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宗派主义＊

　　宗派主义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宗派主义可以闹到使我们党完全孤立起来，可以闹到使我们党内部不团结，甚至使我们党解体。因此，毛主席把反对宗派主义与反对主观主义同时提出来，这不是偶然的。
　　究竟什么叫宗派主义？替宗派主义下个完满的定义很困难，一般地说，把党的利益、革命的利益拿来去服从局部的少数人的利益，这大体上就是一种宗派主义。换句话说，把个人的利益与党的利益，把局部的利益与整体的利益对立起来，只注意到个人的和局部的利益，那么，这种情形就可能形成宗派主义或者宗派主义的倾向。宗派主义的主要表现，就是对党外产生排外性，在党内产生排内性。
　　宗派主义的排外性，常常使有些同志表现出我们党是很高明的，看不起人家，仿佛只有我们党里面的人是最好的，最革命的，其他的人都赶不上我们，不配同我们在一起。这种排外性就形成我们党对外的关门主义，认为关着门自己搞革命就可以成功。宗派主义的排外性使我们党与基本群众――工人农民不亲近，与同情我们的人更不接近，跟他们隔离。我们的基本群众里面有许多进步的觉悟的分子，而宗派主义者不要他们加入到我们党内来，向他们关门，认为他们对于我们没有好处。这些人对基本群众的生活要求也不大关心，更不能为他们的要求去斗争。宗派主义者对于党外的同情革命者是轻视的态度，认为只有我们党才是革命的，其他阶层的人不一定是革命的，甚至是反革命的。这样就使我们党脱离我们的基本群众，拒绝一切可能的同盟者。
　　这种宗派主义者看问题是很主观的，他们对于自己周围的环境和实际形势，往往不愿意或者也不可能正确地去加以了解和分析。比如九一八事变[177]后民族敌人深入国土，深入东北，深入到许多地方，国内的阶级关系起了变化，资产阶级的左翼分子要求抗日，就是国民党里面也有要求抗日的，甚至有要求和我们联合抗日的。但是宗派主义者对这种情况的变化不去注意。他们对于那些要求抗日的人采取什么态度呢？他们觉得那些人是国民党的当局，是不革命的坏得很的危险分子，认为他们是以“左”的面目欺骗群众，是最危险的敌人。如福建事变[178]的领导人，他们当时公开反对蒋介石，反对当时的政府，要同我们合作。可是我们错误的领导者却认为他们是最可怕的、最危险的。虽然也和他们有来往，也办了交涉，但是没有真心诚意地在某些问题上进行合作。结果福建事变失败了，使得蒋介石能够集中力量对我们继续进行第五次“围剿”[66]。这些宗派主义者是不晓得应该如何去利用党外的力量，哪怕那些人是暂时的同盟者，或者只是在某些问题上能同我们合作的，对他们统统采取了关门的拒绝的态度。象这样的对外宗派主义的表现，在我们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期相当浓厚。
　　现在我们党里这种对外的宗派主义，当然没有那个时候严重，但是仍然存在。某些地方、某些领导机关和某些干部，在实行“三三制”[164]这个政策当中，表现出不愿与党外人士合作，对党外人士惧怕，觉得开会时如有一两个党外人士参加，许多话就不好说，也就不痛快，因此就觉得有他们还不如没有他们好办事些。有些地方同党外人士的合作也还不是诚恳的态度，对他们是另眼看待。党外人士参加政府工作，好象是摆摆样子，有职无权。他们提出的意见，本来是好的正确的可以采纳的，可是我们有些同志就是不采纳。有时候有些事情可以而且应该同他们商量，可是有些同志就是没有这样做。因此党外人士对我们的“三三制”产生怀疑，或者开始相信，参加到里面后感到困难，做不了什么工作，又消极了。象这种不能与党外人士合作的现象，在今天虽然不是普遍的，但是在某些地区、某些政府机关和某些干部中间仍是严重的。这些同志还不了解“三三制”并不是宣传口号，而是与党外人士认真合作。要使我们的同志知道，中国的事情不同党外人士合作是办不好的，这种合作对于我们党是有好处的。比如，过去我们习惯于包办一切，因此有时对执行政策较马虎。对边区政府的施政纲领，大部分干部并不是真正深入了解，也不去好好研究。“三三制”政府里面的非党人士，他们对我们的施政纲领是重视的。他们看到我们做事不符合政纲，就提出意见。这对我们党的干部是有帮助的，能锻炼我们更加认真地研究党的政策，更加灵活地运用党的政策，更加细致地办事，这对于我们是一种磨练。所以，我们必须肃清这种宗派主义的排外性。
　　宗派主义的排内性有各种各样的表现。有的表现为本位主义，就是只注意自己工作的这一部门的利益，把局部的利益与整体的利益对立起来；有的表现为小团体主义，或少数人的小集团的活动。宗派主义的小集团多是由同乡、同学、同族的关系而形成的。如在某根据地有一个支部是一族包办，对其他族的人则排斥。有些是同学、同乡，甚至同在哪一国留学的，以这样一些关系结合起来的。还有一种表现则更厉害，闹同党对立的独立主义，闹反集中的分散主义，闹无原则的纠纷；有的甚至结合少数人公开违抗党的决议，公开与党的路线政策对立起来，成为政治上一种反党的派别活动。这样闹独立、闹派别的结果，造成党内无组织的状态，使党分成这一部分、那一部分，不能成为一个团结的整体。闹这样一些宗派主义的人，虽然有各种各样的表现，但其基本出发点还是个人主义，个人的自私自利，把部分利益同党的整体利益对立起来，有的还有政治上的企图。
　　宗派主义者在党内对于某些和他们主张不同的人，即所谓异己之见者，往往采取许多办法来对付人家。他们对于那些与自己意见不同的同志，首先是想办法利用他们，争取他们；如果不被利用，争取不到，就想办法打击他们，把这些同志在某些问题上的某些缺点夸大起来，说成是原则的路线错误，随便安一个什么机会主义的名字，然后来一个残酷斗争，进行无情的打击。宗派主义者对许多所谓异己的和同他们主张不一致的干部，虽然这些同志有很长的实际斗争经历，有工作能力，但是如果不跟他们一道搞的时候，就要撤销他们的工作，打击他们，甚至于开除他们的党籍。而对于另外一些人，哪怕是思想意识不大正确的，没有工作能力的，哪怕是入党不久的，只要赞成他们的主张，奉承他们，和他们一道搞的，便可以一步登天地将其提到重要的领导岗位，以巩固他们的派别，实现他们少数人的企图。这种宗派主义分子总想在党内利用各种可能爬得很高，甚至采取一些阴险的不正派的完全违反党的民主集中制组织原则的办法，把党的权柄拿到自己手里来。这种情形在党的历史上是有过的，象张国焘[171]，他在党内历来就是闹宗派主义的。他闹本位主义和独立主义，后来靠着枪杆子发展成军阀主义，公开反抗中央和分裂党。这是宗派主义的排内性最严重的表现和恶果了。
　　党内各种各样的宗派主义，在党的历史上曾经是表现得很严重的，闹得党内很不正常，毁坏了党的许多原则。现在这种情形已不占统治的地位，但是闹本位主义独立倾向，企图个人突出，同党对立起来的现象，在许多地方的某些同志当中还是相当多的。如果我们不认真注意克服和防止，在今天的斗争还是相当独立分散的局面下，在某些时候，在遇到某种更困难的情形时，各种宗派主义的倾向还是会生长和发展的，所以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注意。
　　那么，怎样克服和防止宗派主义呢？
　　闹宗派主义，闹得党内不团结，是党性不好、不纯良的表现。宗派主义的社会根源，是中国这个半封建社会里各种各样的思想，特别是小资产阶级意识在党内的反映；同时，我们党内对于党员的教育和锻炼不够，也是一个原因。关于社会根源问题，刘少奇同志在共产党员修养问题的讲演中已讲得很多，并且讲得很透彻。我们党对于一般党员，在理论上、思想上和政治上的教育过去注意得不够，掌握思想领导很差。实际斗争对于一个人党性的培养有很大作用。有些干部参加实际斗争很少，在这方面锻炼也很不够。因此，克服和防止宗派主义，必须加强党性教育和党性锻炼。
　　中央在《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中，提出六条纠正各种违反党性的倾向的办法，最基本最主要的是第一条，即：“应当在党内更加强调全党的统一性、集中性和服从中央领导的重要性。不允许任何党员与任何地方党部，有标新立异，自成系统，及对全国性问题任意对外发表主张的现象。要求各个独立工作区域领导人员，特别注意在今天比任何时候更需要相信与服从中央的领导。应当在党内开展反对‘分散主义’、‘独立主义’、‘个人主义’的斗争。”这是增强党性的要求和目的，也是反对宗派主义的目的和主要内容。
　　反对宗派主义，从加强党内教育方面来说，除了理论思想教育外，主要的是进行党的组织原则的教育。
　　我们党是一九二一年成立的，是按照列宁党的原则组织起来的，我们的党是战斗的党。从历史上看，我们党今天是最团结最好的时期，是一个整体，但是也不能这样就很满足了。我们党的成分，绝大多数不是来自无产阶级，而是农民、知识分子，还有其他阶级出身的人。这些党员大多数是团结在党的路线和政策下，为党工作。但这些党员的小资产阶级思想意识还很浓厚，小资产阶级的散漫性、自私自利和个人主义的现象在党内的表现还相当严重。我们党是一个大党，有这样多的军队，又是领导政权的党，许多事情都要依靠干部去做。我们大部分干部虽然缺乏理论修养，但他们的党性是很好的。他们为了党的路线、政策不惜英勇牺牲，完成党的任务。但干部里也有少数人思想意识不好，有闹独立主义、本位主义、个人突出的，也有为名、为利、为地位、为势力的。如果不很好地进行教育和锻炼，他们就会在自己工作的地方，或者在有军队、有政权的地方，利用自己的地位闹出许多不好的名堂来，就会闹得党内不团结。因此我们说，现在党内进行基本组织原则的教育，在全党党员中是非常重要的，对于干部来说则更为重要。
　　要使我们党成为一个更加集中的整体的党，就要求干部党员首先摆正个人与党的关系。也就是说，党的利益高于一切。每个党员对于党应该是很忠诚的，要忠实于党的事业；要有组织观念，尊重组织，服从组织。党员也是有个性的，但要站在党的立场、服从党的利益下发展个人的个性。一个党员，当他个人的利益与党的利益发生矛盾的时候，应该牺牲个人的利益。当自己的意见与党发生冲突的时候，如果自己是错误的，应该迅速改正；如果自己是对的，为了不使组织分裂，也应该服从党的决定，对自己的意见暂时保留，所谓委曲求全就是这样的意思。个人对于党应当尽量发表自己的意见，有话就讲，有话埋在肚里不讲出来也是不好的。个人有发表自己意见的权利，但要使党员了解，组织已经决定了的就要服从，而且要绝对地服从。个人与党的关系的摆法就是这样。有些人从个人出发，过去他做的是重要的工作，现在要叫他做次要的工作，那他就不大痛快，只要上，不要下，这就表现个人与党的关系没有摆正确。
　　其次，应该摆正局部与整体的关系。局部利益应该服从党的整体的利益；局部是整体的局部，局部妨害了整体，整体便要吃亏。这是不用多解释的，大家都很明白，但问题却随时可能发生。譬如，今天提出精兵简政的口号，一些不充实的部队要缩编，三个营改成了两个营，或把大团改成了小团。对群众团体，今天正在考虑把工农青妇各个团体合并。政府机构也须适合战争的环境，进行精简合并。在冀中某些地区，象过去那样摆一套是困难了。在战争的环境下，党政机构、民众团体必要时要和军队一道走，摆在那里不行了，只好在军队里挂一个名义来工作。某些区域、某些地方，根据地变为游击区，我们工作的方式也要随之改变，这样就要把许多的局部合并。如果局部和整体的关系摆不正确，只看到局部而看不到整体，不了解战争的环境需要这样做，不愿意改变，我们精兵简政的政策便不能贯彻，对于抗战便有妨害。又如，延安要实行统筹统支，下面生产的东西必须交上来，有计划的分配。如果闹本位主义，只看到局部的利益，上面要交，下面隐瞒，统筹统支便没有办法。只注意局部利益，往往妨害了整个政策的实行。所以要使干部打破局部观念、本位主义，消除了这种思想，才可以消除宗派主义。个人主义、本位主义、局部观念消除了，以后要发展到独立主义便困难了。
　　还有，上下级的关系也要摆正。这一点大家也是清楚的。我们党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今天是战争环境，要更加强调集中，和平的环境下，民主可以扩大些。今天的环境要求加强集中，集中才好办事。如果每件事都要开一个会，讨论一番，再决定通知，往往来不及了。今天要更快更灵活一些，这对我们是有好处的，可以少吃亏，这个道理很清楚。
　　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既是我党的根本组织原则，又是每个党员都必须遵守的纪律，在六中全会[153]上虽已提出，但是不是大家都照这样办事了呢？我看还不是的。现在要把这个原则在党内特别是在干部中进行充分的教育。这对于党性的锻炼，消除独立主义或独立倾向，从组织上来保证党的集中统一，是很重要的。组织的统一要靠思想的统一来保证。如果我们的同志都能把个人与党、下级与上级、局部与全体的关系摆正确，便可以保证政策的贯彻实现。
　　我们克服和防止宗派主义，在思想上还要树立一个明确的观念：党的组织是无产阶级各种组织的最高形式。许多闹独立性、闹宗派主义的人对此常常不清楚。从事政府工作的少数同志，对上级的党还可以，对同级的党便看不起；某些群众团体的个别同志，强调自己的工作特殊，向党闹独立。这些都是没有认识到我们党是无产阶级的最高组织形式，必须而且能够领导其他的组织，包括政府、军队、合作社和工农青妇群众团体都在内。过去华北根据地是军队开辟的，开始的时候地方党很弱，甚至没有党的组织，是靠军队帮助建立起来的。现在华北根据地党的领导慢慢健全起来了，要建立和实行党的领导一元化。这就要把有威信的人选到党的机关中去，要想办法使政府、军队、群众团体的领导人参加党委，要使有威信的，懂得党务、军事、政治各方面工作的，有理论修养和能力强的人在党委负责。这样，便可以保证每一个地区的党委，成为这个区域的最高领导中心。
　　在反对宗派主义的斗争中，纪律教育十分重要，中央的决定中也指出了这一条。我们对党内不正确的倾向要加以纠正，说服解释，开展斗争；对干部的错误思想的纠正应该抓得很紧，目的是为了治病救人。组织不应该随便给一个同志作结论，但对于错误倾向的纠正和斗争应该是不客气的。如果经过了说服教育，有些人硬是不改，党对于这样的人应该加以纪律制裁。如果有些负主要责任的干部在思想意识上、团结干部上有严重的毛病，是否应该继续做领导工作，或是撤销他的职务，这是一个十分严肃的问题。如果高级干部的思想上有问题，闹宗派主义，党发现了他的原则错误，更要和他讲清楚。如果他承认了错误，完全改变了，不是两面派的态度，并保证以后不再犯，还可以做领导工作。如果犯错误的同志不彻底承认他的错误，多少有两面派的态度，我看这样的干部在独立的区域里做领导工作，大体上是不大适宜的。
　　总之，党的组织原则的教育是很重要的。在党内普遍地进行这一教育，把这许多观念搞清楚，可以克服和防止闹独立性、本位主义、宗派主义等错误。这在一般党员中是很重要的，在高级干部和军队干部中更加重要。因为闹宗派、闹独立、闹本位的，多是负责的干部。特别是中国党是有军队的，有枪杆子。如果领导干部的思想意识不好，他拿到了枪便闹宗派、闹独立，这对党对革命事业的危害会是很大的。　
　　

＊这是任弼时所作关于增强党性报告的第三部分和第四部分，收入本书时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