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道门槛（2）

　　再举一个例子，在那样艰难的情况下，《资本论》三卷，要把它完全翻译成中文，那是一个非常大的事情。而正是在这种艰难的岁月中完成的，为了这个《资本论》三卷的翻译，有一批人，包括郭沫若先生一直想把《资本论》译成中文，后来没有完成。后来很多人，像侯爱卢、汪丝华、陈启修都做了贡献，但是最重要的就是郭大力和王亚楠，在杭州的一个大佛寺中开始这项艰难的工作，历时十年，终于把《资本论》三卷本都译成了中文。在那个艰难的时期，我们党就非常重视经典著作翻译。应该说，到了延安，这个情况就更加突出了。编译事业的地位就更加突出了。1938年5月5日在延安成立了马列学院，张闻天亲自担任马列学院的院长，而且马列学院设了两个部，一个是教学部，一个是翻译部，组织了当时一批优秀的翻译家。毛主席亲自关心。毛主席有句话，同这些翻译家说，你们翻译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非常重要，要大家学唐三藏，功德无量，就在这个时期。所以，在那个时候我们已经系统地翻译了比如十卷马恩的文集，十八卷列宁的文集，还有很多很多的著作。

　　接着我们再说我们党对经典著作编译事业的重视，新中国成立，1949年上半年，还没到“十一”，这个时候毛主席和周恩来总理就开始决定起草成立一个专门的翻译机构，当时叫中共中央俄文翻译局，因为主要文献是从俄文翻译来的。到了1953年，这个俄文翻译局就和中宣部有一个斯大林的翻译室合并起来，就成了中共中央编译局，而且中央给中共中央编译局下的任务是要翻译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全部著作。从整个历程来看，我们党的理论为什么扎实？它不是偶然的，从一开始，就一直高度重视这个最基础性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