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告同志书――为反对和肃清立三同志路线的问题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告同志书――为反对和肃清立三同志路线的问题


  中央接到共产国际执委关于立三同志路线的最近来信,完全同意国际的指示。因此,中央对于三中全会的议决案有新的决议。中央认为必须根据国际来信,向全党同志彻底揭发和解释立三同志路线和过去错误的实质,领导起全党同志进行肃清立三同志路线的斗争,因为不是这样,就不能够彻底解决执行共产国际路线的任务。
  立三同志的路线是什么?——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半托洛茨基主义的路线。这种路线是和共产国际对于中国革命的路线互相矛盾互相对立而不能并存的。他的许多错误解释和错误观点,并不是估量时机和了解策略任务上的次要的错误,而是互相联系着成为整个系统的错误路线——原则上和共产国际布尔塞维克的路线绝对不同的,而且是反对共产国际的路线。
  立三同志的路线,是用“左倾”的空谈,掩盖实际工作上的机会主义,掩盖对于真正革命的组织群众领导群众斗争的任务之机会主义消极态度,而在实行上引导党走到盲动冒险主义的道路。
  第一、对于中国资产阶级民权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立三同志的答复是这样:“中国革命在一省几省首先胜利,建立全国革命政权……革命胜利的开始,革命政权建立的开始,就是革命转变的开始,中间决不会有丝毫的间隔”(见“布尔塞维克”第三卷第四五期合刊及红旗,下同)。托洛茨基派说,中国革命已经是社会主义的革命,说中国革命的任务只能在世界范围之内去解决。立三同志的答案,就显然是托洛茨基主义的。我们看他对于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关系问题的答复,就更可以明白。
  第二、对于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关系,立三同志的说法是:“没有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直接革命形势(即他所谓的“高潮”),决不能保障中国革命胜利的持续”。他认为中国革命的胜利要能够持续,就必须要有“中国革命对帝国主义的空前猛烈的斗争所必然要掀起的世界革命的高潮”(他将“高潮”永远曲解成直接革命形势的)。不然呢,中国革命一定要失败。所以,他的说法,表面上是很“左”的估量,事实上是根本对于中国无产阶级领导农民战争的中国革命本身的力量没有信念——就是根本不相信中国革命能够胜利,根本不相信中国革命的力量能够战胜中国反革命和帝国主义。托洛茨基和右倾取消派说,国际帝国主义的力量非常之大,没有世界革命或者帝国主义互相之间的战争,中国革命是没有希望的。立三同志怎样答复他们呢?——事实上他的答复是:你们说的话的确是对的,中国革命即使胜利也决不能够持续,可是,世界革命在战后第三时期的现在,已经完全成熟,全世界的直接革命形势(他所谓高潮)必然被中国革命掀起。这样,他认为中国民权主义革命的任务,不是中国无产阶级领导农民所能够解决的,必须在中国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的时候,在世界范围之内,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总爆发——他所谓“全世界阶级的最后搏战”之中去解决。这和托洛茨基主义有甚么不同呢!?
  列宁说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是无条件的公律。而立三同志却认为“中国革命胜利的主要条件,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对于中国革命的及时的一致的行动”。这就根本推翻世界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事实,根本反对列宁主义的分析;而且,这也是曲解战后第三时期——认为第三时期就等于全世界革命形势的成熟。这是他对于中国无产阶级和革命的力量没有信念,而幻想着全世界无产阶级同时一致的行动来救命——救中国革命的命。
  第三、对于中国革命的发展形势,立三同志也就站在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针之上来观察,来决定策略。他根本否认中国革命运动发展的不平衡——他把共产国际和中国党估定的事实,一下子都推翻了——这些事实是:中国封建军阀的割据状态,帝国主义的瓜分中国,〈中〉国各地经济发展的不平衡,革命运动发展的不平衡。因此,他把六次大会所说的革命在一省几省首先胜利的前途,解释成为必须在全国直接革命形势之下才有实现的可能(他把六次大会所说的革命“高潮”——革命运动高涨的意思,曲解成为直接革命形势的意思)。这样,他实际上是取消了这个前途。他事实上是对于中国革命发展形势的问题,提出了这样的答案:或者全国没有直接革命形势,那么,一省几省的首先胜利是不可能的,或者有一省几省的胜利,那就是有全国直接革命形势的到来,所以到处都要布置暴动。他认定中国革命绝对不能有根据地来“准备自己力量的形势”。他说:“一省几省政权的胜利以后……如果不是有全国革命的高潮(直接革命形势),就决不能克服反动势力”。“并且还要加上全世界无产阶级尤其是苏联的有力的援助,一致的斗争”。“所以一省与几省政权,必须紧接着全国革命的胜利”,当然“还要加上”全世界的革命胜利,才有办法!换句话说,就是如果一省几省政权胜利之后,不能立刻紧接着有全国的胜利,不能紧接着全世界的暴动形势,那就仍旧是一定失败。
  在这里,立三同志对于中国工人运动比农民运动落后的事实,也就加以否认。他的解释是:“这种不平衡只是表面的形势,至于阶级斗争的实质……无论城市与乡村的确是同样异常的尖锐”。他有这种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估量,就规定出各城市到处都可以组织暴动的策略,所以领导经济战斗,真正去准备和组织阶级的政治罢工等等,都完全不顾的了。照他的意思,以为只有立刻全国暴动,“紧接着全国革命的胜利”,才是实现无产阶级现在对于农民战争领导的唯一形式。不然呢?现在的农民战争和苏维埃区域就只有失败的前途。
  再则,对于中国农民运动发展区域的不平衡,他也完全不去估计。他简直的说:“乡村已有广泛的农民暴动,苏维埃区域普遍的发展”。照他的意思,仿佛乡村已经完全不成问题,所以武装农民,领导游击战争,领导农民的部分斗争到苏维埃运动,打倒豪绅富农的反动领导等等,都不重要了,都成为过去的事情了;于是“一枝枪都集中到红军里来”的口号代替了其他的一切,单纯的“地方暴动”“猛烈扩大红军进攻城市”成为唯一的战略。这样,一则完全放弃巩固建立真正红军和组织后方的任务;二则助长工人依赖红军的情绪;三则完全忽略还有农民运动没有起来和刚才开始的区域,完全忽略还有很多农民斗争是自发的以及在反动领导之下的事实;四则,更重要的,完全不顾巩固和建立真正的苏维埃政权的任务,不顾真正扩大苏维埃运动的任务。
  总之,立三同志对于中国革命运动发展的不平衡根本没有估计:他对于各地工人运动的高涨,发展,程度,觉悟和组织能力的不平衡,对于各区域的农民运动,以及其他革命群众运动的不平衡,对于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之间的不平衡,都是完全不顾的。这是因为他的方针完全是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他完全脱离具体的事实。——国内各地革命运动发展的不平衡,是因为中国的封建割据的状态,是因为帝国主义列强对于中国各地的势力和政权,是因为中国各部分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对于这种客观状态的分拆〔析〕是每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责任。
  第四、立三同志对于革命时机和斗争力量的对比,也完全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拆〔析〕。他对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巨大作用,完全没有估计,对于反革命军阀还有相当的没有散乱的军事力量,也不加以注意。他不去分拆〔析〕现在大城市之中力量的对比——优势还在阶级敌人方面的事实。可是,他对于革命的武力(红军,少年先锋队,工农赤卫队等),却有神奇古怪的夸大估量。他根本不了解改造和建立真正红军的任务,他更没有清醒的去估计苏维埃运动的现在力量和弱点。因此,对于工人运动,他说:“只要在产业区域与政治中心爆发了一个伟大的工人斗争,便马上可以形成革命的高潮——直接革命形势”。他根据这种反马克思主义的方针,就采取无后方无阵地的冒进政策和玩弄暴动的盲动主义策略:立刻布置南京暴动,武汉暴动,上海总同盟罢工……要红军进攻武汉,响应南京暴动,一直到世界的革命战争!这就是把无产阶级的精锐和红军,在对于革命力量显然不利的时机,迭给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革命派去摧残。
  第五、立三同志对于党在革命之中的领导作用和组织作用,完全没有列宁主义布尔塞维克主义的了解。(一)他说:“革命高潮(直接革命形势)到来,群众组织可以飞速的从极小的组织,发展到几十万甚至几百万人的伟大的组织,同样,党的组织也可以在几星期甚至几日以内变成广泛的群众的党”。这样争取群众组织群众的任务完全是多余的了,群众将要在所谓“高潮”之下自然的组织起来。(二)不但如此,他这种反对布尔塞维克的路线,简直认为直接革命形势之下,要取消青年团,工会和党——当时组织“总行委”来代替党,工会,和青年团,就是这种观念的具体实现。“总行委”之下,党和青年团的支部合并,赤色工会也专去准备暴动,成为“总行委”的一个附属部门,仿佛革命要从取消青年团工会和党来开始!他事实上就根本否认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和党的领导作用。(三)他所谓“党的组织军事化”,完全推翻布尔塞维克的民主集中的组织原则,而实行孙中山陈独秀的家长制度——命令主义和委派制度,并且用惩罚制度,抑制布尔塞维克的自我批评。因此,他虽然也说要“加强主观力量”,可是,他所了解的“主观力量”,只是“总行委”式的官僚主义的组织——只是所谓准备暴动,指挥暴动,或者命令群众的技术机关,而不是争取群众组织群众领导群众的共产党共产青年团和赤色工会。例如当时产业工会的准备委员会(产委)和当时工人赤色先锋队的组织方法,就亦是在这样立场之上去进行的。这也是由于根本不相信党的力量,不相信自觉的群众集体的力量。
  第六、立三同志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自然根本不认识武装暴动是群众的行动,而只认为是军事行动,——军事的冒险阴谋(白郎吉主义〉。同样,他不认识现在的农民〈革〉命战争,是群众的阶级的战斗,而且必须得着无产阶级的领导和农民基本群众的拥护。因此,准备暴动和革命战争的任务,完全和争取群众的任务脱离,而成为军事投机——脱离群众的冒险政策。
  空喊暴动,玩弄暴动,空喊进攻中心城市,进行无组织无后方的战斗,而否认巩固苏维埃根据地的任务,抛弃建立苏维埃中央政府和实行自己的正确政纲的任务,抛弃争取群众真正准备武装暴动和动员群众拥护苏维埃的任务。
  苏维埃区域之中,不去加强并且改造苏维埃政权和红军,坚强其无产阶级的领导,不去实行真正贫农中农的土地革命,坚决的赞助农民基本群众重新平分一切土地的要求,不去加强和建立阶级工会和贫农团,以组织后方和引进后备军,反而脱离群众,企图执行一些过早的办法(集体农场国立农场等等),要去直接立刻实行社会主义的目的和任务——在这里,许多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富农路线和阶级调和的倾向),被这种错误政策的“左倾”都掩盖起来。
  反动统治区域之中,到处要去组织武装暴动,“任何一省区都要积极准备争取一省胜利”;单纯的以布置武装暴动的口号去组织政治罢工,去组织工人赤色先锋队;在任何地方,都要组织地方暴动;在没有直接革命形势的大城市和最大城市也要布置脱离工人群众的兵士的暴动;工人群众的日常部分斗争和经济罢工的领导,赤色工会的真正建立和农展,黄色工会内部的群众之间的革命工作,都因为忽视而大大的削弱;农民的抗租抗税等斗争,不去注意领导了,农民的游击战争,也认为完全是过去时代的东西了;经常有系统的革命的兵士工作,实际上也没有了,对于兵士群众的部分斗争,对于革命的兵变,也不去领导和组织了;同样,“对于帝国主义的列强,苏维埃政府绝对不能运用应付手段”的空谈,事实上只是掩盖着不去领导群众的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机会主义。……
    所有这些综合起来,明显的指出:立三同志的所谓“武装暴动”“革命战争”,就只是脱离群众的军事冒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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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路线,是代表着“发狂的小资产阶级”,他们那种绝望拼命的情绪,那种完全不相信群众集体力量的观念,反映到我们党里来。
  立三同志的路线引导到消极,引导到失败和极危险的冒险。现在事实已经证明:第一次红军占领长沙是有伟大的意义的,可是,在立三同志路线的领导之下,当时对于长沙胜利的保〈持〉,完全采取消极的态度——消极的等待武汉暴动而受到失败。最近红军占领吉安,又是要一味进攻南昌武汉促成全国总暴动而完全放弃组织后方的任务,忽视组织群众武装群众的工作,以致于失掉吉安。南京镇江的兵变,不去真正适当的领导和组织,反而实行单纯的兵士的暴动的大布置,这种危险的冒险政策,结果是遭受着牺牲,遭受着部分的失败。这种路线之下,党,青年团和赤色工会,及其和群众的联系,都有了很大的削弱。而立三同志路线的“左倾”空谈的掩盖一经去掉之后,就更加暴露机会主义的消极和实际工作上的机会主义——这本来是立三同志路线的实际基础。
    立三同志路线是,用“中国革命毫无间隔的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左倾”空谈掩盖对于目前民权主义革命任务执行的不坚决不彻底,用“全世界革命的阶级的最后一个搏战”的“左倾”空谈,掩盖对于中国革命力量的没有信念,掩盖对于中国无产阶级没有能力领导农民战争去取得胜利并且保持发展这个胜利之机会主义观念;用中国革命运动已经走向平衡,工人斗争和农民斗争的“实质”(力量)已经完全同样的“左倾”空谈,掩盖对于无产阶级切实领导现在农民战争任务的消极态度;用一省几省胜利立刻就是全国直接革命形势的“左倾”空谈,掩盖对于建立巩固并且真正发展苏维埃区域根据地任务的完全抛弃,掩盖对于建立坚强的苏维埃政府的重要任务完全不了解;用夸大革命武力和红军的“左倾”空谈,掩盖对于红军社会成分的改良,工人领导干部的建立,党的威信的加强等等之建立真正红军的任务,完全放弃;用现时就要组织集体农场国立农场等等的“左倾”空谈,掩盖对于执行土地革命平均分配一切土地的不坚决,掩盖对于建立和发展阶级工会,雇农工会,贫民〔农〕团,真正团结中农群众去反对富农剥削分子等任务的不积极,和阶级调和富农路线的机会主义;用绝对不容许苏维埃政府对于帝国主义运用应付手段的“左倾”空谈,掩盖对于领导群众实行反帝国主义斗争的消极;用“工人只要暴动不要别的”,用空喊总同盟罢工,政治罢工,地方暴动,兵士暴动等等“左倾”空谈,掩盖他不实行“真正组织和准备阶级的政治罢工”的任务,掩盖他对于领导和组织工人以及农民兵士群众日常部分斗争的机会主义的消极态度;用革命“高潮”一到群众自然组织起来的空谈,掩盖他否认党的领导作用,取消青年团工会和党的机会主义路线……这样,空喊暴动和玩弄暴动的盲动主义的冒险,就代替了争取群众去真正准备暴动。
  立三同志的路线,是绝对和共产国际的路线相反的,已经引导到了部分的摧折和失败。可是,立三同志常常用中国的特殊情形来辩护,仿佛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是一个例外:他说中国工人用不着经过总同盟罢工就可以举行武装暴动,中国工人的多数只有革命高潮到来才能组织等等。他说共产国际所以不赞成他的路线的缘故,是不懂得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形,不懂得中国革命发展的趋势,说忠实于共产国际的纪律和忠实于中国革命是两件事……这简直和共产国际的许多“左”右叛徒所讲过的一样——是敌视共产国际的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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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从六次大会及二中全会以来,在共产国际的正确路线指导之下,能够领导全党,领导工农群众的革命斗争并且和无产阶级叛徒的托洛茨基陈独秀派作坚决的斗争,使“中国共产党本身的稳定和他与群众关系的进步,成为中国革命新高涨的前提和基幢。虽然亦有过严重的机会主义性质的个别错误(例如对于富农问题,对于黄色工会等问题),然而中央都能够在共产国际指示之下,用布尔塞维克的自我批评精神,纠正这些错误。只有在这个意义之下,可以说中央的路线一般的是正确的。可是,到了三中全会前的最后一时期——六月十一日议决案的前后,立三同志的路线在政治局里占着极大的优势,这就使中央离开了共产国际的路线。
  今年六月十一日的政治议决案,是立三同志路线领导之下产生的,立三同志路线就在中央政治局和党内起了领导的作用,因此这一时期政治局的路线已经和共产国际的路线不一致也就不正确的了。当时政治局里的同志对于立三同志路线是赞助的,这就更加帮助了立三同志路线的形成和发展,使立三同志路线能够在党内占着统治地位,引导到盲动冒险的道路,同时掩盖了机会主义的消极,加强了右倾机会主义的立场。
    到三中全会虽然一般的接受了共产国际的路线,但是这还是站在调和主义立场之上去接受并且更没揭发立三同志的路线——这就混淆了互相对立不能并存的国际路线和立三路线,因此,遂不能彻底执行国际路线,反而对于立三路线加以辩护——所以路线上仍旧是不正确的了。
  为什么呢?因为三中全会只指出当时政治局的策略性质的各个错误,而没有彻底揭发立三同志的路线是原则上和共产国际路线互相矛盾互相对立的,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及共产国际的路线。三中全会亦就没有正确的估量六月十一日议决案前后政治局的工作——没有指出当时政治局已经离开共产国际的路线。这样,就使三中全会虽然一般的接受了共产国际路线。却没有能够彻底的去解决执行这一路线的任务。这是三中全会很大的缺点和政治上的错误。
  所以三中全会最主要的错误是承认六月十一的议决案在路线上是正确的,是说这一决议案领导之下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线,还是和共产国际路线是一致的。这样就使全党不能明白了解共产国际的路线以及三中全会接受国际指示所规定的新的策略和任务,是和立三同志路线原则上完全不同的,并且三中全会自己对于策略上组织上有些问题的解释,也就不能充分的明了和正确。这样,亦就障碍着三中全会所要求的策略上组织上工作上的整个转变,也就使全党不能彻底执行国际的路线。
  再则,有了调和错误的主要根源,于是三中全会对于立三同志各个反对列宁主义论调也没有给以必须的充分的批评:(一)对于中国革命的转变问题,只批评立三同志的说法是机械的,而没有指出这是托洛茨基主义的。(二)对于世界革命和中国革命的关系问题,没有指出立三同志的“理论”是隐藏着对于中国无产阶级和革命没有信念的机会主义,是曲解第三时期,是否认世界革命运动发展的不平衡。(三)没有彻底揭发立三同志实际上根本否认中国革命发展不平衡和取消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前途。……
    为着彻底执行共产国际路线的原故,所以中央通过对于三中全会的议决案的新的决议。
  现在,中央委员会在共产国际指示之下,根据三中全会的补充决议的决定,很坚决的用毫不隐瞒的布尔塞维克的自我批评精神,揭发这些错误,特别号召全党党员来清楚的认识立三同志路线的实质,肃清这一路线与过去调和主义的错误,团结在共产国际的布尔塞维克路线的周围,坚决的去领导工人阶级,领导农民和一般劳动群众的革命斗争,实行真正的进攻。各级党部的领导机关和各个同志,必须根据这种精神,深刻的去了解自己过去的错误,——受着立三同志路线的影响而走到离开共产国际路线,违背共产国际路线的错误,必须坚决的奋斗,去反对和克服一切掩护或者继续立三同志路线的企图,必须在现在的实际工作和斗争之中去彻底肃清还存在着的立三路线的实质。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彻底纠正过去的错误,才能战胜和克服过去错误的基础—现在各地党部之中机会主义的消沉状态和实际工作上的机会主义,就是过去不正确路线的基础,在“左倾”空谈的掩盖去掉之后,特别明显的暴露出来。
  共产国际和党现在接受的路线是和立三同志的路线完全不同的。这里必须明白认识这两条互相反对不能并存的路线有原则上的不同。如果模糊混淆这两条路线的原则上的不同,那么,不但不能克服机会主义的消沉状态,并且要包容将来重复立三同志那些错误的极大危险,并且现在在三中全会调和主义的立场之上已经在很多地方重复了这些错误。中央委员会特别号召全党党员团结在中央委员会之下,坚决而彻底的,一致的来实行共产国际的路线—一反对并肃清立三同志的路线,以及这种反列宁主义路线所引起的一切策略组织上的错误,为着这个,这首先就必须肃清过去对于立三同志路线的调和态度的错误。
  现在党的领导机关完全同意共产国际的指示,而坚决的起来领导全党党员实行切实的反对和肃清立三同志路线的斗争;固然,立三同志在三中全会调和主义立场之上还只承认个别的错误,然而从前赞成立三路线的领导同志,现在已经更进一步的认识到立三路线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错误,这样,党的领导机关是已经能够一致的反对立三路线,反对对于立三路线的调和态度;因此,关于立三同志路线的问题,实行党内“公开辩论”,是不必要而且是不适宜的——现在对于党正是很困难的时候,这种“辩论”只能使党的力量离开不可迟缓的很重要的实际任务。但这并不是说因为领导同志承认错误了,反对立三路线就用不着重视了。恰恰相反的,现在在一致反对立三路线之党的领导机关的领导之下〔之下〕,正可以并且应当努力加紧为着共产国际路线的斗争去彻底肃清立三路线。所以关于立三同志路线的问题,现在是要进行全党的解释工作,使全党党员都深切的讨论明白这个路线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质,积极的进行肃清立三路线的斗争,这样来彻底解决为执行国际路线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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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产国际对于中国革命的路线,是“定出了暴动的方针,要全党用布尔塞维克的坚持性和彻底性,列宁主义的顽强性,去准备组织暴动,共产主义的先锋队一定要去宣传团结,组织群众,领导他们到决定胜负的战斗阵地上去。”国际认为:“暂时我们还没有全国的客观革命形势”,“但是最近事变发展的趋向,即使革命形势不能够包括到全中国的地域,至少也要包括几个主要的省份”;因此,“现在整个环境所要求立刻实现的主要实际任务是:立刻团结锻炼出真正的工农红军”,“他的社会成份应当是工农的,主要的指挥干部应当是工人的,要有坚强的共产党的骨干领导着,要有最好最靠得住的指挥者,要有铁的纪律”。“立刻建立坚强而有工作能力的苏维埃政府……应当建立在革命的根据地,而依据着红军”,“苏维埃政府要实行中农贫农的土地革命,极端的改良工人阶级的生活,建立新的国家机关,勇敢的推选工农来参加,建立群众的组织,实行正确的经济政策”。要有“真正革命的群众工作,苏维埃区域之中,实行布尔塞维克主义的组织群众。非苏维埃区域开展经济政治的群众斗争,并且在这斗争的过程之中去组织群众”,动员工人群众,“为着日常要求而罢工,把这些日常要求和无产阶级的阶级总要求联系起来”,并去真正“准备和组织政治罢工”,“每一个经济斗争,每一个罢工,每一个群众发动,这在非苏区之中,不但是进行组织群众的一步,也就是进行武装暴动的一步,而且是直接对于苏区的帮助”。“现在工人武装队的问题”,“黄色工会内部的工作,赤色工会之扩大会员,共产党的征收党员,可以并且比以前不同的去进行,因为苏维埃的胜利,以及一般政治经济环境,都提高了工人斗争的情绪”。同时必须开展非苏区的“农民运动,发展游击战争;用农民的骚动象一个箍一样,去围绕城市以及大城市和最大城市,组织军阀军队里的我们力量,十倍加强我们在这些军队里的工作,就是去捣乱国民党的政权,到处去动摇国民党的政权。只有这样,才能够准备工业中心的大城市的暴动,用暴动起来的工人和红军占领这些城市”。并且,国际执委认为“必须尽我们的能力去进行对帝国主义的应付手段”“去避免我们巩固以前的决定胜负的冲突,去推迟和帝国主义之决定胜负的战斗。同时中国党一定要十倍加强反帝国主义干涉的斗争,动员和宣传工农群众领导农民来了解反对帝国主义之全国性质的任务”。“这就是国际执委路线的主要点”,这就是布尔塞维克真正进攻的路线,唯一正确的路线!
  不用“左倾”的空谈暴动,而要切实的努力工作,以准备组织暴动。不能有消沉的状态,而要有布尔塞维克的群众工作。不应当提出力量不够的任务,而要努力去实行革命的最重要的现实任务。
  这种路线,显然是和立三同志的路线完全相反的。
  同样明显的是:国际执委和三中全会所接受的路线是真正进攻的路线。纠正立三路线的错误,决不是降底〔低〕党的任务,恰恰相反,正是确定最主体最现实的革命的决定胜负的任务。立三同志路线的错误,正在于他用“左倾”的空谈,掩盖机会主义的消极——掩盖实际上认为“必须退却”而发生的机会主义的消沉状态,只有那种完全和布尔塞维克主义没有丝毫相同地方的人,才会解释国际路线是退却的路线,或者暂时退却的路线。党必须坚决的斗争反对这种露骨的机会主义曲解的企图,反对这种最有害的右倾机会主义。
  总之,党要能够彻底的去解决执行国际路线的任务,就必须在政治上组织上去巩固加强无产阶级的基础,保障思想上的布尔塞维克的一致性,这就要实行绝不调和的两条战线上的斗争,——反对“左倾”和右倾的机会主义,集中火力对付右倾的主要危险。特别是现在党内机会主义的消极态度和实际工作上的机会主义,这本是立三同志路线的基础,所以全党坚决的反对和肃清立三路线,也正是加强反对右倾的立场的。全党的党员必须深刻的了解立三同志路线的错误,在日常实际斗争和工作之中去肃清机会主义的消沉状态。同时,现在更加要加强反对托洛茨基派的斗争——他们正在企图扩大自己在暗藏在党内的破坏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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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党同志们!
  帝国主义国民党现在正在进攻中国的苏维埃区域和红军,而且同时进攻苏联,法国英国帝国主义在苏联国内指挥着白党奸细组织所谓“实业党”阴谋实行反对苏联的战争,同时进行破坏五年计划,捣乱苏联的实业矿坑铁路航线……这一反革命党已经破获,于是在远东方面美国日本帝国主义,指挥着国民党,否认伯力协定,企图破裂中俄会议〔2〕,并且在中东路上再来一次捣乱,这样来进攻苏联。而中国反动统治区域之中国民党军阀,施行空前残酷的白色恐怖和屠杀,地主资本家加紧的压迫剥削工人阶级和农民群众。所有这些,更加加重了党的最重要的任务——动员极广大的群众来拥护苏联反对进攻苏联来用最大的努力组织群众的经济政治的战斗,来建设真正的红军,来巩固和扩大苏维埃区域的革命根据地,建立坚强的苏维埃政府。
  动员广大的群众,使每一个罢工都是组织群众和准备暴动的一步,每一个罢工都是对于苏维埃区域的现实的帮助,都是反对进攻中国红军,反对进攻苏联之中国革命群众力量的增长!——这是全党的,每一个党员的重大责任!为着执行这种责任,反对和肃清立三同志的路线,反对“左倾”右倾机会主义,反对调和主义——克服现在党内的机会主义消沉状态的斗争更是万分的必要!
  “绝不疲倦的布尔塞维克的工作,勇敢的坚决的为着国际执委的路线而进行布尔塞维克的斗争,一定要领导中国共产党到中国革命的新的伟大的胜利。”
  根据中央档案原油印件刊印
    注释
  〔1〕时间是根据中央通知第一九八号确定的。
  〔2〕指中华民国政府与苏联政府,为解决中东路事件的遗留问题,于一九三○年十一月在莫斯科举行的会议。这次会议,几经周折,双方未能达成协议。“九一八”事变后,即无限期地休会。
责任编辑:孟庆闯校对:总编室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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