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立：我国经济发展的中长期趋势（3）

“十二五”时期发展环境与态势

“十二五”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环境与发展趋势主要表现为发展环境出现转折性变化，发展趋势出现阶段性变化。

所谓发展环境转折性变化是指影响发展的三个“不期而遇”。

第一，工业化、城市化加速与资源环境变化的不期而遇。

以前发达国家、新兴工业化国家发展的过程中随便污染、随便排放却不受限制，现在到了我们发展时排放受到限制了。世界气候变化大会有一些政治的成分在里头，各国推出一些绿色壁垒限制我们，但我们没有办法。因为我们没有话语权，没有市场支配的力量，因为技术不在我们这儿，我们是在美国主导下的分工体系链条之下做事。现在这个格局就是第三次全球化的一个格局，跟前两次全球化比，对我国是非常有利的。第一次全球化是欧洲工业化以及欧洲以外的殖民化，中国从头号经济体沦为半殖民地，是最大的输家。第二次全球化是两个半球化，二战后两大阵营的形成，中国以台湾海峡为界被分裂化。只有在第三次全球化中，我国抓住了机遇，加入了WTO，我国的劳动跟别人的技术、制度、管理、营销、品牌结合起来，社会劳动力一下子得到转化，经济增长迅速。我国经济在2001年之后开始恢复，2003年一直到2007年持续高增长，我国经济总量上来了，超过了很多国家。但在这个过程中资源环境约束问题严重。

第二，劳动力供求关系变化与汇率变化不期而遇。

2007年新《劳动合同法》推出，人民币汇率进行调整，当年出口行业的成本上升20%。任何一个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随着经济实力上升，汇率必然是一个上升的过程。这会对出口造成影响，尤其是给劳动力供求关系造成影响。2008年出台了刺激计划之后，许多专家预计失业将非常严重，当时东莞120万部手机长期处于停机状态，六七十万部手机处于外地漫游状态，这一个城市就减少了200万人。没想到2009年上半年就开始闹民工荒了，其中有几个因素：一是4万亿的刺激计划安排了一部分就业；二是美国、欧洲等发达国家倒掉了一批企业，他们的订单跑到我国来了。这是一个升级的过程，造成劳动力紧张。未来劳动力只会越来越紧张、人民币也会越来越升值，这两个因素叠加起来，对现在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冲击非常大。

第三，经济总量位次变化与人均水平变化的不期而遇。

我国目前处在从中低收入向中高收入转变的过程中，可能要遇上比其他发展中国家更多的问题，就是总量变化所带来的经济和非经济的干扰因素。像韩国、日本是人均收入很高的时候总量才发生变化，而我们人均才三四千美元，总量就和别人PK，如果夭折就会锁定中低收入国家。

“十二五”时期的发展环境，尤其是国际环境，独善其身的时代过去了，“一心一意谋发展，聚精会神搞建设”的外部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我们面临更加激烈的国际竞争。国际竞争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发达国家再工业化，另一方面是比我国落后的新兴市场国家的追赶。当然，这个问题要分开看，一方面是各国政府主导的部分肯定对我国越来越不利，但另一方面由市场主导的部分对我国会更加有利。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合作、交流会更加密切，同时大的跨国公司还会继续与我们合作，因为最大的市场在中国，印度市场恐怕十年以后才能赶上中国，非洲国家还处在准备阶段，拉美国家起飞后没有推进到成熟阶段，在平台上停滞着。我国现在是唯一成熟、现成的市场，一些国家的政治家因为各种因素可能给我国制造各种摩擦和阻力，但企业家不会这么做。在这个情形下，我国未来的发展不仅看自己，还要看别人，看我国已经和即将超过的对象的发展趋势，看即将或正在追赶我国的国家的发展趋势。对我国经济发展来讲，重要的不是短期一、两年保持8%或者9%、10%的增速，而是看整个中长期我国的发展趋势是什么？到底怎样发展？发展有没有后劲？

“十二五”时期要为完成两个使命奠定非常坚实的基础。一是要为全面实现小康社会打下决定性的基础。总量上“坐二望一”的阶段开始了，预计“望一”将会发生在“十五五”时期前后、“十二五”时期将为今后的发展奠定基础。这个阶段做得好，可以跨越“日本陷阱”，做得不好就有可能落入“日本陷阱”。二是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由中等收入国家迈向高收入国家。“十二五”时期要完成从中低收入国家向中高收入国家跨越，“十三五”时期到“十四五”时期，争取从中高收入阶段跨越到高收入阶段。这是我们的看法，世行预测我国到2020年才能达到人均4800美元，也就是土耳其现在的水平。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制度红利、人口红利阶段，现在我们还能依靠资本深化，但也只有三到五年光景，长期只能依靠创新红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