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致中国国民党革命同志书[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七日--五月日）]

国民党革命同志鉴：
　　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给你们这封信，是在国民党最严重的生死存亡的危急时期，革命同志领袖对于革命的主义政策实行叛变，居然压迫工农运动与共产党分裂，这种叛变可以使国民党变成反动派工具，和反革命军入的傀儡。四个月以前国民党的中央指导机关，还有勇气力量和蒋介石破裂，不使其反动的军事独裁得以摧残党权，那时，国民党中央还想和革命的工农共同前进。现在呢，背叛国民党的领袖，已经对于摧残工农运动，压迫共产党，投降封建势力，取消民众革命胜利等类行动，公开的颂扬和赞助了。
　　武汉政府本来是反对蒋介石之反动的革命斗争的中心，如今却是在反动军人及其政治领袖的淫威之下，变成军阀政府；中国之内，这种军阀结合的地域本有许多，现在的武汉也不过是其中之一罢了。武汉政府现和蒋介石等类革命之公敌，实际上毫无差异，每一个革命的国民党员，首先便是工农兵士以及一般忠实党员，凡愿努力继续孙中山先生四十年来伟大的奋斗事业，立志为国家民族谋解放，而牺牲的战士，都应当详细的明白：几千几万的中国同胞已经在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国民革命之中，英勇的牺牲了，他们誓死而争斗的是什么？为什么现在却发生如此现象？为什么领袖之中发生叛变的行动？以后革命的党员对于国民党的新任务是什么？
　　现在的领袖对于国民党的革命政策，实行怪异的改篡，却想借口于六月间发现的所谓“共产党阴谋破坏国民党”之秘密文件，来解释他们自己篡改孙中山先生政策的理由。但是谁亦不能欺骗的，一切革命的同志都可以知道这是企图懦怯无耻的巧自文饰，国民党指导机关对于国民党主义政策之叛变的真正原因，实际上是很远的，决不是单单因为那所谓秘密文件而发生的，国民党现时领袖之叛变，实际是因为他们甘心代表封建资产阶级，以及市侩的小资产阶级，这些市侩豪绅的代表，遇见革命的决死争斗，正是开始的时候，革命的劳动民众，正在奋起与封建势力搏战——他们却怕丧失了自己的政权，对于民众运动的广大发展异常惊惶，因此宁可背叛革命而与封建势力妥协，这和四个月前蒋介石之背叛革命是一样的；如今武汉的领袖实际上是投降了蒋介石！
　　国民党现时领袖的叛变，断非是偶然的，和出人意外的事变。这种叛变实在反映中国革命中间有许多种资产阶级成分的骑墙派，而实际上终竟是反动的态度一这些资产阶级经过买办阶级而与帝国主义连络，经过地产制度而与封建势力勾结，经过军官领袖而与军阀制度相勾连。因为他们剥削工农，所以必须反对工农运动，因此种种，他们不能执行真正的民众革命，此等社会阶级以及代表他们利益的伪国民党领袖，和民众是相隔离的。所以只想用民众运动以满足国内几部分资产阶级的私利，而使各种劳动阶级仍旧处于无权利穷困不堪的地位，他们只想利用群众做自己的工具，想踏着革命的民众兵士和党员的尸骨，去造成资产阶级的专政，他们不愿意劳动民众得有真正的解放，和真正的民权，他们宁可重新和世界帝国主义妥协，和封建豪绅结合，只要能镇压中国被压迫的各阶级之争斗，而使之俯首帖耳的服从自己，他们甚至于已经不能够继续单纯的反帝国主义的斗争，因为要有反帝国主义的战争，非有广大的群众不可，而他们——例如蒋介石、唐生智，宁可去请日本顾问，却不肯依工农运动的力量，以实行反帝国主义的斗争。这些情形，就足以解释国民党领袖以前动摇犹豫及现在决然叛变。
　　三月二十日事变是国民运动中封建资产阶级派第一次攫取国民党党权的尝试，那时伪左派的领袖就不能组织革命分子及一切力量以抗御此种反动，却任令反动势力笼罩广东，这种左派遁述国外，不战而走。其意若日：“民众自己将会对付新军阀，我辈何须坐待成功，归来即可高居领袖地位”。三月二十日之后八个月到今年一月间，蒋介石又想用迁都南昌的手段实行政变，那时的伪左派领袖又不能立刻勇敢地决定号召民众起来和他奋斗，他们动摇犹豫迟徊不决者整整的两个月，蒋介石却正好利用这两个月的工夫，组织团结反动的势力，一直弄到屠杀上海工人而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妥协。伪左派的领袖，不肯决然的根据工农群众运动的力量和蒋介石奋斗，他们是在研究军事投机的方法，直到看见可以依赖唐生智、谭延阎等新军阀的偶然结合之势力，方才与蒋介石破裂，同时这种依赖唐生智、谭延阎的计划对于伪左派是可以预藏稍一种反对工农民众的武器，以备工农民众真正的为大多数人谋利益而积极奋斗之时，他们可以有恃而无恐，可以转过来便压迫民众。因汪精卫等之动摇犹疑，而蒋介石得以镇压东南各省的工农运动，与李济琛等相匀结，以实行白色恐怖政策。汪精卫等类的伪左派领袖到现在已经暴露自己的正面目了，然他们时常以空口应承，说要民众，说为民众而奋斗以及其他种种革命的空谈，巧自文饰，以掩藏其骑墙政策及其与蒋介石奋斗之不澈底。今年三月间国民党中央第三次全体会议，表面上的决议案是很革命的，但是伪左派的革命领袖不肯实行这些决议案，明明规定要实行土地改革，劳动立法，平民自治等等，然而等到群众真正起来跟着第三次全体会议所提出来的口号而勇敢奋斗的时候，这些所谓左派领袖却不仅不肯起来为民众运动之领袖，连同自己所有的政治法律的权力，以助工农运动，铲除封建余孽，反而仇视并破坏这些民众运动。今年四月间国民党中央已经拒绝实行土地革命，等到湖南被压迫的农民与封建势力决死抗争之时，伪左派领袖便动辄以“过火”咒骂农民运动，说农民协会尽属流氓土匪，不但不协助农民之艰苦的争斗，并且奖励反动军官压迫农民。城市中工人店员斗争，也遇到他们的仇视。他们不但不惩罚阴谋破坏金融经济实行反革命的买办奸商以及蒋介石的奸细，反而在工人店员努力赞助革命而与这些反动买办奋斗的时候，迭次的对于工友店员施以抑制，放纵反革命的买办豪绅。劳动法的命运，也和乡村自治条例及土地法令一样，始终不得公布；即许有所谓保护工农的命令，也始终不能见诸实行。任令贪官污吏军事长官摧残民众，买办奸商进攻工人。总之国民党中央第三次会议虽有许多的革命的决议案，而事实上国民党领袖并未施行分毫政治法律的权力而解决工农小商人的痛苦，一面反而只以国民政府的政治法律的权力压迫工农。当这个时候，有些所谓左派领袖如顾孟余等，已经和反动的领袖（刘佐龙）阴谋举行反革命的暴乱，准备驱杀共产党员及国民党的革命分子，密藏军火于汉口日租界，并在军官中实行反革命的宣传。后来杨森叛乱，于学忠等扰乱湖北的西北境，夏斗寅进逼武昌城，许克祥屠杀湖南工农，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五军阴谋推翻国民政府，朱培德驱逐共产党员及国民党革命同志出江西——此等反革命举动，陆续继起，不可胜数，而国民党中央不但不征调一切力量以裁制反革命军人，却迭发反对工农运动的训令，命令宣言，文告以助长新军阀的反动，文饰他们的反革命。这种政策一直继续到现在——七月中旬。实际上这些伪左派领袖，放任夏斗寅的叛军，使能巩固其势力而摧残十余县的工农团体，他们承认朱培德“停止”江西的工农运动，他们自己默认许克祥的长沙政变，便能畅心如意的屠杀湖南人民，摧残工农运动，他们自己下令解散湖北好多县的农民协会。这些伪左派领袖不但不要民众，并且不要一切革命党部及党员，不论其为共产党与否？反动军人当然不但反对工农，并且反对民权主义的国民党的各级党部，江西各县党部曾被迫而停止工作，湖南省党部县党部都被解散。国民党中央对于这种事件，不但不反对，而且自己也帮着实行（如解散黄冈等县党部〉，这些领袖既摧残工农，又摧残自己的党部及党员群众岂非背叛国民党及孙中山先生。六月间冯玉祥与蒋介石的徐州会议的时候，冯玉祥公开的站到蒋介石方面去了，等到这个时候，国民党领袖必须决定选择一条道路！或者同着革命的民众前进，或者同着反革命的军人反动。这时候，冯玉祥对国民政府提出反动要求，唐生智赴湘后，亦来两电，要求“改组”工农运动，实际上便是要求镇压工农运动，并且要求排斥共产党（如何健对于军队的排共令）。这些领袖，在群众运动有力量时候，放纵反动军人去压迫他，到了群众运动已受历次的摧残削弱之后，当然更加要站到反动军人方面去，因此，这些国民党的领袖，完全接受反动军人之排斥共产党镇压工农运动等新要求。
　　这些情形本是最近六月底至七月半武汉国民政府及中央党部篡改国民党的革命政策的真相，而决非借口于所谓共产党的秘密决议案所能掩饰的。最近国民党领袖在冯玉祥、唐生智系的反动军官淫威之下最后的决定压迫工农运动，本此目的而与共产党破裂。现在他们要掩饰这种反动政策，反而归罪于共产党对国民党之不忠实。然而，譬如孙科，他在五月间对美国新闻记者谈话，就说：国民党要共产党员当国民政府的部长完全是为着容易对付工农运动起见，汪精卫等亦是如此见解。这算是对于共产党的忠实态度吗？这实在是要利用共产党做压迫工农运动的工具，共产党决不肯被人如此利用，国民党的这些领袖，都正因为共产党不肯帮助他们压迫工农运动，而宁可与共产党员破裂，共产党对于孙中山先生的工农运动政策是不肯背叛的。国民党领袖既得政权，实际上早已有了实行这种政策的可能，，应当尽力进行孙中山先生的“耕者有其田”的标语及其他革命的口号。事实上，弄成了国民党领袖不肯自上而下进行这些政策和口号，却任令民众是孙中山先生主义之最好的实行家，比实际上背叛孙中山先生政策之领袖高明万倍，国民党领袖既有政权，他们早有实行改组军队的可能，使军队真能拥护民众利益。然而他们不但不进行这种“使军队成为民众武力”的政策，不但不遵循孙中山先生向来认为军阀并非革命可靠的同盟之遗训；反而痛骂共产党要增加工农分子于军队之中，并肃清背叛革命的军官，为一种罪恶。国民党的这些领袖们，跃然不能了解这种革命的根本职任，既然不能代表国民群众的这种迫切的希望和要求，他们就不配僭称国民党的领袖。他们是篡窃权位，是镇压国民党革命意志的政客吧了。现在的时候，既然国民党的领袖将国民党拱手让之于反动将领专恣的掌握之中，那末要求国民党组织的民权化，使其多数党员推举革命的领袖，——实在是最近理最切要的要求。
　　国民党指导机关之现状是如此，国民党中央已成反动军官掌股上之玩物。犹豫徘徊于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政策，其结果必然使国民党的指导机关变成反动的实行者，参与反动的行为。武汉领域之内，如今也和蒋介石的领域一样，工农运动都受很大的压迫。无论国民党中央发表许多虚假的欺人的空论，决不能掩盖许多铁一般的事实，武汉已有二十五个工会被封，湖北许多县的农民协会已经捣毁，湖南的工农运动已经被摧残，江西也曾被暂时“停止”，国民党中央已经允许唐生智及其他将领任意驱逐共产党，国民党中央现时的政策显然背叛了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不进行工农政策而实行压迫工农运动，不联合共产党而与共产党破裂，不联俄而在机关报上宣传反俄，汪精卫所领导的一切领袖也放弃了污秽了国民党的旗帜，背叛中山先生的遗训。
　　即使现在为满足唐生智蒋介石的私战，对于民众这种战争丝毫都没有益处，武汉的国民党中央现在已经变成了政客的俱乐部。他们实际上已经没有自称国民党领袖的资格，他们已是革命的国民党的叛徒，如果国民党不能脱离这种指导机关，这是国民党的亡党。国民党的一切同志都应当和孙夫人、邓演达及其他革命领袖一样的明白！
　　如今只有决然的完全和背叛革命与党的少数领袖决裂，而团结广大国民党员群众于革命的政纲之下才能救党，使国民党的旗帜不要变成反动的旗帜。革命的国民党的政纲是什么呢？
　　（一）首先便要进行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的政纲，以其三大政策为方法，反对所谓一民主义二民主义的叛徒，反对实际上抛弃三大政策而空言三民主义的政客，实行扶助工农，联共，联俄政策。
　　（二）反对背叛革命的汪精卫一派的人——他们是甘心做反动将领的工具了。努力建立国民党的新中心，使能担当得起国民党的光荣的旗帜——孙中山先生的旗帜。
　　（三）决然的推翻封建制度的壁垒及其一切余孽。最主要的封建壁垒就是现在的土地制度——地主豪绅军阀贪官污吏重利盘剥者对于农民的剥削掠夺制度，只有实行中山先生的“耕者有其田”的口号才能肃清封建制度的关系，要实行这种口号只有农民自己起来力争土地，从豪绅手中夺回政权。
　　（四）消灭城市工人，手工〈工〉人，店员的牛马奴隶们的劳动条件。只有满足他们要求方能造成解放劳动民众的前提，要工农组织之完全自由，对于工农运动予以切实赞助。
　　（五）力争真正民主政权的建立，便能代表中国广大的群众及劳动群众。推翻压迫剥削民众背叛革命之官僚军阀的政权。
　　（六）取消一切军阀性的军队，造成真正人民的军队，由革命的将校指挥而不用封建性的军阀。实行武装工农。
　　（七）无妥协的实行反国际帝国主义的斗争，与苏联亲密的联盟，与世界各国被压迫民族及工人阶级结合巩固的联合战线。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统治，力争中国的解放与统一，反对买办阶级的影响及与帝国主义妥协的政策。
　　（八）改良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力争八小时工作制的实行及工资的增加，实行救济失业工人，要恢复一切工农组织及工会的权利——这是几年来革命运动胜利的成绩。
　　（九）力争一般革命群众工农团体的一切政治自由，拥护真正革命的民权的国民党，反对背叛革命的篡窃国民党旗帜的假国民党。
　　国民革命的胜利，真正民众的胜利，推翻军阀统治，打倒帝国主义，消灭封建制度，都只有站在这种纯粹的遵照中山先生学说的政纲之上方有可能，只有实行这种政纲方能辟开发展革命的道路，使大多数中国人民得到利益而不仅为各种封建资产阶级中少数高等华人博取权利。孙中山先生的真正信徒，真正革命的党人，应当团结起来开始为这个政纲而奋斗。
　　我们共产党员决心和这种中山先生的真正忠实的信徒，共同工作，同生同死决一死战。我们决不服从现在这种伪国民党中央之开除共产党分子的决议，因为他们已经没有权僭称国民党的指导机关，他们已经违背国民党的主义政纲及中山先生的遗训。
　　一切国民党的革命同盟，都应当团结起来，努力救党，自然不要放弃任何公开的可能，但是要准备着这些伪国民党领袖会竭力追逐国民党的革命同志使丧失一切自由，而处于秘密地位。所以要准备着在无论何等环境无论何等条件之下，我们大家都应当继续孙中山先生的国民革命伟业，努力为解放中国广大的劳动民众而奋斗，而牺牲，力求革命之最后胜利，毋使国党竟亡于封建资产阶级反动联盟之手！
　　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
　　根据《武汉政府反动后中国
　　共产党之政治主张》刊印
    注释
　　〔1）原件未标明时间。据中共八七紧急会议文件《小引》，本文时间是一九二七年七月二十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