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南事变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形势＊

　　自从皖南新四军万余人被国民党的军队包围将其大部歼灭，和重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宣布新四军“叛变”、取消新四军番号、将新四军军长叶挺[47]交付法庭审判以后，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特别是国共两党的关系问题，成为全国各界人士以至关心中国的外国人士所注意的一个中心问题。
　　这次皖南事变[152]是日寇和亲日派、汉奸破坏中国民族团结，挑起内战的一个极大的阴谋。同时，也就是国民党内一贯反共的顽固派企图组织大规模反共战争的尝试。如果亲日派和顽固派不能够悬崖勒马，停止这种合伙破坏统一战线和挑动国内战争的行为，那末，在中国，国共两党的合作就有濒于破裂的危险，中国的抗日战争将要受到极大的损失。
　　中国共产党从一九三七年七月宣布国共合作，指出“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的实现而奋斗”以后，它始终是努力为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奋斗的。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从抗日战争爆发以来，积极地站在抗日的最前线。几年来，在敌后发展着广泛的游击战争，收复了已被敌人占领的广大土地，创造了强有力的抗日根据地，牵制了一半还要多一点的进攻中国的敌军，配合着全国其他抗日的军队，支持了将近四年的抗日战争。共产党和它所领导的这一些军队的努力，是得到全国人民拥护的，这也就是日寇和亲日派、汉奸所惧怕的。亲日派寻找一切机会来挑拨国共内战以破坏中国抗战，而国民党顽固派对共产党和其军队在抗战过程中间的种种努力，不仅没有加以任何的赞助，反从各方面加以破坏和限制。他们在民族危机的前面，不愿与全国人民团结，增加民族力量来击破民族敌人的进攻，以挽救亡国灭种的危机，反而企图在抗日战争的过程当中来牺牲全国人民所拥护的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军队，继续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现状。这就是这次皖南事变发生的基本原因。
　　中国共产党在其历次的宣言和决议当中，都指出巩固国内团结是争取抗战胜利的基本条件。在一九三八年中共六中全会[153]上，指出国共两党不仅应当合作抗战，而且应当合作建国。毛泽东同志在六中全会的报告当中更指出了合作应当是长期的。他说：“由于这个统一战线是用民族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而日本帝国主义是一个强的帝国主义，就产生了抗日战争的长期性，因而又产生了统一战线的长期性。”[154]同时指出各党均应互相赞助，任何一个抗日党派的发展，都与抗战有利。在六中全会的《告全国同胞、全体将士和国共两党同志书》当中指出，日寇所怕的，更没有比中国人民的团结统一更厉害了，并说：“当此战局转向新的阶段之际，日寇一定加紧其挑拨离间的阴谋，这就要求国共两党及一切抗日党派更进一步的亲密团结。”我党六中全会再一次的声明：“国共两党及一切抗日党派，在抗战中及抗战胜利后所奋斗的共同目标，乃是三民主义的新中华民国。同时六中全会又决定：不在国民党中及其军队中成立共产党的秘密组织，并主张共产党员用公开的交名单的方式加入国民党与三民主义青年团[146]。这一切都是为着巩固团结，避免误会与磨擦，巩固国共长期合作与长期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对于坚持抗战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是有伟大的历史意义的。”
　　然而，国民党中代表一部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顽固派，不仅没有接受这些真心为着国家民族利益的宣言和建议，而且对共产党及其军队的力量和其政治影响的发展与扩大表示恐惧，把共产党抗日力量的发展看成比日寇的进攻还更加危险。他们的理论是宁可亡于日本，也不愿共产党发展，因而坚决抱定反共的方针。日寇和亲日派更利用国民党顽固派对于共产党的恐惧心理和反共方针，来实现其破坏中国民族团结、挑起国内战争的阴谋，以达到灭亡中国的目的。
　　国民党顽固派，远在抗战爆发以前，就企图在抗日战争当中，来削弱和消灭共产党的力量。在庐山军官训练团[139]的教材当中，曾经指出：必须使共产党的军事力量在抗日战争中间消耗五分之三。抗战爆发以后，国民党顽固派，一方面在实际上不承认共产党在中国的合法地位，拖延陕甘宁边区问题的解决，同时高唱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一个政权、一个军队的论调，企图溶化和吞并共产党。当他们这种企图被我们公开反对而不能实现时，他们便利用其政权、特务机关、新闻出版事业以及军事力量，实行其所谓“反共”、“限共”、“溶共”、“制共”的政策，来打击和削弱共产党的力量。
　　当去年日本帝国主义企图用封锁我国际交通线，举行广泛的天空轰炸，准备向重庆、昆明、西安进攻等加紧压力与加重困难的办法，达到其分裂中国内部，引诱中国投降的目的的时候，我党在“七七”三周年纪念宣言当中，着重号召全国同胞和各抗日党派努力于国内团结的巩固，宣言中指出：
　　“全国必须加紧团结，内部磨擦必须消除，国共关系必须调整，内战危险必须根绝，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必须巩固，全国人民必须在蒋介石先生的领导下抗战到底，各党各派的诺言必须实践。”
　　我们中央委员会在该宣言中也曾经声明：
　　“我们约束自己领导的抗日武装队伍，将其行动限制在战区与敌人后方及陕甘宁边区二十三县境内，而不向其他地方作任何足以引起友军冲突的行动，而在战区及敌人后方则与一切抗日友军协同作战。但要求各抗日友军对其部下亦应加以约束，勿向八路军新四军采取足以引起冲突的任何行动，以保证抗日战线上的团结一致。”
　　然而我们这种忠心于民族团结的努力，仍然是没有能够动摇国民党中顽固派分子一贯的反共方针。相反的，他们总想要寻找一个有利时机，大规模地来进攻共产党。
　　在去年，德意日三国军事协定[155]公布以后，英美从他们本身利益出发，由以牺牲中国来拉拢日本的政策转变到支持中国的抗战；苏联继续其一贯帮助中国的方针；日本帝国主义在东方处于国际孤立和困难的地步，这正是中国加紧组织力量打击日寇的良好时机。但国民党顽固派不仅没有利用帝国主义间矛盾加深的有利条件，来组织向日本军队的反攻，相反的，他们认为大规模反共时机到了，决心协同亲日派，来进行一个大规模的反共战争。他们以为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是惧怕国内团结的破裂的，而企图首先消灭和打击华中和江南的八路军、新四军，达到其各个击破的目的。为着实现这样的计划，先以何应钦[125]、白崇禧[116]的名义，后来以蒋介石的命令方式，限定在华中、江南之新四军、八路军，在一月底以前一律移到黄河以北。同时在华中和江南调动大批军队，准备进攻华中和江南的八路军、新四军。它的目的就在于逼迫华中和江南十几万八路军、新四军，到物质条件极端困难、敌人堡垒封锁线周密的华北地区去，让日本军队将其消灭；否则，就用国民党的军队来消灭华中和江南的新四军、八路军，以取得日寇的欢心，而便于将来好向日本妥协投降。
　　我们党顾虑到巩固国内团结、调整国共两党关系之重要，曾经委曲求全地答应了江南新四军的北调。江南新四军军部及所率领之部队万余人，一月四日遵令向北转移。正当其开始向北移动之际，国民党即调动军队将其包围，经过七昼夜的血战，终被七倍于我们兵力的国民党军队将其大部消灭，并宣布新四军“叛变”，取消其番号，将新四军军长叶挺交付军法制裁。同时，命令汤恩伯[126]属部十余万人，向华中新四军与八路军驻地推进，准备继续消灭华中的新四军与八路军。
　　皖南事变和一月十七日重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反动命令的发布，我们党估计这些事件不过是全国性的突然事变之开端，是日本、亲日派、汉奸利用国民党顽固派实现整个阴谋计划的开始，特别是一月十七日的反动命令，国民党敢于公开宣布抗战有功的新四军“叛变”和取消新四军番号，是包含着严重的政治意义，非有全国人民的紧急努力与国际外交方面之重大压力，是不能够停止国民党顽固派和亲日派的这种破坏团结、发动内战的反动方针的。
　　我们党在这次事变发生之后，着重号召全国人民以最大的警惕性来注视事件之发展，准备着对付任何黑暗的反动局面，同时对国民党严正提出下列的条件：
　　第一，悬崖勒马，停止挑衅。
　　第二，取消一月十七日的反动命令，并宣布自己是完全错了。
　　第三，惩办皖南事变的祸首何应钦、顾祝同、上官云相[156]三人。
　　第四，恢复叶挺自由，继续充当军长。
　　第五，交还皖南新四军全部人枪。
　　第六，抚恤皖南新四军全部伤亡将士。
　　第七，撤退华中的剿共军。
　　第八，平毁西北的封锁线。
　　第九，释放全国一切被捕的爱国政治犯。
　　第十，废止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
　　第十一，实行三民主义，服从总理遗嘱。
　　第十二，逮捕各亲日派首领，交付国法审判。
　　同时，因为新四军的军部既被国民党消灭，新四军亦被国民党宣布为“叛变”了，但它还有九万余人的部队，如果没有统率，对抗战是很不利的，有被日本和国民党消灭的危险。因此，重新由我党革命军事委员会委任了陈毅为新四军之代理军长，张云逸为副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令其统率全军继续抗战，并避免为国民党所消灭。但是我们还是希望国民党接受我们所提出的条件，特别是要驱逐政府当中的亲日派何应钦等，停止国民党顽固派反共的方针，实行民主政治。只有这样，才能够保障中国内部团结和国共合作具有强固的基础。
　　自从我们党宣布这些条件和谈话之后，是获得了全国广大人民的同情，虽然国民党顽固派和亲日派竭力动员反共的舆论，强迫全国报纸登载解决新四军的消息和社论，向国际宣传说：这是极平常的事，非严重问题；是简单军纪问题，而非政治党派问题；是内政问题，而非外交问题。蒋介石在一月二十七日的谈话[157]同样是以军纪问题来减弱事变的严重意义。但是，中国一切抗日的人们以及广大的国民党党员和广大同情中国抗战的外国人士，都认为国民党这种办法是极端错误的。
　　自从皖南事变发生以后，广大民众及进步势力，都对于国民党亲日派和顽固派表示愤恨，认为国民党亲日派和顽固派破坏团结抗战，中国如内战，就要灭亡。许多青年学生职员工人，听到这些消息的时候，有的流泪，有的苦闷，有的愤怒。有许多学校的进步学生，因失望和惧怕国民党特务的逮捕与谋害而纷纷逃走。
　　其他各个党派和中间派，对于国民党大失所望，都感觉到有为着实现民主、反对内战和争取团结而奋斗的必要。他们想发起一种民主联合运动，来抵抗国民党对于他们的压迫。这些党派和中间人士，从前很怕共产党采取过于强硬的政策，现在也赞成我党采取强硬的态度，来对付国民党亲日派和顽固派这种无理的压迫。自然也有一些中间势力，看到我们采取强硬的政策与立场，而担心国共合作从此破裂，因而表示悲观动摇的。地方实力派和杂牌军队，他们看到这一次国民党消灭皖南新四军以及国民党在抗战过程当中用各种方法削弱地方实力派的力量，认为国民党中央将不许杂牌军队和地方实力派存在，因而也不满意于国民党这样的办法。
　　由于国民党顽固派这种破坏抗战团结的行为，以及我党坚决公正的立场，引起国民党内部意见不一致：亲日派的何应钦，广西派的白崇禧等，虽然还主张要痛快地干一下，他们曾经命令汤恩伯、李仙洲、李品仙[158]等部积极向华中新四军、八路军进攻，并且要傅作义[159]、马鸿逵[122]、胡宗南[126]等部队作进攻陕甘宁边区的军事布置，但国民党比较进步的元老和广大的国民党党员群众，对于国民党当局这次的干法，深深地表示不满。某些元老认识到何应钦这种干法是一种阴谋，并说：只有接受共产党提出的十二条，国家大事才能够解决，对于这次事件表示非常愤慨和忧虑，恐怕因此要闹成国共两党的破裂。不少的国民党的老党员，都说这种办法是自取灭亡。至于许多国民党的党员，都担心恐怕因为这样而引起国共的破裂。国民党政府机关及党务机关的公务人员，都感觉到国民党这次作得过火而表示恐慌。国民党的中央委员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以及其他有名人士，联名致书蒋介石[160]，指出何应钦亲日派的阴谋，希望蒋介石不要为这些奸小所迷惑，而要悬崖勒马，贯彻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及三大政策。许多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感觉到对抗战的前途失望，他们说，不论事情经过的始尾曲折如何，当局这种措置是绝对错误的，希望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从这些情形看来，可以知道，国民党内部还有许多人不满意于顽固派、亲日派这种干法的。
　　英美帝国主义对于蒋介石和顽固派采取“限共”、“反共”的政策是赞成的，但对于这次消灭皖南新四军，宣布新四军为“叛变”，取消其番号，也认为这种干法可能引起中国大规模的内战，而不能达到他们利用中国牵制日本的目的。除少数的外交官员和某些反动的外国记者赞成国民党这种干法外，大多数的外国人，认为这次事件要直接影响中国抗战的前途。许多英美人士，要求其本国政府注意这一事件的发展，并给中国当局以压力，以免事件的继续扩大。他们说，中共军队如全部开往河北，国民党军队就会与日本军队划定缓冲的区域，如此就便利于日本的南进。香港有一家英文《华南日报》之社论说，新四军之撤退区域，闻已被汪精卫[32]军队占领。中共的力量早已被人公认为抗战中不可忽视的力量，不管从哪方面来观察，中共对于中国的要求、希望及其远见，要比抱有封建观点的民族领袖强得多，国民党还是要整顿自己的内部纪律才行。
　　由于顽固派、亲日派这种挑拨大规模内战的行为，使英美怕国民党从此会走到完全投降日本。因此，美国对华的借款和中印的航空谈判听说都暂时停止了。传说英国大使曾劝告蒋介石停止国内的冲突。英美方面对国民党表示说：中国为了大局，中央处理问题不能够求之过急，以免迫成大的事变。苏联对于中国之抗日固然是支持和帮助的，但若国民党进行反动的国内战争，自然它不好帮助了。英美人士和他们的政府所采取的态度，苏联所采取的立场，美国借款和中印航空谈判的暂时停止等，自然对蒋介石和国民党顽固派是一种压力。
　　这次顽固派和亲日派发动的皖南事变以及一月十七日的反动命令，引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慨，只有日本和中国的伪政府汉奸表示兴高采烈。在江南新四军被大部消灭以后，南京举行庆祝大会，汪精卫在庆祝大会上说，蒋介石数年来没有做过一件好事，只有这件事做得还不错，赞扬顽固派这种反共行为。日本帝国主义对于国民党所采取的这种反共方针，自然是赞成的，它是希望国共两党内战起来，而国民党顽固派也想造成内战，以便好向日本讲妥协的价钱。但日本对于国民党的不能迅速投降屈服，也还表示了很大的不满。因此，日本正乘着国民党顽固派和亲日派调动大军向华中深入的时候，突然由信阳、开封南北几路向汤恩伯集团举行扫荡。日本企图以这种军事扫荡行动来威胁国民党更迅速地向它投降。这次汤恩伯集团十几万人正由豫西通过平汉路向东开进，而被日军南北夹击扫荡，受到相当重大的损失，使许多将官感到这次又上了何应钦的大当。
　　综合上面各种情况，这一次皖南事变发生，使亲日派、顽固派挑拨内战的阴谋计划，完全公开揭露出来。我们党正确而强硬的立场，英美以及苏联在外交上的对国民党的压力，广大人民和中间派对我们的同情和对国民党的愤慨，以及国民党内部在反共内战问题上意见的不一致，加上日本对河南的进攻，使得蒋介石和顽固派处在一种非常困难的境遇当中。
　　国民党顽固派想抓住我们惧怕内战的弱点，趁着今天国际有利于中国抗战的局面，不去打击日本，而来各个击破我们，以达到他们削弱和消灭共产党及其军队之目的。但是，我们党在这次事变以后，知道向国民党再退让，只有削弱抗日的中坚力量，增高顽固派、亲日派进攻的气焰，那就真会引导到国内团结的完全破裂，使政府当局无阻碍地投降日本。因此我们党采取坚决强硬的立场，表示国民党当局如果决心发动内战，那我们就只有依靠广大群众，用自己的力量来击破反共军的进攻。只有用这种强硬的立场去求得击退国民党顽固派和亲日派这一次的大规模的反共高潮，才能制止内战的发展，保持统一战线和抗战的继续。我们党这一方针是为全国人民所拥护而且得到它的成效的。
　　顽固派在各方面的压力之下，已经处于完全孤立的地位。传说国民党当局表示新四军可编入八路军成为一军，并提出延缓八路军北调的期限。
　　但是，我们认为这些条件还是不能够满足我们的要求。这次皖南事变是由亲日派何应钦等所策动而被顽固派所采纳的。因此，我们坚持要国民党必须把以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从政府机构中排除出去，必须停止国民党一贯的反共政策，撤销对于华中和边区的进攻部署，实行民主政治。只有答应这些基本条件，才能够真正解决这次皖南事变后所引起的国共关系问题，并且保证以后能够坚持抗战到底。
　　目前形势，我们虽然已经取得国内外广大的同情，可能逼迫着顽固派不得不向我们作出某些让步，这次反共高潮有可能被我们击退，但国民党是否能够接受我们所提出的条件，这还要看全国人民反抗这次事件以及外交压力的情况来决定。照目前的情况，它是还没有准备接受我们的基本条件的。
　　在国民党几年反共政策的过程当中，过去没有承认我们陕甘宁边区的合法地位，而且调集大军包围我们边区。在我们陕甘宁边区的周围，经常集结大军二三十个师，修筑几道封锁线，并且还不断地骚扰我关中区，侵占边区的土地。目前对我们虽然还只是采取一种准备进攻的步骤，但是国民党顽固派如不最后停止反共和内战的方针，或当它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威迫利诱之下而迅速向日本投降屈服，那就随时可以向我们边区进攻的。因此，边区的党必须时刻警觉地注意时局之发展，同时必须加紧巩固边区的内部，努力办好边区各种建设事业，充实自己的力量，准备着一切的条件足以应付任何突然事变。这应当是边区党当前工作的基本方针。
　　按：此报告是二月十三日作的，距本刊出版已有一个多月。在这期间内，于三月一日到十一日开过第二届国民参政会[121]第一次会议，我党曾决定在国民党当局没有解决皖南事变问题前，共产党的代表不能出席这次参政会，并于三月二日又提出了一个临时办法十二条[161]（见《今日新闻》），声明在政府接受并得有明令保证时可以出席。由于国民党没有接受，我们也就没有出席这次会议。国民党曾御用这次会议作了一些反共宣传，但由于全国舆论反对国民党这些干法和国际上种种压力的关系，在会议后，国民党当局向我们表示愿意和缓两党尖锐对立的状态。根据各方情况判断，这次反共高潮可能下降，时局有继续拖下去的形势。
　　　　　　　　　　                                                                                                                                                  弼时　　　　
　　　　　　　　　　                                                                                                                                            三月十九日
　　

＊皖南事变后，为了使各地党组织明了政治局势，加强工作，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召开了各县干部联席会议。本文是任弼时在会议上作的政治报告，刊载于一九四一年三月二十日出版的《共产党人》第十六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