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苏区中央局关于领导和参加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瓜分中国与扩大民族革命战争运动周的决议

　　（接受中央关于这一运动周的指示信，关于红五月运动的决议及为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瓜分中国给各苏区党部信的决议案）
    中央局完全同意和接受中央关于红五月运动的决议（已油印发出），中央关于领导和参加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瓜分中国与扩大民族革命战争运动周的指示信与中央为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瓜分中国给各苏区党部信（以上两个文件登在《实话》第四期）的全部指示。中央这一切指示完全证明了中央局自去年三次战争胜利以来对于目前政治形势的估量，犯了极严重的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
　　这种错误主要表现在：由于对目前革命形势估量不足，对敌人溃崩的形势估量不足，过分的估量了帝国主义相互间的矛盾和冲突，以为太平洋上帝国主义战争将要“一触即发”，忽视了帝国主义反苏联战争的主要的根本危险，更不认识从满洲以至上海事变以来，帝国主义是在武装瓜分中国的进行中执行了以武力直接干涉中国革命的任务。
　　还在去年苏区党大会以前，中央局对时局宣言上，便认定帝国主义“大战的危险有一触即发之势”（宣言），更错误的还在认定“日本出兵东三省，便是帝国主义为重新瓜分中国重新分割一切殖民地而战争的开端”（宣言），而根本不认识更主要的还在为的进行反苏联的武装干涉，为的武装干涉中国革命，来反对中国民众。苏区党大会政治决议案虽指出“日本占领东三省，固然使日美英各国间的冲突加烈，同时目前战争主要危险——反苏联战争的危险，更是日益逼近”（决议案），然而却没有一句话提到日帝国主义占领东三省，是要将它完全殖民地化，是武装瓜分中国，是“由暗中进行的侵犯转为公开的战争，来反对中国民众”（《共产国际》杂志三十一期社论，见《实话》三期），在任务上更没有一句提到动员群众拥护苏联，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今年二月中央局政治决议案及反帝示威决议，根据上海事变，又认定“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大战，将要一触即发”（政治决议案），根本不认识目前时局的重心是“反苏联的武装干涉的准备现在是在更大的战线上进行着，并且先用反中国的武装干涉方法实现着”（《共产国际》杂志社论，见《实话》四期），所以对于帝国主义指使中国军阀摧残中国革命，竟从“为要顺利的进行他们中间的战争”（政治决议案）出发，而没有从为要解除他们的经济危机，“为的是远东造成苏联与苏维埃中国之间的分裂，为的进行反苏联的武装干涉，为的瓜分中国”（《共产国际》杂志社论，见《实话》四期）出发。对于帝国主义直接公开以武装干涉中国革命，特别是苏维埃与红军，看着是帝国主义战争爆发后的事，而根本不认识“中国工农革命运动与帝国主义者的武力之广大武装的冲突的整个历史阶段还在面前”（中央：一省数省首先胜利决议）。
　　这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是由于对目前革命形势估量不足，与对反革命力量过分估计，不认识“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的矛盾从没有象现在这样地猛烈发展”（国际执委十一次全会决议），没有充分估计从满洲事变起，反苏联战争的危险的全部实在性，不了解中国目前两个政权（工农兵苏维埃政权与国民党地主资产阶级的政权）对立的尖锐是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革命发展已经直接威胁了动摇了帝国主义的在华统治，并且苏区已经脱离了帝国主义的羁绊，不认识中国“目前革命危机所由开展的环境中之最主要的特点，就是国际帝国主义的作用之加强”（《共产国际》杂志三十一期社论），不了解“反苏联战争的准备，瓜分中国，直接的公开的压迫中国革命运动［的］，是目前帝国主义国际的策略之中心”（中央：一省数省首先胜利决议）。
　　目前事变的发展，更加证明了国际与中央分析的完全正确与中央局估量的绝对错误。
　　由于资本主义世界与社会主义世界之间的基本矛盾从没有象现在极端的尖锐和紧张，由于资本主义各国企图在进攻苏联中来脱出经济危机，由于资本主义与殖民地各国革命运动强有力的高涨，由于满洲事变所增强的反苏联的挑战性，都使帝国主义武装干涉苏联的进行，进到新的严重的阶段。现在日本在北满的积极活动，满洲傀儡政府向苏联的挑衅，日本武装起来的白俄在苏联边境的扰乱，日本参谋部关于在远东建立白俄“中立”国的计划的泄漏，上海“和平谈判”的结束，日内瓦军缩会议与伦敦四届会议在幕后的活动……都是表示帝国主义强盗在要把旧世界的一切力量团结为一，疯狂［会］般的进行反苏联的武装干涉，而以日本为〈反〉苏联大战中的远东先锋队。
　　另一方面，帝国主义强盗自满洲事变后，虽然在他们内部为着分配中国的富源与争夺在中国的势力范围上发展着极尖锐的冲突和矛盾，但在牺牲中国民众利益，压迫中国革命特别是进攻苏维埃红军与苏联的一致基础上，是求得了他们共同的协调，日本帝国主义在上海在满洲的屠杀，轰炸，焚烧与直接的摧残中国革命民众的武装反抗，是得到一切帝国主义的同意和赞助的。国联调查团的来华与上海条约的议定，将更进一步的瓜分中国，现在全国各大中心城市与口岸，都集中了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的武装力量，单单在漳州附近的厦门便集中了帝国主义军舰二十八只，这证明帝国主义公开直接的侵犯来反对中国民众的战争，不仅在满洲在上海激烈进行着，并且要进到公开直接的进攻苏维埃与红军。
　　一贯投降帝国主义的国民党各派军阀政府，自从去年三次“围剿”苏区与红军惨败以后，虽然反映着各派帝国主义的矛盾军阀制度的矛盾与地主资产阶级各派的矛盾而日益分崩离析，但主要的却在尽力企图和缓他们内部的冲突来对付革命，一致的祷祝和鼓吹反苏联战争的爆发，听命帝国主义强盗执行出卖中国，镇压全国反日反帝革命斗争特别是进攻苏维埃红军的指令，以与帝国主义强盗行为相呼应，以做挽救他们死亡的挣扎。现在国民党军阀政府已经签字于出卖上海出卖民族利益的“休战协定”。对于全中国革命斗争正在继续施行镇压，对于苏维埃与红军，正在调集新的军队，对中央苏区对鄂豫皖对湘鄂西以及对一切苏区进行“全线的新的总进攻”（中央给各苏区党部信）。只在中央区周围便调动了二十三师，而这些苏区正是已经脱离了帝国主义羁绊的地方。
　　所有这些，更加强了中国广大工农劳苦群众的反帝反国民党的革命斗争与工人罢工的有力高涨，而苏维埃与红军更不断的得到新的胜利和大的发展（最近鄂豫皖红四军团得到了空前的大胜利）。现在上海民众已因国民党政府签字于出卖上海和约而痛殴郭泰祺（国民政府外交次长），这将引起全国反帝高潮更大的爆发；工人的罢工运动开展了苏维埃与红军不断胜利〔1〕，更领导着推动着全国反日反帝反国民党革命斗争在共产党与无产阶级领导之下，走上苏维埃的道路，求得中国的完全独立解放与统一。
　　在这样政治形势面前，依照中央的指示，苏区党的中心任务：应使用一切力量开展群众的反帝国主义运动，组织，准备，领导和武装千百万的无产阶级与农民劳苦群众进行革命的民族解放战争，来保卫中国革命，保卫苏联，反对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的侵犯与瓜分中国，压迫中国革命与武装进攻苏联，来争取中国的独立解放与统一。号召组织与领导无产阶级与农民发展群众阶级斗争，积极发展革命战争，粉碎国民党军阀新的进攻，坚决进行胜利的进攻，争取苏区［苏］扩大，争取闽赣湘鄂苏区打成一片，争取中心城市——赣州，吉安，抚州，南昌与江西及其邻近省区的首先胜利，来消灭出卖中国污辱中国民族的国民党统治，建立苏维埃政权，这是进行民族革命战争直接对日作战的必要前提，这是民族革命战争胜利的先决条件。
　　从这一任务出发，检阅过去中央局领导的工作，由于对于政治形势估量的一贯错误，便不能从各方面广大的动员反帝国主义的革命运动，尤其是对于反对帝国主义武装进攻苏联直接干涉中国革命与保护苏联，保卫中国的动员是等于放弃。在革命战争的进行上，因为对革命力量估量的不足，对积极向敌人进攻，迅速的夺取中心城市与实现一省数省首先胜利，便发生很大的迟疑和等待；这是最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这于革命发展红军行动积极化有最大的阻碍和妨害，这种保守倾向便更加助长了〈农〉民中落后意识与保守观念的发展，一刻也不应再容留在苏区党内。
　　为要坚决的纠正过去中央局领导的这一错误，为要澈底的执行中央的指示，中央局特号召中央苏区各级党部全体同志在红五月工作中立即实行澈底的转变，这首先就须领导和参加少共国际与中国少共中央所号召的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瓜分中国与扩大民族革命战争的运动周。苏区少共中央局已决定这一运动周在五月二十五日至三十一日举行，党中央局认为苏区党不仅不应以这一运动周是由青年团发起，党便可以不管，或仅采取应付的态度，并且应当积极的领导群众动员群众到扩大革命战争来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瓜分中国，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共同进攻中国革命特别是苏维埃红军的阵地上去。同时更要从现在起就抓紧“五卅”总示威的动员和准备，就要以全力完成各地红五月的全部工作计划。
　　中央局根据中央的决议指示，更决定红五月与这一运动周中应执行下列的具体任务：
    一、要依照中央决议与指示信及红五月口号，进行最广大的反帝与拥护苏联的宣传鼓动，要动员群众拥护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宣布与领导的对日的民族革命战争，不承认国民党签字的出卖上海条约与一切投降帝国主义出卖中国的协定。党的各支部在红五月运动中要有宣传员的指定，并在其周围群众中要组织起来宣传队到广大群众中去做文字上、口头上的宣传鼓动工作。
　　二、中央局所规定的广〔扩〕大红军“突击月”的数目，各县委依照省委分配的数目，必须完全达到，并且应当特别注意吸收工人到红军中去，以加强红军中无产阶级的领导。
　　三、各地苏维埃政府要在红五月中检查苏大会和临时中央政府的一切法令决议，特别是劳动法土地法的执行程度，没执行的或执行不充分的要坚决反对对执行苏维埃法令怠工消极的错误，立即求得全部实施与决定实施的具体方案。
　　四、苏区各省委县委区委委员在红五月中，都要亲身到群众中去，参加发动工人斗争与加紧农民春耕的工作，要求工人斗争纲领百分之百的实现，劳动法土地法全部实施，普遍的订立起集体合同与劳动合同，争取各业工人全体加入工会，健全与巩固工会的领导机关，要使争斗的积极分子引进到工会指导机关工作，一切贪污腐化怠工的分子必须经过群众的发动淘汰出指导机关，积极的引进工人干部到苏维埃政权中到红军中去担任领导工作，以强健无产阶级的领导权。
　　五、各地反帝同盟要健全发展和扩大起来，苏区反帝同盟总会要于“六二三”开成立大会，委托全总执行局党团经过全总执行局准备这一工作。对于青年团发起的“反帝〈与〉扩大民族革命战争运动周”，党应发动和领导工会，反帝同盟，贫农团……去参加这一运动周的工作。
　　六、各地党部要迅速的发起与成立拥护苏联大同盟，要吸引最广泛的群众自愿来加入，他的组织原则与方法与反帝同盟相同，他的主要工作是广泛的进行对于苏联实际生活特别是苏联社会主义的建设与拥护苏联的宣传，动员起群众进行拥护苏联实际工作，这首先就是积极向外发展革命战争，打倒帝国主义国民党。全苏区拥护苏联大同盟筹备委员会即由党团中央局、全总执行局少先队总队部等组织发起组织，江西闽西省一级可暂不设，直接与各县拥护苏联大同盟发生关系。
　　七、苏区各省委，边区地方党部，各红军政治部五月份要依中央局与省委的规定，派人到白区白军中工作，并要完全做到。
　　八、赤卫军少先队的关系要正确的建立起来，为着发展赤卫军便取消了合并了少先队或模范少先队的错误必须立即纠正，同时少先队也应介绍一部分积极分子到赤卫军去。边区要加多成立向白区活动的游击队，积极向外发展，扩大与创造新的苏区，并经常的扰乱敌人的后方。
　　九、各地党在红五月中，要发展党员一信，要特别注意质量的发展，要向工人苦力雇农开门，党内异己分子与贪污腐化的分子必须淘汰出党。红五月工作要以支部为中心去动员群众，要真正建立起城市与农村党的支部生活与党团工作，要坚决的进行改造党的工作（改造党的工作计划另有决定发表）。
　　十、中央局过去发出的红五月决议中的具体工作，仍然要继续执行。
　　为着实现上面的具体任务，必须依照中央所指示，“真正的开展两条战线上的斗争”，这首先就须澈底纠正中央局过去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右倾机会主义是苏区党内的主要危险，特别表现在对于目前革命形势估量不足，对敌人力量过分恐惧，过分估量了帝国主义大战的危机，忽视反苏联战争的主要根本危险，忽视反帝运动与土地革命中无产阶级的领导权，不认识帝国主义直接干涉苏区的危险，不了解江军积极行动的必要而对于迅速夺取大城市迟疑，主张向着偏僻区域发展，这简直是苏维埃运动中的机会主义路线。同时对“左”倾的“轻敌”“盲动”的错误，也应反对，但主要的火力应向着右倾机会主义做最坚决最残酷的斗争。要知道不向这些错误开火，是不能澈底向着国际和中央路线转变而实现当前的任务的。
　　中央的决议指示信与这一决议要一直发到支部去讨论并立即执行。收到这一决议较晚的地方，决不能因其已近“五卅”，便放弃许多任务不去执行，而是要更加紧的检查红五月已经做过的工作，迅速执行这一决议中一些新的规定，并且红五月过后，这些任务仍然要继续进行。
　　红五月工作的全部经过与总结，各级党部必须于六月初按级报告到中央局来。
　　一九三二年五月十一日
　　根据一九三二年五月十日
　　出版的《实话》第四期刊印
    注释
　　〔1〕中央档案抄件此句为“工人罢工运动的开展，苏维埃与红军不断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