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共关系问题上,斯大林为了让蒋介石帮他拖住日本,一再要求我们忍让,不要得罪蒋介石。在这情况下,王明尽管遭到蒋介石的冷遇,但他还坚持认为我们应该牺牲自己的独立性去换取国民党的信任,还是要向国民党让步。所以后来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王明问题的关键、症结之所在,就是他对自己的事考虑得太少了,对别人的事却操心得太多了。言下之意就是说王明是站在苏联立场来看问题,而为我们自己考虑得太少。
王明回国以后召开的第二次政治局会议是1938年3月的政治局会议,在会上王明提出了一个口号叫“七个统一”:统一指挥、统一纪律、统一武装、统一供给、统一作战计划、统一编制、统一作战行动。客观来看有些提法对我们是有利的,比如统一武装、统一供给对我们是有利的,但从总体上来看,其实质是把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指挥权交给了国民党。一共是有八个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出席了这次会议,毛泽东、任弼时、张闻天三人不同意王明的报告,而王明、周恩来、凯丰、张国焘四人都认为王明的报告是可行的,康生的态度模棱两可,在有些问题上支持毛泽东,在有些问题上又附和王明。所以在这个会议上毛泽东仍然是少数派,不得不对王明再次做出让步,本来毛泽东为了削弱王明对长江局的影响,想让王明在这次会议后留在延安不要去武汉了,但在开会之前,长江局就发电报说,开完会后王明仍然回武汉主持工作。
从以上两次会议情况来看,王明回国后,他的右倾思想在中央一度占了上风,这就在党内造成了很大的思想混乱,连周恩来也赞同他的观点,说明他的迷惑性有多大,这对抗战初期的局势产生了非常不利的影响。毛泽东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的讲话中说:“王明右倾路线团结了不少人,团结在长江局周围去了,除陕北外都有影响。那时候,新四军在项英手上,八路军在彭德怀手上,那时一个北方局,一个东南局,还有一个山东分局,甚至连陕西省委都不听我们的话。”这虽然是翻彭德怀的旧账,是为了批彭德怀,但中央有点指挥不动这个情况在抗战初期确实存在,之所以会出现这个情况,就是因为王明手中有共产国际的“圣旨”,而当时我们党内又弥漫着教条主义的气氛。为了克服这种右倾错误就必须开展整风,破除人们对共产国际指示的迷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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