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整风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13）

二是与延安分庭抗议，甚至公然否认延安中央书记处的权威性。我们前面说到王明回国后不久，中央召开一个十二月会议，他拿出一份名单，要求改选政治局，并且说这份名单是斯大林批准的。会议就通过了这份名单，一共选出16个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但接下来的事情确实太出格了，在这16个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中，有一段时间张国焘叛逃了，王稼祥和任弼时又都还在莫斯科，刘少奇在山西，邓发在新疆八路军办事处，朱德、彭德怀、项英这些八路军和新四军将领经常去武汉参加国民政府的军事会议，只有毛泽东、张闻天、康生、陈云四个人常驻延安，王明、博古、周恩来、凯丰在武汉的长江局，所以武汉的政治局委员数经常超过延安。在这种情况下，王明就提出延安的中央书记处不具合法性，要求把书记处搬到武汉，他还指责毛泽东、张闻天，说他们不应该再以中央书记处的名义发布指示。这显然是公开向中央闹独立，性质是非常严重的。

王明说武汉政治局委员多，就应该把书记处搬到武汉，这不符合组织原则。虽然武汉政治局委员有时比较多，但并不是始终都多。而且从中央书记处的构成来看，当时的中央书记处一共有5个书记，跟后来的5大书记是不一样的。当时的5个书记中毛泽东、张闻天、康生、陈云4个书记都在延安，只有王明一个人在武汉，他反而是少数的，怎么可以反过来说延安的中央书记处不合法。

最后，反对党八股，整顿文风。这个问题我们就不多讲了，只强调一点，毛泽东个人在文风上是很有造诣的，他的文章写的生动、活泼，个性鲜明，一点都没有八股气，没有假话、空话、套话，这点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

接下来不得不说的是延安整风也确实出现了一点偏差，那就是发生了审干运动扩大化，这是有历史背景的。

当时国共虽然合作，但明争暗斗始终存在，所谓明争就是武装斗争、军事摩擦，所谓暗斗就是派特务潜伏、搞破坏，这就引起了中央的警惕，于是在整风中加入了审查干部这项内容。客观地说，在革命战争年代，特别是在较短时间几万人涌入延安以后，对这些人尤其是对干部加以审查是必要的，问题就在于审干工作到后来明显扩大化了，在这个过程中康生起了很坏的作用。他当时担任中央社会部部长，专门负责反特工作，在他手下制造了一系列冤假错案。1943年7月15日，康生在一次干部大会上做了一个《拯救失足者》的报告，发动群众抓特务，美其名曰是拯救失足者，这就把审干运动推向了一个高潮，简称抢救运动。

后来抓的人越来越多，康生由此就得出一个结论：你们原先麻木不仁，说延安不会有特务。现在证明了，你们要多少？一个排？一个连？一个旅都够了……我说出来，也许会把你们吓一大跳，到延安来的党员也好，干部也好，有百分之七十、八十，在政治上都是靠不住的，是各式各样的特务、叛徒、坏人！各单位要按照这个指标去抢救失足者，谁不完成指标，不是麻木不仁，就是他本人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