愿意从事劳动,多少有点“二流子”的习性。对于这一种人应该好好向他们解释,要他们改变对于劳动的态度,并指出如果执迷不悟,就会妨害党所领导的生产事业,就可能被清除出去。同时,在生产建设的运动中,一定会有许多努力生产和富有创造性的模范者在群众中涌现。我们就应该把他们吸收到党内来,使党增添新的血液,增添许多对生产事业抱有极大热诚和进取心的新的成分。
  只有改善党的成分和干部的配备,并根据党的领导一元化的原则,根据精兵简政的政策,去改变某些组织机构,使之更加适合于经济建设的中心任务;提倡雷厉风行,说做就做的工作作风,反对遇事拖拖拉拉、得过且过和不关心群众利益与要求的坏作风,才更能增强党的领导作用,更便利于转变党的领导作风,更加保障党在思想上、组织上和行动上的一致。

 
责任编辑:郑瑜校对:总编室最后修改:
0

精选专题

领航新时代

精选文章

精选视频

精选图片

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宣讲家”或扫描下面的二维码:
宣讲家微信公众平台
您也可以通过点击图标来访问官方微博或下载手机客户端:
微博
微博
客户端
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