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关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四次“围剿”与我们的任务的决议

　　一、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的三次“围剿”失败之后，中国苏维埃与红军在中国共产党中央正确的领导之下，在进攻中得到了空前伟大的胜利。这一胜利是在全中国革命运动急速发展的基础之上获得的，这一胜利更给了全中国的革命运动以有力量的推动，使全中国的革命危机更加尖锐化。
　　中国苏维埃与红军的伟大胜利，即是中国工农民众对于帝国主义与中国地主资产阶级的胜利，即是中国民众对于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最有力的回答。这一胜利，使帝国主义与中国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更形崩溃动摇这一胜利的继续发展，无疑的将根本推翻帝国主义与中国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
　　帝国主义与中国地主资产阶级的国民党，为了要维持这一统治，为了要使中国数万万劳苦民众继续遭受到压迫，剥削与屠杀，为了要使中国完全变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使中国民众变为帝国主义强盗们的奴隶与顺民，为了要造成全中国更大的经济浩劫与水旱灾荒，以至为了要造成进攻苏联的巩固的后方，自然不能不更疯狂般地向着中国苏维埃与红军进行新的“围剿”。
　　二、国民党的四次“围剿”的正式开始，依照全盘“围剿”计划，而开始积极行动，是在它出卖了东三省，签订了上海停战协定，国联调查团详细“调查了”南京，汉口，平汉路与津浦路之后。在这一“围剿”开始之前，在帝国主义与国民党中间曾经有过不少的协商与谈判。这一“围剿”的组织者无疑的是世界帝国主义者。
　　世界帝国主义者在中国苏维埃与红军的发展前面表示了绝大的恐怖。他们认为如若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现在对于如火如荼的“赤祸”在目前不加以打击，“那一年之后，共产党的中国将变为实际的可能”。所以他们主张“必须以有效的方法去抵制他们，必须不顾一切的代价去应付他们”（见六月十五日《大美晚报》评论）。为了实现这一计划，他们以大批的军事顾问，大批的军械去供给“剿赤军”，他们愿意国民党以停付一年外债的二万万元，去做“剿赤”的费用。他们利用一切他们政治的，财政的，军事的力量，动员国民党军阀去一致的进攻苏区与红军。没有帝国主义这些作用，国民党的四次“围剿”是不可能的！
　　为了要更进一步表示地主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对于帝国主义的忠诚，与它在帝国主义瓜分中国中的清道夫作用，为了要取得帝国主义对于它的欢心与信任，国民党必然要更积极的，更凶恶的向中国苏维埃与红军进攻。只有继续积极的无耻的出卖中国，向中国反帝国主义的组织者与领导者，中国苏维埃与红军进攻，国民党才能得到帝国主义的拥护，维持它自己的统治。
　　三、为了要用一切力量去进攻苏区与红军，为了要同中国苏维埃与红军做决死的斗争，地主资产阶级的国民党政府，现在又决定蒋介石为“鄂豫皖剿匪总司令”，向鄂豫皖与湘鄂西两苏区进攻了。蒋介石的中心部队，现在都向汉口与蚌埠输送。胡宗南的第一师，已经开到安庆，合肥，徐廷瑶的第四师，则在蚌埠与正阳关一带，蒋鼎文的第九师，则正在从浙江调往皖西。开于汉口的已有俞济时的八十一师，上官云相的四十七师，郝梦龄的五十四师，卫立煌的第十师，蒋伏生的八十三师。同时川军除已有三十六团外，还正在不断的向湘鄂西开拔。总计现在云集在鄂豫皖与湘鄂西两苏区周围的军队有三十师以上。
　　在长江以南，在闽粤赣湘四省内，南京政府用尽种种方法与粤方妥协，集中兵力，向闽赣，湘赣，湘鄂赣，赣东北等苏区进攻。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南京政府曾任何应钦为“闽粤赣剿匪总司令”，陈济棠为副司令，在湘粤赣三省边，何应钦已指定刘建绪为湘军总指挥，余汉谋为粤军总指挥，陈诚为赣军总指挥，协力向湘赣苏区进攻。十九路军各师已经开到闽西，协同入闽粤军向闽西苏区进攻。第八军的赵观涛已被任为“赣东北剿赤总指挥”，向赣东北苏区进攻。总计目前敌人方面进攻闽粤赣湘的部队已在三十五师以上。
　　地主资产阶级的国民党，为了同中国苏维埃与红军做决死的斗争，已经动员了它所有的中心部队向着各个苏区进行它的四次“围剿”。
　　四、地主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对于中国苏维埃与红军的四次“围剿”，显然同三次“围剿”有着很大的不同，帝国主义在这一“围剿”中的作用是大大地增加了，这已经是十分明显的事实。庐山会议与北平会议的中心问题，就是如何更进一步的出卖中国，更能得到帝国主义者的助力，去进攻苏区与红军。参加作战的军队，比了三次“围剿”增加了一倍以上，粤军，湘军，以至西北军（如刘镇华，商震等军队）都被动员，参加战争。“围剿”的范围也愈是扩大，战线从广东一直到河南，从福建安徽一直到湖北四川。国民党是更其拼命的，残暴的，凶狠的向着苏区与红军进攻了。
　　但是，最主要的，是在三次“围剿”与四次“围剿”的中间，存在着全中国反帝国主义运动的大风暴，扩大到十八省的水灾饥荒，空前的国民经济的浩劫，工农兵以及灾民难民的斗争的伟大发展，尤其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和中国苏维埃与红军的扩大与巩固，一切这些不能不使这一次的“围剿”比较第三次也更为困难了。
　　四次“围剿”的最大困难，是在于地主资产阶级国民党反革命力量的大大削弱与工农民众革命力量的大大增加。
    地主资产阶级国民党反革命力量的削弱，首先表现在它的民族的以及其它的武断宣传范围的缩小。自“九一八”事变到现在，国民党出卖民族利益的真面目，与它的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清道夫的作用，是更为全国民众所了解了。国民会议，国难会议，以及国民救国会议等的把戏，已经完全宣告破产。对于救济灾民，振兴实业，开发水利等等的欺骗，完全为铁的事实所粉碎。因此，虽是国民党现在正在利用一切方法，散布“发展匪区农业”，“建设匪区道路”，“改善农村经济”，“抚绥流亡”等的欺骗宣传，而且主张“大部分要在政治上解决共匪问题”，然而这一切，很少能够在政治上动员群众，去进攻苏区与红军了。因为民众从切身的经验中了解到出卖中国，造成全中国国民经济的浩劫与水旱灾荒的，完全不是“共匪”，而是国民党的统治！
　　正因为这一原因，所以许多反革命派别如象第三党，“社会与教育派”等对于这一次的“围剿”表示怀疑与悲观。他们认为“不发展匪区经济”，“不安定匪区民生”，“匪”不但是“剿”不完，而且将愈“剿”愈多。甚至有人主张在三民主义的旗帜之下推翻军阀官僚的统治，建立“民众武装，民众政权，以发展农村经济”，以根本消灭“共匪”（见第三党《民众导报》十五期）。更有人认为在目前“对外重于对内”，故主张“如共党肯放弃暴动政策，一致对外，则共党可以合法存在，红军可以改编为国军”（《新创造》第一期）。这类武断宣传，现在差不多在很多报章杂志上，都经常的发表出来，他们一致的目的，是在用更聪明的方法在政治上准备进攻苏区与红军，用更狡猾的方法来欺骗民众，说破坏民生，破坏经济，帮助帝国主义者不是国民党而是共产党，苏维埃与红军，好这样来维持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然而这些武断宣传，也很少能够引起民众的同情，因为事实证明，只有打倒国民党，建立苏维埃政权之后，我们才谈得上经济建设，真正能同帝国主义实行民族的革命战争。
　　地主资产阶级国民党反革命力量的削弱，其次，表现在它的财政的深刻的破产。即以南京政府每月军政的经常费而论，即有一干二百余万元的不足。在“围剿”时期，这种费用的大大增加，是毫无疑问的。即如收买十九路军军官，把十九路军兵士运往福建，就须用去五千万元。那这一费用的浩大，就可想而知了。这种收入的来源，当然除了借债之外，非拼命剥削民众不可。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内无奇不有的苛捐杂税，正在一天一天增加。一切教育费，堤工费，赈灾费等，现在都一齐搜括来作为“剿匪”之用，甚至为了“剿匪”更进行着鸦片公卖。
　　然而全中国的经济的浩劫，与普及全中国的灾荒，以及帝国主义军阀官僚地主豪绅的残酷的剥削，使全中国的民众大批失业破产，流离死亡。在这种情形之下，不论国民党如何敲诈剥削，然而收入的日益减少，已成为经常的现象。而且全中国四分之一的人口，已经脱离了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三千万人口的东三省则已为国民党出卖给日本帝国主义。那里海关一项的收入，每年就有四千万元。国民党财政的毫无出路，已是再明显没有的事了。国民党一切“开源节流”的办法，只会增加广大民众的新的负担，和他们对于国民党的愤恨与反抗。
　　地主资产阶级国民党反革命力量的削弱，第三，表现在国民党武装力量的崩溃动摇因为民族革命与土地革命的影响，因为他们本身生活的痛苦，在国民党军队中经常发生士兵反抗官长，要关饷，要清算伙食帐，要改良待遇的斗争，大批的哗变投入红军的事，已经变成非常普遍的现象，尤其在邻近苏区的白区中。工农红军在国民党士兵中有着绝大的影响，他们对于苏维埃与红军的同情，是正在增长着。更大规模的兵变潮流还在前面，在国民党调动的七十万士兵中间，真能为了统治阶级的利益，而肯拚着性命同红军作战的，当然是少数。
　　最后，地主资产阶级国民党反革命力量的削弱，还表现在地主资产阶级内部的涣散与冲突。虽是苏维埃与红军的发展，使地主资产阶级的各个集团一致的团结起来，向苏维埃与红军进攻，使他们内部不能发生大规模的军阀战争，而且常常在加紧进攻苏区与红军中来解决他们内部的矛盾，然而，他们内部的冲突与矛盾还是存在着。在苏维埃革命怒潮前面他们表示了惶张失措。他们自己也不相信，他们能够战胜工农红军与消灭苏维埃运动。孙连仲，李鸣钟，陈调元等部队的覆灭，已经给了一切“剿赤军阀”以最大的教训。他们在“剿匪”中都想牺牲别人，以保存自己的实力。他们内部的指挥，是不统一的，这次蒋介石的出动武汉，并没有引起各方的拥护，而且宁粤的冲突，正在新的方式中开展起来。
　　五、然而这次“围剿”的最大困难，是在于工农民众革命力量的大大增加。首先是中国苏维埃与红军的扩大与巩固。
　　自从三次“围剿”之后，闽赣苏区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与巩固。赣南的上犹，崇义，南康，信丰，福建的宁化，清流，上杭，武平，龙岩，都加入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版图。红军在作战中间，扩大了一倍的数量，补充了一三军团，创造了新的五军团。在漳州的占领中间，击溃了张贞的六面与陈国辉的三团，在军火上给养上都得到了极大的补充。
　　鄂豫皖的红四军对于敌人在“九一八”之后所布置的“围剿”采取了积极进攻的策略，在鄂东方面，占领了黄安城，消灭了六十九师赵冠英全部，击溃了李鸣钟，萧之楚，夏斗寅各师。在豫南方面，占领了商城，固始，潢川等县，消灭了白军第二师，击溃敌人五六师之众。六安，霍山，霍邱〔丘〕，正阳关的占领中，把陈调元，岳盛宣，王均等主力，完全消灭。最近在豫南方面又消灭了郜子举的新二十师与张钫的全部。第四军已扩大为四方面军，人数亦有一倍以上的增加。鄂豫皖苏区已完全打成一片，得到了绝大的扩大与巩固。
　　其他在湘鄂西，在湘赣，在赣东北等苏维埃与红军都有很大的发展与巩固。红二军在鄂中天门，京山，应城一带，曾经消灭了徐源泉一旅，萧之楚的一部，缴得了敌人机关枪二十余架，步枪千余枝。在六月初，在潜江一带可击溃了川军张邦本，郭勋两旅，范绍增师全部，夺获步枪二千五百，机关枪三十八，追击炮十五门。
　　英勇的工农红军在与敌人长期的作战中间，在击破了帝国主义国民党三次“围剿”之后，已经得到了丰富的战斗的经验，走上了铁军的道路。在各苏区内，一般的都正确的解决了土地问题，肃清了AB团，改组派与社会民主党等的反革命，转变了苏维埃与红军中的工作，加强了无产阶级在苏维埃与红军中的领导。党在群众中的权威与信仰是大大的提高了。群众对于自己的力量的信念，是更其坚定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更给了各苏区以总的政治上与军事上的领导。
　　同帝国主义与国民党作战的红军，已经不只是江西的一部分，而是所有的红军，还有成千成万的赤卫队，少先队，与童子团，都加入了战争。战争的区域，已经不单是江西，而是福建，广东，湖北，湖南，河南，安徽等省。作战的区域，已经不在苏区旧的根据地，而在新的苏区了。红军的行动，比较从前更有集中的领导，更能互相呼应地向敌人进攻！
　　在全中国的民众中间，苏维埃与红军的权威，民众对于苏维埃与红军的信仰与拥护是大大的提高了。党所领导的拥护红军胜利的运动，在群众中，尤其是工人群众中已经得到热烈的反响。大批的工人，要求到苏区去，参加革命战争。千千万万的工农劳苦群众很快的了解到苏维埃与红军是全中国民众反帝国主义与反国民党的领导者与组织者，苏维埃政权是他们从帝国主义与地主资产阶级铁蹄之下解放出来的唯一道路。
　　在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四次“围剿”中的中国苏维埃与红军，同三次“围剿”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我们的力量已经有了百倍的增加。
　　六、在非苏区内，反日的反帝国主义的斗争，已经进到了更高的阶段。这一斗争，现在已经不再是对国民党政府的请愿，不再是以学生为中坚的罢课与示威，而已经是工人的罢工与反日的民族革命战争的进行了。反日的民族革命战争，正在东三省很大的开展起来，这一反日战争，当然同时也是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战争与反国民党的战争。
　　工人阶级的罢工怠工，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国民党与反对中外资本家的斗争，正在全中国开展着。斗争从轻工业一直扩大到市政，兵工厂，轮船，铁路与矿山，从一厂的扩大到几厂的以至一业的同盟罢工。工人阶级的觉悟程度是大大的提高了。农民灾民的斗争，从抗租抗税，分粮抢粮，一直到同国民党军警与民团的武装冲突。兵士的斗争与哗变的潮流，正在加速度的开始。这些斗争正在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与领导之下，发展到游击战争与新的苏区的创造。陕甘边苏区与红二十六军的创造，燃烧起了北方苏维埃的火把！
　　革命危机在全中国是存在着。在这一革命危机中，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作用，是大大的增加了。苏区的扩大与巩固是在中国共产党唯一领导之下而成功的。苏维埃区域内将近一万万的工农群众，相信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正确，热烈的拥护着中国共产党。即在非苏区内，广大的群众自“九一八”事变以来，从切身的经验中了解到中国共产党主张的正确，而同情共产党，拥护共产党，要求共产党的领导。
　　为全中国反帝国主义反国民党斗争的领导者与组织者的中国共产党，虽是在帝国主义国民党一致压迫与屠杀的白色恐怖之下，进行着坚苦工作，虽是为一切反革命派别所造谣污蔑，然而它的政治影响与组织力量在执行共产国际正确的路线之下，已经大大的扩大与提高了。这是中国苏维埃革命得到胜利的唯一的保障。
　　全中国汹涌着革命的怒涛，它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冲击着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统治的最后的堡垒。这一怒涛，同中国苏维埃与江军的发展互相呼应着，从这一怒涛中正在涌现出新的苏维埃区域！
　　七、清楚的分析了敌我力量的对比之后，我们可以断定我们不但能够粉碎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的四次“围剿”，而且将从新的胜利中取得中国革命在一省与数省的首先胜利。我们必须最严厉的打击那些在帝国主义国民党这一“围剿”前面，表示张惶失猪的，那些无气节的，对于革命力量没有信心的小资产阶级分子的机会主义的动摇然而在另一方面，我们必须与忽视这一“围剿”的特殊意义，以为这不过是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的照例的进攻，以为苏维埃与红军照例可以得到胜利，而不去动员一切力量去反对这一“围剿”的“左”的机会主义倾向做斗争。
　　我们必须最明确的看到，同帝国主义直接的武装冲突的阶段是在我们的前面。在我们的前面放着最伟大的历史任务，打倒帝国主义的任务！
　　国民党这一次的失败，必然会使帝国主义者不再相信国民党有征服“赤祸”的能力，必然会亲自出马，动员它所有的一切海陆军同苏维埃与红军作战。帝国主义者在目前已经调动了大批的军舰与陆战队在中国沿海与沿长江各口岸，准备着直接的武装干涉，这种干涉在东三省是早已开始，而其他的区域是同样会来的。回想到红军占领漳州时，帝国主义军舰集中于厦门海口的就有三十多艘，那武可知道帝国主义这些大炮机枪是向着谁瞄准的了。
　　当然对于帝国主义直接武装干涉的力量，我们也不能有过分的估计。全世界的资本主义现在是在普遍的经济恐慌中间，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有着极大的发展。在西班牙，在智利，已经存在着革命的危机。在德国，波兰等国家内，革命危机的先决条件正在成熟着。尤其是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功，与它对于反帝国主义的组织与领导作用的加强，将不能使帝国主义直接武装干涉中国不遇到极大的困难。而且帝国主义内部的矛盾，还是丝毫的找不到解决与出路。
　　我们坚决的相信我们自己的力量。我们的军械虽不及帝国主义，然而我们有的是广大的千千万万的民众，这些民众将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的领导之下，为了中国民族的独立解放而进行大规模的民族革命战争。在长期的艰苦的反帝国主义战争中，我们将是胜利者。
　　但是，无疑的，世界帝国主义是我们更有力的，更凶暴的敌人。要战胜这一敌人，我们必须要有最大限度的努力与牺牲的决心，而且只有战胜这一敌人，我们才能创造出全中国的苏维埃政权，苏维埃的中国！
　　八、为了要粉碎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的四次“围剿”，争取中国革命在一省与数省的首先胜利，为了准备同帝国主义直接武装的冲突与大规模的民族革命战争，中央认为在苏区与非苏区的党必须执行下列的战斗任务：
    （一）苏区的党必须立刻动员广大的群众，召集群众大会与示威游行，解释帝国主义国民党四次“围剿”的意义，提出“粉碎帝国主义国民党的四次围剿”，“一寸苏区的土地不被国民党军队蹂躏”，“保卫苏维埃根据地”，“争取联系一片的苏区”，“争取中国革命在湘鄂赣等省的首先胜利”，“打倒出卖中国，投降帝国主义的国民党”，“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干涉中国革命”，“帝国主义的海陆空军滚出中国去”等口号，号召广大的工农群众加入红军，赤卫队，运输队，交通队，担架队等，参加大规模的革命战争。动员一切力量，来争取革命战争的胜利。
　　（二）必须向敌人采取积极进攻的策略，消灭敌人在一方面的主力，以根本击破敌人的“围剿”计划。各苏区的红军必须更有计划的互相呼应，互相配合，坚决执行中央最近军事计划，以造成占领南昌与包围武汉的形势。但绝对不能以进攻策略，解释为军事的冒险，或不顾一切的拼命主义。
　　（三）尽量扩大与巩固红军，中央区除完成预定计划外，扩大三分之一。鄂豫皖二分之一，湘鄂西三分之一。湘鄂赣十六军，赣东北第十军，必须编足两师。湘赣二十一军编足三师。闽西十二军与赣南二十二军，必须充实起来。尽量吸收雇农与工人加入红军，加强红军中工人阶级的骨干，并提高红军士兵的政治水平。红军优待条例，必须无条件的执行。各军必须开始城市战，堡垒与射击飞机的演习。必须最大限度的发展地方武装，有计划的进行苏区周围的游击战争，以保护苏区根据地，扰乱敌人后方，扩大苏区。
　　（四）坚决的转变苏维埃政府的工作，吸收广大的工农群众参加苏维埃工作，具体的切实的帮助当地民众解决他们的切身问题，举行秋耕与秋收运动，提高土地的生产力，同官僚主义做坚决的斗争。建立苏维埃各委员会的工作。必须征收土地累进税与营业税，统一苏维埃的财政。坚决实现劳动法，改善工人生活。用一切方法保证苏维埃中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各苏区应互派代表交换苏维埃建设的经验。
　　（五）更坚决的广泛的动员群众进行反日反帝拥护苏联的工作。必须清楚的了解到苏维埃政权不但是土地革命的领导者，而且也是民族革命的领导者。现在立刻应该准备“八一”工作，更响亮的提出“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武装保卫中国”“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必须清楚的告诉群众同帝国主义直接武装冲突的接近与到来。反帝同盟与苏联之友的组织，必须更广泛的深入群众。在“八一”应该举行盛大的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与拥护苏联的群众大会与示威游行，举行各苏区的反帝同盟与“苏联之友”等的代表大会。
　　苏维埃不但是苏区工农革命的领导者与组织者，而且也是非苏区革命运动的领导者与组织者。因此各苏区的党必须有计划的选派党员团员到环绕苏区周围的白色区域，首先就是武汉，南昌，九江，宜昌，沙市，平汉路，南浔路，武长路，株萍路等工人灾民与士兵中去建立工作，加紧白色区域工作干部的训练与加强对于已有组织的领导。在苏区根据地的周围，必须创造许多游击的区域，并加强对于已有游击队的领导。对于白军士兵的工作，应该更有计划的来进行。
　　（六）非苏区的党，必须立刻开始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的四次“围剿”，宣传国民党在这里为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清道夫作用，更具体的宣传苏维埃与红军是唯一反帝国主义的政权与武装力量。号召群众的罢工，关车，飞行集会，车间会议，群众大会与示威游行，反对四次“围剿”。利用苏维埃与红军在群众中的深刻影响，组织群众对于拥护苏维埃与红军的积极性，更广泛的扩大“红军之友”，吸收积极的工人分子进去工作。募捐征调等工作，必须变为拥护苏维埃与红军的政治运动。应该抓住国民党借债，取消教育经费，水利赈灾费，加捐加税，鸦片公卖等具体事实，组织工人，失业工人，学生，灾民难民，城市贫民与乡村农民反国民党的斗争，把这些斗争同反对四次“围剿”密切的联系起来。
　　（七）发动组织与领导汹涌澎湃的罢工浪潮，准备与组织一业的同盟罢工。转变赤色工会的工作，建立几个真正有群众基础的产业工会，首先是纱总，海总，铁总矿总，市总，五金总。在邮务工会，报界工会，出版业工会中建立革命反对派。真正开始失业工人的工作。特别注意铁路，轮船与兵工厂的工作，尤其是在平汉，津浦，沪杭，沪宁与运兵轮船上的工作。全总海总党团应该更具体的布置这些工作，应该有计划的在那些地方进行破坏。
　　（八）更大规模的有计划的来进行白军士兵中的工作，尤其是蒋介石陈济棠的中心部队与十九路军。领导士兵为关饷，要求改良待遇等的日常斗争，准备有计划的革命兵变。发展与领导各省的农民灾民运动，发展游击战争，配合哗变兵士，澈底执行土地革命，建立新的苏维埃区域，来牵制国民党的军队与分散敌人进攻中心苏区的力量，陕甘省委与江苏省委应特别加紧在陕甘游击队与徐海蚌游击队中的工作，采取建立新苏区的路线。
　　（九）更应十百倍地加紧反日反帝瓜分中国与进攻苏联的工作。更具体的依照中央关于“八一反帝战争日”的决议，去布置工作。各地党，尤其是河北与满洲的党，应该动员大批的干部到东北义勇军中去，夺取反日战争的领导，把这一战争同土地革命汇合起来。
　　（十）应该特别加紧揭破反革命派别的欺骗宣传，指出一切他们的“和平建设消灭共匪”的理论，以及“非战运动”实际上都是进攻苏维埃与红军，拥护地主资产阶级统治的又一办法，指出只有打倒帝国主义国民党之后，才能和平建设，才没有战争，只有革命的战争才能消灭反革命的战争。一切这些反革命派别都是国民党的后备队与国民党统治的拥护者。
　　要完成这一伟大的历史任务，就必须有坚固的，群众的，布尔塞维克的党。必须明显的看到党的组织力量远落在党的政治影响之后，党的一切工作还远落在革命发展之后。各地的党必须更广大的做征收党员运动，提出“成千成万的工人群众加入共产党，回答帝国主义国民党的四次“围剿”，“为增加一倍党员而斗争”等口号。必须更澈底的转变支部工作，党的领导方式与工作方法，提拔新的工人干部到指导机关中来，加紧对于新党员的教育，帮助团的工作的建立与转变，与它的冲锋季工作计划的完成。更无情的打击对于目前形势估计不足，与“北方落后论”，对于革命没有信心，以及消极怠工的右倾机会主义与“左”倾的空谈，开展两条战线的斗争，使这一斗争深入到支部中去。必须重复的说，坚固的，群众的，布尔塞维克的党，是中国苏维埃革命胜利的唯一保障。
　　一九三二年六月二十一日
　　根据中央档案原油印件刊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