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通告第十五号——关于全国军阀混战局面和党的暴动政策[“八七”中央紧急会议（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

    一、现在的政局，已经是全国的军阀大混战：北方阎锡山冯玉祥张作霖张宗昌的战争，南京政府参加津浦线上的战争，南京和武汉又已开始战争，广东也派范石生方鼎英许克祥等与唐生智开战，广东内部李济琛与张发奎之间又酝酿着战争。其他各省，如福建等，内部还有许多小战争和冲突，——总之，可以说实实在在的全国军阀混战的局面。这种混战，无论他的名义是甚么，北伐也好，讨伐党贼也好，实际上都只是反映买办豪绅资产阶级内部各派各系之间争权夺利的战争——反革命的军阀的战争。国民党清党反共之后，完全变成豪绅资产阶级的反动党，他的内部仍旧是不能一致，仍旧是互相冲突；国民党的各派，所谓西山派，蒋介石派，汪精卫派，唐生智派等等，都只是各系新军阀的代表，他们之间互争甚么中央特别委员会的威信或者第四次执监会议的正统，都只是自欺欺人的鬼话，实际上只是各系军阀争夺地盘的招牌而已。军阀之间的这种混战，国民党内的这种纷争，证明中国豪绅资产阶级的反动，不能巩固自己的政权，不能稳定自己的统治。
　　二、中国革命因为豪绅资产阶级的反动暂时胜利，而受着很大的挫折。今年四月间蒋介石李济琛的东南反动，摧残上海广东的工人和农民的革命势力。五月廿一日湖南的政变起直到七月十五武汉的排共会议止，完成这种豪绅资产阶级的反动胜利于两湖江西。最近九十月间两湖暴动的挫折及八一革命的叶贺暴动军失败于潮汕，使全国反动势力庆祝自己反革命的“最终”胜利。但是反动政权的不能统一不能稳定，立刻在他们自己之间的纷争和战争之中表现出来。中国革命虽然受着三次的摧残，但是反革命的势力并不能完全将他消灭，这是很显然的事实。
　　三、广东，湖南，湖北的农民暴动没有能胜利，并非农民群众的力量已经爆发而被反革命的强力的力量所扑灭，乃是我党当地指导机关，中着很深的机会主义的余毒，不曾去发动群众，大半变成军事投机而致于失败（参看上次中央政治报告〔2〕及关于叶贺失败的通告）。现在在军阀混战的局面之下，国民党军阀屠杀压迫民众的局面之下，广东，湖北，湖南，江西，江浙，山东，北方的工人和农民群众，仍然急遽的革命化，工农的经济状况因战争及经济恐慌而愈加困苦。只要看广州工人在叶贺已失败之后（十月十四日），仍旧群众的起来示威，□夺取工贼的工会机关，苏州工人群众反对总商会及厂主而示威游行，逮捕总商会会长及商团团长，上海工人群众起来捣毁工统会的各区机关；广东琼崖高雷的农民暴动仍旧占领着许多县城，海陆丰的乡村中仍是农军的势力，湖北，湖南的农民暴动势力仍旧存在着，江浙的抗租运动日益爆发，江北的农民都有武器，时时有反抗的趋势，河南，陕西的工〔红〕枪会天门会群众往往夺得到乡村中甚至县城中的政权；最近山东阳谷范县一带亦有农民暴动，鲁北饥民更将普遍骚动起来。工农民众的革命力量，在这军阀混战豪绅资产阶级统治不能稳定的局面之下，客观上有一触即发，起来推翻一切豪绅军阀政权的趋势。
　　四、我党的职任，便是指示工农群众以正确的革命的路线：
    （1）工农贫民兵士群众武装暴动，反对国民党及军阀的祸国殃民的战争，变军阀的战争为民众反军阀的战争（中央辛亥革命纪念告民众书，最近中央反对军阀战争宣言已经指示得很明白）。如果在这种军阀混战中，要说民众应当赞助国民党北伐，或者赞助南京讨伐党贼唐生智，或者说武汉政治分会较好，要赞助他反南京，或者勾结张发奎倒李济琛，……这种策略便是卖阶级卖革命的策略。民众在这种军阀战争中不应当想望某一方面胜利，而应当努力使交战的双方面都失败，这就是民众起来反对战争，一直到暴动推翻双方的军阀国民党政权。
　　（2）工农民众暴动，建立工农贫民兵士代表会议的政权（苏维埃政权）。暴动之中要完全以发动群众为主要的革命力量，要广大的民众自己起来，自己感觉到非夺取政权不可，要在暴动期中及暴动胜利之后立刻能组成当地工农代表会议，为革命的权力机关。如果早就存着“继承国民党正统”的心理，或者采取国民党的办法，例如随便派定几个军事领袖的人，委任各机关的官吏，便算夺取了政权，——这便是非常错误的政策。同样，这种暴动之中用不着任何“中国革命委员会”等类类似国民党式的大元帅府或国民政府的空名义，拿他来委任军长师长。这种悬空的“中央政府”的名义，只足以勾结土匪首领杂色军队的小军阀，使土匪及兵士群众认为自己的参加暴动，完全是为着首领或长官受着了高高在上的某政府的委任，而不是参加工农群众的暴动。总之，暴动的权力机关，应当是革命群众自己的机关：暴动之前，由当地工农秘密团体组织临时革命委员会，指挥暴动；暴动之后，立刻召集工农兵代表会议，举出当地的革命政权（乡村中是某村农民委员会，县城中便是某县工农代表会议的执行委员会）。
　　（3）工农民众暴动的武力，应当从民众之中创造出来。当地的民众如果能够发动，他们群众的猛烈的搏击反动的政权机关，他们之中虽然只有很少的武器，也必定能够夺得反动派的武装，广东历年来的农民斗争，上海最后两次的工人暴动，以及最近九十月间湖北的农民暴动，都有极显著的经验。如果，一说起暴动，便只想着军事行动，想某地有杂色军队几团，有土匪几股，可以勾结运动起事。这种对于“暴动”的国民党式的旧观念是机会主义的余毒。工农暴动的武力必须是群众中创造出来，即使联络土匪军队，也必须由工农民众和兵士群众的结合。应从民众的直接行动，夺取武装，编成工农革命军。
　　（4）工农民众的暴动必须实行群众的革命独裁制，——这就是说必须无可顾惜歼灭一切豪绅，摧毁豪绅资产阶级的种种权力机关——政府官吏军事长官，都要无情的歼灭他们，不可以存着妥协观望的心理，尤其不可以借着“治安”“秩序”的名义抑遏群众的这种革命行动；我党只应当领导群众，在这种风暴的革命行动中逐渐建立革命的权力机关，领导群众，使成为更有组织更有战略的行动。
　　（5）现时的暴动前途，农村之中比城市之中更加多些客观上的可能。土地革命的怒潮，将要在农民的群众暴动中发展开来。农村之中的农民自发的减租减税运动，必须领导到抗租抗税的直接斗争，杀戮征收入员，发展到杀戮一切豪绅，夺取武装；立刻便应指导这种斗争到群众自动没收土地分配土地，征发豪绅地主的财产，——农民自动手实行耕者有其田，是现时暴动的主要内容。应当在一切日常琐屑的斗争中，使一般农民群众明了感觉到夺取政权土地的必要：“或者是农民有政权而得着土地，或者是豪绅（国民党）有政相而减租也减不成！”
　　（6）城市工人中的经济斗争亦是如此。虽然极小的劳资纠纷问题，如今在国民党的政权之下，解决起来总是工人受损失，或者受欺骗。我党在城市中的准备暴动工作，所以决不是单在于准备武器，练习战术等（这些事固然是万分必要的），而主要的是在政治上准备工人群众以及贫民群众的革命认识，使广泛的群众感觉到：非自己起来取得政权不能得着解放，甚至于不能得到生活状况的丝毫改良。工人在这种经济斗争中必须建立秘密的广大群众的工会——阶级的工会；如果在通常的经济斗争中，尚且不能团结一般非党的群众，那么，城市中的暴动，便不能有群众的基矗总之，城市工人的斗争，现时应当集中全力于武装暴动的政治上组织上的准备，——这种准备工作是不能和经济斗争分割开来的。
　　（7）这种暴动政策之下，对于小资产阶级的态度，应当是非常坚决的：固然这于暴动没收地主大资本家的财产时，对于小商人，并不须没收，但是群众的斗争剧烈，切忌顾忌破坏“秩序安宁”，会失去小资产阶级同情的摇动态度。我们对于店东小资本家励行澈底的劳动法，反对者便没收。我们对于小资产阶级的群众（小贩，贫民……)，应当吸引他们参加革命。
　　（8）关于这一总政策的宣传，应当避免过去机会主义的倾向，根据中央最近宣言的精神，号召群众自己起来，相信自己的力量，要求自己握得政权。这种宣传应当从党内开始，使个个党员懂得，个个党员能线为群众中的宣传者。
　　五、总之，我党现时的政策是号召工农民众反对军阀的战争，工农民众武装暴动推翻一切种种的统治军阀；建立工农兵士贫民代表会议（苏维埃）的政权；以发动群众，实行群众的革命独裁，创造群众的工农革命军，来实行暴动；从抗租抗税的斗争中领导农民自动手没收地主的土地财产，杀戮毫〔豪〕绅，一直到暴动；从工人日常经济斗争中扩大阶级的工会组织，直接的群众行动反对资本家，一直到武装暴动。
　　六、客观的中国革命发展之阶段及群众的革命力量，不但确有这种武装暴动的可能，而且急迫的要求这种暴动。不过主观上，群众的革命力量没有能充分的团聚和发动，这是因为我党党的力量薄弱，各地党部机会主义的余毒很深：如不信任群众的力量，只想着练几军的正式军队才是革命的力量，群众已经爆发而我党指导者临阵脱逃，有着强大的军队力量（如叶贺），不使之工农化，反而在政纲上策略上使之国民党化；有爆发的可能而不发动群众，只进行土匪首领的或农军的军事行动……（参看中央最近政治报告及关于贺叶失败的通告）。所以现在的形势之中，只有坚决的抛弃机会主义的思想，坚决的去发动群众，在各地尽可能的实行武〈装〉暴动。只有在这种积极的斗争中，能够团聚发动群众中的革命力量，也只有在这种积极的斗争中，能够改造我党。锻炼提拔出各级党部工农分子的干部，重造我们的党，强健我们的党。
　　七、在这种总政策之下，中央已经决定各地应当实行领导工农民众起来暴动：——广东的农民暴动应当积极领导群众起来，叶贺的残部已经编成工农革命军，还要与农民群众中的农军合组起来，受当地农民政权的指挥，实行土地革命，摧天豪绅政权；广州的工人虽然又受李济琛张发奎的压迫，但是他们已经进到夺取政权的认识，应当领导他们准备暴动起来。两湖的农民也应当发动起来，尽所有的武装力量继续奋起，同时一般农民群众起来解决当地驻军，推翻唐生智等的政权。江浙的农民与工人也要领导起来暴动，以推翻南京政府为目的，至少是扩大土地革命的潮流于农民群众之中，摇动南京政府的政权。张作霖与冯阎之下的工农民众也是如此，尤其是山东——那里的农民群众部分的已经起来。这种暴动政策之下，完全要靠发动群众的广大与否，来决定暴动胜利的程度：各地自动的尽可能的发动，至少可以使国民党军阀的政权不能达到乡村之中，不能收着丝毫税捐饷粮草谷车船，至少可以使一般地主不能收着丝毫租钱租米债息，不能自由运输军队饷械，不能任意压迫剥削工人；或者发动范围能够扩大，联合好几县而成立某省临时革命政府……或夺得着省城，根本推翻当地的军阀政权；如此汇合而成全国，或某几省的暴动军联合的局面。
　　八、各地党部必须坚决的执行这一政策，各在当地发动群众，领导群众起来斗争。如果：（1）存着互相等待的等待政策，心上想着别的地方应当先动，应当占领如何广大的区域，然后本地方能发动，或者，为要便利发动起见，虚张声势说某地某军（如以韵说东征，最近说叶贺）已经革命成功，因而使本地群众不信任自己的力量，而有依赖别地方或军队势力的心理；或者（2）预先有着恐惧失败的心理，因而认为不可“轻举盲动”，少些斗争，多“保存着”党的组织；如果有这两种心理，那就又是机会主义毒农作，势必至于阻碍群众暴动的发展。应当知道只有各地自己努力的发动群众，方能造成汇合而为全国总暴动的局面；只有积极的发动群众起来斗争，能发展党的组织，健全党的组织，在斗争〈中〉扫除机会主义的分子，提出新的革命的工农的新的干部。各地党部（南湖〔湖南〕，北方，山东，江苏，浙江，广东）的特殊工作，中央已经有信去指导，都应当赶紧积极的计划，定出更具体的工作步骤，来实行这一总政策，宣传这一总政策。尤其要注意的是：派遣工作同志到农村中去发动暴动及农民斗争的时候，必须注意选择工人同志去（智识分子则必须确实坚决革命没有机会主义的倾向的）；否则每每智识同志，因为本身或戚属是小地主绅士，而自己根本妥协犹豫，以至出卖农民的革命。
　　根据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二十日
　　出版的《中央通讯》第九期刊印
    注释
　　〔1〕原件未标明时间。据会议记录，本文是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一日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议通过的。
　　〔2〕指一九二七年十月《中央最近政治状况报告》，这个报告发表在《中央通信》第七期。报告主要通报了八七会议关于武装暴动新政策提出以后，两湖、广东农民暴动及南昌起义军队进入广东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