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长盛：苏联解体中意识形态的作用及其教训

苏联解体是20世纪具有世界性影响的重大事件。苏联解体由多方面的因素造成。放弃马克思主义对意识形态领域的一元化指导地位，放任意识形态多元化，导致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甚嚣尘上，这是苏联解体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

     苏联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坚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一元化指导地位，确保了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巩固和发展了社会主义制度，嬴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性胜利。但从赫鲁晓夫时期开始，逐渐地放松和放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一元化的指导地位，特别是在戈尔巴乔夫时期公然主张在意识形态领域搞自由主义的多元化，在国内外敌对势力的相互作用和影响下，各种錯误思潮在意识形态领域呈现出来，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人们的思想观念、社会生活和党及国家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使得党和国家失去了科学理论的指导和正确的舆论支撑，结果，不可避免地导致苏联解体。

     先看哲学领域，20世纪50年代中期，苏联出现了哲学“人道化”的倾向，逐渐地用抽象人道主义取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到80年代，抽象人道主义成为得到官方支持的哲学主流。这种思潮通过各种渠道，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推动着苏联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变化。戈尔巴乔夫把这种思潮作为制定党和国家路线方针政策的理论基础，举起了“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旗帜，提出了“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纲领。结果，导致党的指导思想和性质的改变、动摇和取消党的领导地位，加重了国家的经济困难和社会矛盾，以致全国政治、经济、民族、社会各方面危机加深，最终，苏共先被取缔后解散，联盟政府先被夺权后去消，接着苏联解体。

     经济学领域，也是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经济学界对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为主要内容的所谓“斯大林模式”展开了争论，争论中逐渐地接受了被西方国家宣扬为“规范的经济理论”的新自由主义观点。到80年代“改革”时期，许多经济学家照抄照搬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他们以“反思”为名，混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公有制和私有制的界限，鼓吹从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向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自由市场经济转变。戈尔巴乔夫等以新自由主义为指针，将“向市场经济过渡”作为经济改革的方针和目标，使得苏联的经济改革明显地不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而是在新自由主义指引下使几代人为之奋斗了70多年的社会主义事业付诸东流。很显然，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直接地在经济领域促进了苏联解体。

    政治学领域，在50年代中期掀起的“非斯大林化”过程中，民主社会主义的“纯粹民主论”，“民主与专政对立论”等纷纷登场，借以全盘否定斯大林、恶毒地谩罵诬蔑斯大林。到80年代，戈尔巴乔夫时期推行政治体制改革时，用民主社会主义作为改革的指导思想，倡导实行所谓“民主化”、“公开性”、“多元化”，造成了各种错误思想和反动思潮的泛滥，搞乱了人们的思想；导致了苏联革命和建设成就遭否定，使人们对社会主义事业失去信心；主动地放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地位和共产党的领导作用，结果只能是导致社会主义苏联的覆灭。

     史学领域，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不断地扩大和发展。这股思潮发端于50年代中期“非斯大林化”过程中，泛滥于80年代中期，在所谓“恢复历史真相”、“填补历史空白点”等口号的鼓励下，历史虚无主义弥漫一时，不仅进一步全盘否定斯大林，而且进一步否定列宁和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否定国内战争、新经济政策、工业化建设、农业集体化运动、30年代的肃反、卫国战争等，几乎把苏联的整个历史全部抹黑。这样做的结果，不仅否定了俄国无产阶级和共产党人的全部革命活动，而且否定了苏联社会主义制度产生的历史必然性和存在的合理性，也就为苏联解体做好了舆论准备。

     文学领域，5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政治路线和文艺政策逐步偏离社会主义方向，自由主义批判主义倾向迅速滋长，出现了所谓“解冻文学”“劳改营文学”现象。到80年代，在“民主化”“公开性”口号的鼓励下，出现了“政论文热”“回归文学潮”和暴露性作品三个方面汇成的新的自由主义批判主义浪潮，对群众的思想意识起了很大的毒害作用。可以说，文学领域的自由批判主义在制造反共反社会主义舆论、推动苏联解体方面起了打头阵的作用。

     上述意识形态多元化的作用和影响，同西方的意识形态渗透密不可分，它们共同地在苏联解体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由此，为我们提供了十分深刻的教训：

     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单位；

     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意识形态领域的矛盾和斗争；

     必须掌握好各种舆论工具，充分发挥舆论工具正确的导向作用；

     必须对西方的意识形态渗透保持高度的警惕并采取有效的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