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整风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2）

但意外还是发生了，党的总书记向忠发被国民党特务抓个正着，他被捕以后很快叛变，过了两天就被蒋介石下令枪毙。这一系列事件使上海中央工作陷于瘫痪，只好考虑转移。王明去莫斯科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周恩来去江西苏区，在上海成立一个临时中央来维持工作，当时还是受城市中心论的影响，认为中央还是应该留在像上海这样的大城市。那临时中央又由哪些人组成呢？主要就是由那些刚刚从苏联留学回国不久、顾顺章还不大认得的人组成，为首的就是博古和张闻天。

在此之前博古也不是中央委员，王明之所以选中博古，一方面是看中博古的思想跟他比较一致，能够忠实执行共产国际路线；另一方面据我个人推测，王明是有私心的，他想避过这阵风头之后，迟早还是要回国的，到时候从博古这样的年轻人手里把权力拿回来是比较容易的，如果换了一个资历比较深的人，恐怕就没那么顺利。

后来由于国民党白色恐怖越来越严重，临时中央在上海待不下去了，只好转移到中央苏区。1934年1月党的六届五中全会后临时中央经过选举成为正式中央，这就使苏区开始受到“左”倾教条主义的严重危害，这种危害主要有两点：一是军事上的冒险主义。这个大家都很熟悉，在共产国际李德的指挥下，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了，红军遭受惨重损失，最后不得不开始长征。二是政治上的关门主义。我们说反围剿失败虽然主要是军事指挥失误造成的，但跟政治路线错误也有密切的关系。比如说在统一战线问题上，教条主义执行的是共产国际的“左”倾关门主义，拒绝与任何党派合作。王明在1932年3月31日《中国目前的政治形势与中共当前的主要任务》中说：“国民党的任何派别及其高级将领们都是奴性十足的帝国主义的走狗。”所以当十九路军的蒋光鼐、蔡廷锴发动反对蒋介石的“福建事变”以后，派人跟红军谈判，准备共同对付蒋介石，我们却迟迟没有做出积极的回应。如果我们跟十九路军合作，就可以利用福建的港口来获得苏联援助，这对于打破敌人围剿、巩固发展苏区都是很有好处的。这本来是一个大好的机会，但博古他们没有抓住这个机会。后来十九路军失败了，我们的日子越来越难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