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为反帝问题致鄂豫皖中央分局的信

中央分局暨省委诸同志：
　　读了你们许多的文件，我们认为中局⑴在执行国际和党的路线的争斗中获得了伟大的胜利，联合的反革命派的破获，红四军的光荣的胜利，是中国苏维埃运动史上最光荣的一页。在党和苏维埃政权的改造，阶级异己分子的肃清，群众工作之开展，新干部的提拔和训练上，鄂豫皖苏区在中局的领导之下得到他的成功和进步。我们在这封信中不预备给鄂豫皖区的各种工作以一个总的估计与检查，我们仅仅想提出关于反对帝国主义运动的工作，我们觉得在这目前极端重要的工作上却却正是鄂豫皖整个工作的最弱之一点。
　　首先关于满洲事变的估计，中央分局在这两个文件上这样说：
    “……这一事变充分的证明了以行的两点：
    （1）帝国主义的互相争夺市场的矛盾日益尖锐化起来，这次日本帝国主义占据满洲和英法美同时出兵是暴露了帝国主义争夺市场和瓜分中国的企图。
　　（2）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功，使得国际帝国主义更进一步的恐慌和动摇帝国主义为要挽救它们的生命，不得不实行预定的一九三一年武装进攻苏联的计划。这次日本占领满洲，炸毁中东路，英美法各国同时出兵……正是国际帝国主义及一切反革命派要实行武装进攻苏联的企图。”（宣传大纲）
    “……很明显的，帝国主义实行武装进攻苏联进行第二次世界大战，有首先爆发于武装瓜分中国的可能，这是国际危机已经转入更深剧的一层。”（决议）
    在这一分析和估计之中，第一，忽略了满洲事变的另外一个极重要的意义，就是满洲事变是帝国主义从稳〔隐〕秘的武装干涉（供给军火，军费，军事顾问给反革命的军队等等）到公开的直接的武装干涉中国的革命运动。中央在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中着重的指出这点：
    “中国苏维埃运动的开展，苏维埃和红军的巩固与发展，国民党军阀的进攻苏区红军的屡次溃败和覆灭，反帝国主义运动的高涨与灾民斗争风起云涌，城市工人争斗的浓厚的反攻与进攻的成份，政治性质之日益显露，农民游击战争之发展，兵变潮流之勃起，以及北方农民群众的实现土地革命与建立苏维埃政权之最初的行动（红二十四军的成立），国民党统治的经济的财政的危机及其分崩，这些都使得帝国主义感觉得在中国半殖民地奴役制度的危机，以及国民党没有力量能够压迫革命运动之勃发，因之更积极地进行组织公开的军事武装干涉反帝国主义运动，土地革命与苏维埃运动。满洲的占领与武备的增加是使日本帝国主义更能便利的调动大队的陆军来干涉北方及中部的游击战争与苏维埃运动”。
　　第二，在这段模糊的分析之中，没有确定反苏联战争与进攻中国革命是目前最主要的危险。中央在自己的决议中曾经给全党同志以清晰的了解：
    “红军与苏维埃运动伟大的胜利，国民党统治的日渐崩溃，促使帝国主义从隐藏的武力干涉（供给反革命军队以军费军火与军事顾问等等）转变到直接公开的武力干涉。这便产生了日本的武力占领满洲的事变。同时日本占领满洲是帝国主义新的瓜分中国的开始，是进攻苏联的具体的极危险的步骤。……目前的形势显然是：在反对苏联的战争准备上，在将满洲造成反苏联的军事根据地上，在掠夺中国民众，压迫中国革命运动上，帝国主义是一致的，它们在瓜分中国分配中国的富源上，孕育着开展着帝国主义各国间的冲突与矛盾。反苏联的准备，瓜分中国，直接公开的压迫中国革命运动是目前帝国主义策略之中心。对于中国劳苦群众之掠夺与瓜分中国是在急剧的进行。江军与苏维埃的发展，将使帝国主义更公开的用武力压迫中国革命运动，中国工农革命运动与帝国主义者的武力广大的武装冲突的历史阶段是在面前”（一省数省首先胜利决议）。
　　可惜，这一正确的分析没有被鄂豫皖的领导同志所严重的注意。
　　第三，在整个的宣传大纲中没有一个字说到满洲事变的发生是国民党的无耻的投降帝国主义与出卖民族利益的结果。即在决议上亦仅仅说到“党要向广大的群众揭破蒋介石及任何国民党军阀的走狗面目。蒋介石为美帝国主义的利益对苏区与红军正在进行的‘包剿’和白色恐怖，一点不见得比日本帝国主义直接屠杀工农的反动性轻些”。这里，“蒋介石为美国帝国主义的利益对苏区与红军正在进行的‘包剿’和白色恐怖”，我们觉得是不正确的。蒋介石的进攻苏区与红军，不仅是为着美国帝国主义的利益；而是为着整个中国地主资产阶级的利益，为着维持国民党的专政；而是为着整个帝国主义者的利益，为着维持与巩固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殖民地制度。这是附带的，最主要的是：在这决议案与宣传大纲上没有充分的揭破国民党统治的“卖国”和“辱国”的面目。国民党政府事前参预了日本武装占领满洲的计划，命令自己的军队无条件的缴械与投降，将千百万的劳动群众给日本帝国主义者蹂躏，虐杀，奸淫与剥削，而事变之后，只有空口抗议与镇静的外交，向国联乞求，希望美国主持公道，公开的投降日本帝国主义，答应一切日本的要求，解散反日组织与镇压反日运动，等等。
　　由于这些分析上的错误与缺点，使得鄂豫皖的党不能够迅速的动员最广大的群众来执行国际的指示：“武装民众进行民族的革命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反对一切帝国主义，争取中国民族解放与独立，统一中国，号召推翻出卖民族利益，污辱民族的国民党政府。民众革命推翻国民党是反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战争胜利的先决条件”。同样亦是这个错误的估计，阻碍着鄂豫皖苏区内群众的反帝国主义运动的猛烈开展。
　　最近鄂豫皖苏区省委的决议（二月十七日）虽然在这方面进了一步，指出了：“目前两个大战中，最中心而最迫切的危险就是帝国主义列强进攻苏联的反革命战争”。指出了：“鄂豫皖苏区党目前的最中心的任务就是动员广大群众，准备同帝国主义战争，争取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但是在这个决议中依然有许多原则的政治的错误：
    第一，是不正确的市侩式的曲解苏联的和平政策。决议上这样说：
　　“当然，苏联的政策目前是继续坚持和平政策，争取帝国主义间的世界第二次帝国主义大战首先爆发这个有利的前途，只有在帝国主义开始侵略无产阶级的祖国的利益的时候，才取军事行动给敌人以迎头打击”。
　　亲爱的同志们！了解苏联的和平政策为“争取帝国主义互相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首先爆发的政策”，这是极错误的市侩式的曲解和平政策。苏联的和平政策不仅表现苏联不愿意进行战争（当然，敌人来侵略社会主义的土地时，将给以迎头痛击），而且表现反对一切帝国主义列强间的强盗的分赃战争。所以在军缩会议上只有苏维埃政府提议澈底的废除军备或裁减军备到最少限度。所以苏联的政策不是争取帝国主义间世界第二次大战首先爆发，而是为消灭世界第二次大战而争斗，为着消灭产生大战的社会制度——帝国主义而争斗！
　　第二，不了解“帝国主义间矛盾的增涨，不但不能够减轻反而只有增加它们对于苏联共同的敌视和反苏联的反革命战争的准备”，而认为：
    “……帝国主义与帝国主义之间的世界大战也空前的紧张起来。但是由于世界阶级矛盾的极端尖锐化，这个帝国主义国家间的互相战争虽是到了最后爆发的片刻之间，也是可以忽然彼此妥协，转过身来对付苏联，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
　　不，亲爱的同志们！反苏联战争成为目前最迫切的危险，不是因为“帝国主义间的战争虽到了最后爆发的片刻之间，也可以忽然彼此妥协，转过身来对付苏联中国与世界革命”，而是因为“在目前已经在反苏联的准备上，在将满洲造成反苏联的军事根据地上，在掠夺中国民众压迫中国革命运动上，帝国主义是一致的，而在瓜分中国，分配中国富源上孕育着开展着帝国主义各国间矛盾”；而是因为“帝国主义矛盾的尖锐化不能够减轻而且只有增加他们对于社会主义世界的一致的矛盾”（国际执委第十一次全会决议）。将机械〔会〕主义的偶然论来代替这个真确的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的了解是极有害的，他可以懈怠群众的警觉，妨害我们战斗的动员群众来拥护苏联，因为这不能使群众了解反苏联战争危险的迫切，反使他们可以想到最后的片刻，这忽然的彼此妥协不成功呢？难此〔道〕一定忽然彼此妥协么？……
    第三，更危险，更错误的是决议中关于国内政治状况分析的一段，这样说：
    “国民党政府的迁都洛阳，一方面表示国民党由于进攻苏区与红军的失败，已经成为帝国主义所斥逐的走狗，或者宁可说是降了级的走狗，不过降级都是地主资产阶级所欢迎的，因为从此在进攻苏区与红军的战场上主要的火线将由帝国主义所担任，而国民党洛阳政府与其他军阀政府只担任偏师的任务。迁都洛阳证明蒋介石以鄂豫皖苏区为中心的包围‘会剿’将加紧执行，同时日本帝国主义的积极进攻武汉，将使鄂豫皖苏区要和日本帝国主义直接冲突。摆在各苏区尤其是鄂豫皖苏区面前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我们快要和日本帝国主义直接冲突”。
　　首先，这里对于反动统治的崩溃的程度的估计是过分的。以为国民党政府及其他军阀政府在进攻苏区红军中只担任偏师的任务，这是不顾事实的胡说。迁都洛阳后的国民党政府，口头上说长期的抵抗日本或征讨东北伪国，而实际上却以全部力量来进攻鄂豫皖苏区。汪精卫电询各省主席“清剿”计划，军事计划早在蒋介石及其外国的军事顾问的指挥之下订立了，三月一日起正在调动军队之中，用于进攻鄂豫皖苏区的武力约在十五师以上，设立了三个“清剿”司令部（鄂南，鄂东，皖西）（参阅附上各件），可以把它当做无关重要的偏师么？不，绝对不能够的。对于国民党这个进攻有丝毫的忽视与轻敌将造成极大的罪恶，应该继续在“一寸土地不让敌人蹂躏”，“为保卫土地革命的利益而战”及“击破阻碍红军与日本帝国主义直接作战的国民党反革命军队”的口号之下，来将工人农民及一切劳苦群众战斗的动员起来，击溃敌人的进攻与获得［的］新的胜利。
　　其次，对于帝国主义的公开干涉与稳〔隐〕秘的干涉的相互关系应该有清淅的了解。完全正确的，满洲事变及上海战争表明了帝国主义对于中国革命的直接的武力干涉，同样正确的就是“中国工农革命运动与帝国主义者的武力广大的武装冲突的整个历史时候是在前面”。但是假如以为帝国主义者已经抛弃他们稳〔隐〕秘的干涉方法而不用了，那是错误的。斯大林说：
    “干涉并不限于运送军队，而运送军队并不是干涉的特点……在现代的各种条件之下，帝国主义宁愿去组织附属国内部的内战，财政上资助反革命势力去反对革命，精神上财政上去援助他们的中国走狗去反对革命，用这些方法来实行干涉”。
　　在满洲事变前夜的情况正是如此。在公开干涉开始的现在，帝国主义亦决不会抛弃这个巧妙的方法。所以若说在进攻鄂豫皖苏区中帝国主义军队已经是主力，而国民党军队是偏师是绝对错误的。这我们当然绝不是要大家不去组织，准备，领导武装民众的民族的革命战争，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的武力干涉，相反地，这是目前最切要的，必须即刻进行的行动口号，而不是宣传的口号。
　　说到红军行动的方向与红军目前的任务，我们认为军事训令及十二月四日的信依然是有效的。省委决议是同意我们的意见的，但我们觉得其中夺取武汉门户一语是模糊的，容易误解的。我们认为在目前的状况之进攻武汉是不适合的。因为国民党尚有一部分的力量在武汉，加上帝国主义的武力，是今天红军还不能胜任的。将武汉以苏维埃区及农民暴动“像一个箍一样”去围绕武汉是必要的。尤其是恢复黄广苏区，在长江下游建立巩固的苏区，以便真实的，不是立三路线或中生⑵式的截断长江，并在京汉路亦建立巩固的苏区，以便断绝河南的运兵的道路。这是一般的方向，而在目前这时期当着蒋介石企图从河南用大军进攻苏区时，红军的主力军应在这方面给以迎头痛击。
　　最后，关于领导的工作方式与方法的转变问题，我们觉得不管中央分局与省委在最近有个别严重的错误，但一般地是执行了正确的党的路线。不过在下层组织中真正的对于这个路线的实行还是非常不够，有许多决议案（特别如中央的反帝决议等）根本没有想方法去实行。在这里我们认为建立各级委员会的集体的领导是必要的。不仅每一个委员会或部要有经常的工作，而且必须要有经常的工作的检查，执行程度的检查，为每一个决议的每一条文的实现而争斗。要严格的执行各人对自己工作的负责制度。对于每一个大的或小的问题应该给下级党部或同志以最详细的最具体的指导。应该将领导接近区，支部与群众，吸收地方的下层工作人员参加有关的问题的讨论。用一切方法来改变一切浮泛的纸头上的领导为活的具体的领导，这是争取党和群众工作澈底转变的必要的条件。
　　（下略）⑶
　　中央
　　一九三二年三月六日
　　根据中央档案原油印件刊印
    注释
　　〔1〕中局，指鄂豫皖中央分局。
　　〔2〕中生，即曾中生。
　　〔3〕“下略”是原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