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关于目前农民斗争的形势与我们的任务的决议

　　一、全中国经济的浩劫，农村经济空前的破坏，普遍全中国的水旱灾荒，再加以国民党地主豪绅，军阀官僚，商人，高利贷者重重剥削，帝国主义的侵掠与搜括，使全中国大多数的农民，不但失去了他们的耕牛耕具，而且失去了他们所有的财产，以至他们所依靠生存的土地。在目前状况之下，全中国大多数的农民，都陷进了破产失业，流离失所，与饥饿死亡的地狱中。
　　全中国广大的农民群众现在已经走到了不能照旧生活的状态。只有革命的斗争，才能给他们找到摆脱现状的出路。同时在苏维埃区域内数千万农民群众在推翻国民党统治，消灭了地主阶级之后，平均分得了土地，取消了一切苛捐杂税的事实，给与了全中国农民群众以最大的兴奋，指示出了他们求得解放的方法与解放的大道。大城市中间广大的群众的反帝斗争，与工人阶级的罢工浪潮更给了乡村农民运动以有力的推动与坚决性。
　　二、目前的农民运动，虽是在各省还是不平衡的，但是这一运动是泛滥于全中国的。就是号称富庶的江浙两省，抢米，分粮，吃大户等的斗争，已经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参加斗争的群众是日益增加。大批的农妇与青农都积极的参加了斗争（在江浙两省许多抢米分粮的斗争都以妇女青年为主）。一个斗争中参加的群众往往达到数千以至数万（如福建长乐，安徽宿县灵壁等县，陕西山〔三〕原富平，河北赞皇容县⑴，河南孟津正阳信阳，山西夏县等等）。斗争表现得特别剧烈与尖锐，而且带有极其浓厚的反帝国主义与反国民党的政治性质。如象福建长乐的农民几次同国民党军警冲突，解除他们的武装，一直到占领长乐县城。每一次广大的群众斗争立刻变为同地主豪绅的团防与国民党军看的直接武装冲突。千百万的农民群众加入了反帝斗争的阵线。在满洲广大的农民群众加入了东北义勇军（尤其是王德林与官〔宫〕长海的部队中）同日帝国主义进行着民族的革命战争，反帝斗争与反国民党的斗争开始汇合了起来。反帝国主义与反国民党的游击战争，到处都在爆发着（满洲各地，江苏盱眙通海，山东青州，安徽宿州⑵灵壁，福建漳浦，陕西三原富平，河北蠡县高阳等），这些斗争的发展正在走向新的苏维埃区域与红军的创造（如陕甘边）。
　　斗争的中心要求显然是反帝国主义与土地革命，虽是许多斗争的开始是抗捐抗税，抢粮分粮与吃大户。在民族革命战争特别发展的满洲，广大的农民群众正在从反帝斗争走向土地革命。斗争的组织性是特别加强了。每一斗争的开始，农民就组织了各种各样的斗争组织（如河北赞皇的农民联合会，江苏各地的麻雀会，陕西的穷人会，齐心会等），比较有组织的进行抢粮分粮与抗捐抗税的斗争。在斗争中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是加强了。这一方面表示在大批城市失业工人回到农村中领导斗争，乡村中雇农苦力的积极化，另一方面表现在我们党的领导作用的增强，与党的政治影响与权威的扩大。
　　蓬勃发展着的中国农民运动，是中国革命危机的有机的一部分，它正在同城市的工人运动，士兵斗争等汇合起来走向新苏维埃区域与红军的创造。
　　三、农民运动的普遍的发展，给了中国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以极有力的打击。在许多地方农民运动与士兵运动的配合，已经在我们党的领导之下，根本推翻了国民党的统治，走向新的苏维埃区域的创造（如陕甘边区，江苏盱眙等）。不断的广大的农民的群众斗争，不但根本动摇国民党在乡村中的统治，减少它从农民身上剥削来的收入，而且对于它进攻苏区与红军的四次“围剿”的后方也是绝大的威胁。在这一形势之下，国民党必然要用一切力量来镇压与缓和农民斗争。
　　国民党对于农民运动的白色恐怖的压迫现在是特别的加紧了。它经常的举行清乡，把大批的军警散布在主要的乡村中间。它利用调查户口，连环保，良民证等方法，防止共产党的活动。它用极大力量鼓励地主富农组织联庄会，民团等反动的武装，来镇压一切农民的革命运动。轰炸，血洗与屠杀，是国民党地主豪绅镇压农民革命运动的最平常的手段。
　　在另一方面，国民党还利用一些改良欺骗的办法来缓和农民的斗争。它设立什么赈灾救济委员会，收容所，施粥厂，借米委员会，借粮委员会等来“救济”难民灾民，而同时国民党的官僚军阀利用这些名义，进行他们对民众的搜括与剥削。他们利用以工代赈的名义，要民众给他们建筑公路与碉楼，挖掘战壕，无代价的无限制的剥削农民的劳动。甚至国民党内政部最近又提出“保障佃农租田办法”，谈到过去说过无止千万遍的“二五减租”（见七月二十一日上海晨报），蒋介石在汉口也一再提到改良农民生活，免除“匪区”（即苏区）捐税等的问题。在许多地方他们利用“一致对外”的口号，来阻止土地革命的发展（这尤其是在满洲等抗日战争发展的区域）。
　　四、虽是国民党尽量利用一切方法欺骗民众，然而这种欺骗的效果，却是非常微小。因为国民党要维持它的统治，要进行它对于苏区与红军的进攻，它不但不能减少对于农民群众的剥削，而且只有加紧这种剥削。旧的捐税声明取消了，新的更重的捐税又来了。每一次新的花样，对于农民群众只是一种新的负担。在这里，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当然不能不借重于在野的一些反革命派别的助力。
　　这些反革命派别（特别明显的如北京的“独立评论”派，第三党的“新创造”派，“民众导报”派，以及过去《申报》主笔陈彬和等）欺骗农民群众的方法是更为巧妙的。他们认为要消灭“共匪”，必须改善农民群众的生活，必须在政治经济上想办法，这些办法中最主要的是土地问题的解决，甚至他们中有人提出“土地农有”或“土地公有”的主张。他们更主张保持“匪区”内土地的现状，即暂时保持农民在苏维埃政权下所分得的土地。这些反革命派别为了要“绝匪”，为了要保持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不能不利用这类武断宣传来欺骗农民群众，缓和农民群众的斗争，争取农民群众到他们的领导之下。
　　此外，反革命分子更在土匪以及各种各样农民的原始组织中积极活动，团结农民群众在他们的影响之下。他们在这些组织中利用农民对于统治阶级的某种不满与切身要求来实现他们在农民群众中的反革命作用。小地主与富农的分子，则更常常在领导农民群众的斗争中，出卖斗争，使斗争走上和平合法的道路，使斗争完全失败。
　　五，在中国农民运动蓬勃发展，一切反革命派别用一切方法来镇压与缓和这一运动的状况之下，只有中国共产党表现了它是中国农民运动的唯一领导者。在以工农的武装推翻了地主资产阶级统治，建立了民众政权的苏维埃区域内，几千万劳苦的农民群众，已经分得了土地，取消了一切军阀官僚的苛捐杂税，改善了农村经济，提高了土地的生产力。中国苏维埃政府与红军的存在，告诉全中国的民众，只有中国共产党所指出的道路，是农民群众求得解放的唯一道路。苏维埃与红军在广大农民群众中影响是扩大了。许多农民的斗争找求着我们党的领导，或是已经在我们党的领导之下。
　　中国共产党自从四中全会之后，在领导农民斗争中虽是已经有了伟大的光荣的成绩，但这主要的还是在苏维埃区域内。对于非苏区农民运动的领导虽是有着个别的成绩，如象江苏党领导了盱眙，皖北的一些抢粮分粮抗捐的农民斗争，陕西党领导了渭北，三原，富平，蒲城等抗捐的分粮的斗争，河北党领导了赞皇农民包围县政府的斗争，山西党发动了夏县农民抗捐的斗争，福建党领导了闽南的一些农民抗捐税的斗争，满洲党领导了盘〔磐〕石，韩国农民反日反“国民府”的斗争等等；而且也有些区域如象在满洲，江苏，福建，陕西等处，已经开始了游击战争，以至新苏区的创造。然而我们必须指出，我们党是远远的落在农民运动的后面。大多数的非苏区的农民斗争，都是自发的，没有得到我们党的领导。在许多地方，我们党还站在农民斗争的外面。正因为这些斗争得不到我们党的领导，所以给了反革命组织如土匪与红枪会等以扩大影响的机会，使反革命得以在有些地方以欺骗宣传来缓和农民的斗争。
　　加强无产阶级对于农民运动的领导，对于中国民主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带有决定的意义。领导千千万万农民的日常斗争，领导他们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战争，大规模的组织他们，武装他们，使这些斗争转变为反对一明帝国主义与地主资产阶级的斗争，使这一广大的农民运动与工人运动士兵运动等汇合起来，成为一个巨大的推翻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统治，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潮流，应该是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目前的中心任务。
　　六、要使千百万的农民群众环绕在无产阶级与它的先锋队的周围，把他们的斗争走向反帝国主义的土地革命，引导他们到推翻地主豪绅的统治，建立民众自己的苏维埃政权的道路上，我们的党首先就应该领导他们一切的日常斗争，从抗捐抗税一直到分粮抢粮。只有当我们使农民群众在实际斗争中相信我们是他们的日常利益的拥护者，他们才会走上我们所指示的最后解放的道路。
　　为了执行这一任务，各地党部必须立刻动员起来到广大的农民群众中去，领导他们的一切斗争。我们应该依据农民的要求，提出简单明显的斗争纲领，在目前更应该提出秋收斗争与冬荒斗争的纲领，最广泛的宣传这些纲领，来发动与组织农民的斗争。
　　在抗日战争特别开展的区域（如满洲热河），党的任务不是在空喊组织真正的红军或创造几个地方的苏维埃政权，而是真正的到广大的农民士兵群众的义勇军中去，领导与组织他们的反日战争，并且领导他们去没收地主豪绅的财产粮食，共同分配，解除地主豪绅的武装武装自己，以武装的力量推翻地主豪绅的统治，分配他们的土地，建立民众自己的政权，以取得战争的胜利。只有民族革命与土地革命有机的联系起来时，战争才能得到胜利。
　　必须拿我们的斗争纲领来团结广大的农民群众，来争取在反革命派别领导之下的农民群众。对于土匪，红枪会，黑枪会，大刀会等的下层群众，必须坚决的执行下层统一战线的策略。应该派我们的干部打入这些反动组织中去，根据一切具体的事实揭破他们的头脑们的欺骗与对于他们的压迫与剥削，来争取他们到我们的领导之下。应该绝对反对同土匪头子，红枪会领袖等进行上层的联合，坚决反对在我们党内存在着的土匪路线。
　　必须用最大的力量揭破一切反革命派别对于中国共产党，苏维埃与红军的造谣欺骗，揭破他们所散布的武断宣传，尤其应该着重打击第三党等“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政纲，指出在帝国主义国民党统治之下，希望国民党来实现耕者有其田，实际上不过是欺骗民众缓和民众斗争的把戏，指出在帝国主义国民党统治之下只有全国经济恐慌的加深，农村经济更大的破产，新的水旱灾荒与千千万万民众的饥饿死亡。
　　对于以农民为基本群众灾民难民的工作，党应该根据他们的特殊情形提出他们的要求。党必须领导他们向商会，赈灾机关，国民党政府提出紧急救济的纲领。要求立刻发冬衣，发粮食，发救济费，并腾出公共场所给灾民难民居住。党更应该主张没收粮食堆栈，日货分配给灾民难民，充公卖国贼张学良蒋介石等一切军阀官僚的财产来救济灾民难民，把国民党一切内外债基金，海关的全部收入以及“围剿”苏区与红军的全部军费拿来救济灾民难民。党应该在这些口号之下动员灾民难民群众进行抢粮分粮，吃大户，占领公共房屋，反对以工代赈的斗争，使这些斗争变为直接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拥护苏区与红军的斗争。
　　七、但是估计到农民群众的日常斗争一开始常常是同国民党民团军警的直接武装冲突，党在这些斗争的领导中必须特别注意农民的武装，在斗争一开始就应该号召农民用各种各样的武器（梭标，刀矛等均可）自动武装起来，必须在斗争中坚决的解除民团军警的武装武装自己，这样来组织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应该坚决反对那些空喊游击战争与武装暴动，而不领导农民日常斗争的“左”的立三主义者，但是党应该同样的反对那些把农民运动限止于日常斗争，而不在斗争中开展游击战争的右的机会主义的倾向。
　　游击队是从农民群众的日常斗争中产生的，它不但不能脱离群众斗争，而且只有发展群众斗争，依靠群众斗争才能扩大与发展。游击队必须有它的明确的代表农民利益的反帝的土地革命的斗争纲领，为了这一纲领的实现而斗争。游击队的成份主要的应该是工人，雇农与贫农，一切成份非常恶劣的游击队，必须在领导农民的斗争中加以澈底的改造。党必须以最好的最坚定的干部去领导游击队。而且必须用一切方法保障我们党在游击队中的领导。脱离群众斗争的游击队，没有斗争纲领的游击队，没有健全的工农成份与我们党的坚强的领导的游击队，必然会遭到失败，或走到土匪的道路上去。江苏通海与徐海蚌，山东青州，福建闽南的游击运动以及山西红二十四军的失败，完全是这些原因所造成的。
　　党在游击战争的开展中，应该最坚决的执行创造新苏维埃区域与红军的路线。中央给陕甘边游击队的指示信，对于其他区域也是有效的。
　　在反日运动发展的区域，尤其是满洲，热河，河北等地，党直接可以用反日的口号来号召农民群众，组织反日的义勇军与决死队等，把他们武装起来，去参加反日的民族革命战争。但党必须使这些义勇军同时执行反对地主豪绅与国民党军阀官僚的任务，使反日的义勇军同时是土地革命的发动者与组织者。
　　在农民群众中，党必须用一切力量宣传苏维埃政权与红军。务必处处把苏维埃政权与国民党政权对照起来，使农民知道苏维埃政权为了农民做了什么，农民如何在苏维埃政权下消灭了地主阶级，没收了他们的土地分配给农民，并且免除了一切苛捐杂税等等。必须在每一农民群众的大会上报告苏维埃政府的工作与行动，号召并组织他们到苏区去参观，援助苏维埃政府，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的四次“围剿”。但一切这些亦必须与农民反日反帝以及一切日常斗争联系起来，使每一斗争变为拥护苏维埃政权的斗争，并且转变为为了苏维埃政权的斗争。
　　八、要使千百万农民群众环绕在无产阶级与它的先锋队的周围，我们必须加强农民的组织。除了雇农苦力组织他们自己的阶级工会之外，农民的基本组织是农民协会，党在农民协会中必须组织党团，雇农等应该组织他们的小组。用一切方法禁止土豪富农等加入农民协会，在斗争中把已有这些分子洗刷出去。除了农民协会之外，党必须在每一斗争中组织吸收广大农民群众的农民委员会。“农民委员会不是什么上层的组织，它应当在日常的斗争中与农村的基本群众及农村无产阶级有密切的联系，争取农民群众最切近的利益，要实际上成为农村中最有力的中心，在这个中心上要集中一切农民群众之革命的精力。在这种斗争，农民委员会要引导所有的农民群众加入革命的农民协会而巩固他们的基础同时农民委员会要成为夺取反动组织中的农民的重要工具。”（一九二九年六一国际决议）
　　农民委员会是为了某一斗争（如抢粮分粮）由全体农民（富农除外）大会选举出来的。一切它的工作，应该完全采取公开的民主的路线，而且应该经常向大会报告它的工作，从大会上得到各种指示。在这种委员会下面可以有各种各样的部门，如交通队，自卫队，宣传队等，尽量吸收广大的积极分子参加工作。党应该组织它的党团，在中间实现它的领导。在没有农协的地方，党应该使农民委员会转变为经常的组织。但不论在农民协会或农民委员会中间，党必须把工作的重心放在贫农身上，所以贫农团在这些组织中是不需要的。
　　农民反日会的组织应该更普遍的发展起来。这种反日会除了进行反日工作外，必须领导农民的日常斗争，使农民的反日斗争与他们的日常斗争联系起来。这样反日会才能变为广大农民群众的组织，农民才会了解反对帝国主义就是他们自己的事。
　　当然党在乡村中还可组织各种各样能够吸收农民群众的附属组织，如象游戏班，青年男女识字班等。
　　在灾民难民中，必须组织灾民委员会或灾民自救团等，并且保障雇农贫农在中间的领导，坚决反对地主与富农的“灾民”与“难民”的内奸作用。在这种组织下面，必须组织灾民自卫队，反对军警的压迫，保护群众的斗争，并且时刻准备解除敌人的武装来武装自己，来发动游击战争。
　　九、党对于农民各阶层的基本路线是依靠贫农，联合中农，反对富农，同时应该明显的指出：在中国乡村中的主要矛盾依旧是广大的农民群众（雇农贫农与中农）与地主豪绅。
　　但是党在乡村中的基本力量始终是乡村中的工人群众（雇农，苦力，手工业工人）。要加强无产阶级对于广大农民群众的领导，党一刻也不容缓应该把乡村工人组织起来。党必须领导乡村工人去做反对雇主，改良他们的生活的斗争，把他们组织在雇农工会，苦力工会，手工业工人工会中间。对于这一工作，除了个别地方（如河北直南的清丰县〔3〕）党有过个别的成绩外，在白区的党是完全忽视的。各地党部应该明确的了解，这种组织的建立是十分重要的。“因为，第一，农业无产阶级是中国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是它在农村中的先锋队伍；第二，中国革命中心问题之一，就是土地问题，中国农业无产阶级在土地问题的革命的解决［法］中，必须负起无产阶级在领导反帝的土地革命当中的先锋的绝大的政治任务；第三，中国农业无产阶级是全中国工人阶级的绝大多数”（参看国际雇农委员会秘书处《关于中国雇农工会的决议案》）。
　　不发动乡村工人的斗争，领导他们，组织他们，提高他们斗争的积极性与政治水平，那一切关于加强无产阶级对于农民的领导都会变成纸上的空谈。各级党部必须立刻讨论国际雇农委员会的决议，根据这一决议，开始乡村工人中的工作。必须依照各地具体的情形制定雇农苦力等的斗争纲领，并且训练一批专门做这一工作的干部，派到乡村中去。
　　党必须大批吸收雇农，苦力，手工业工人中的积极分子入党，来转变目前乡村党部中恶劣的社会成份。
　　十、但是要完成上面这些任务，我们必须最坚决的反对党对于目前农民运动的机会主义的估计不足，特别严重的，是乡村党内的富农路线。因为这种估计不足，所以许多地方党部对于各地不断爆发的农民斗争，表示了旁观态度与机会主义的消极，而且每一斗争发生之后，在斗争的群众性与尖锐性上，常常超出于我们同志的预料，使他们远远的落在群众积极性之后，而变为群众斗争的尾巴。党内的富农路线，更使农民的群众斗争走到和平请愿，把斗争停留在抗捐抗税或分粮抢粮上面，阻止农民的自动武装与游击战争的发动，使农民斗争走到失败。这种富农路线的危害，更因为农民运动的发展，特别表现得明显了。
　　小地主与富农在我们党内的影响是特别浓厚的，而且我们在乡村中的党的领导机关内，还充满着这些地主与富农的分子，地主与富农经过这些分子来影响我们党的政治路线是毫不足怪的。甚至有些地方，地主富农为了要保持他们对于农民的欺骗使农民不致反抗他们，有意加入我们的党，以领导农民斗争的方法来出卖斗争。这些机会主义者以至反革命的地主富农的分子，当然有时更会采用一些“左”的空谈，如象“只要大干不要小干”，“无条件发展游击战争”等的空谈来掩盖他们的富农路线与他们对于领导农民日常斗争的消极怠工。
　　必须最坚决的开展反对“左”右倾机会主义与富农路线的两条战线的斗争，党才能顺利地转变对于农民运动的领导，在这一斗争中澈底改造各地的党部，尤其是各省的县委，乡村的区委与支部，洗刷地主富农的分子，提拔雇农，贫农与产业工人担任领导的工作。同时要使这一斗争不是决议上的与口头上的，而是使我们党走到农民群众中去的斗争，那我们必须坚决反对清谈的倾向，立刻开始对于农民日常斗争的领导。
　　党必须经常的动员城市的产业工人同志或工会会员，给他们以短时期的训练后，把他们派到农村支部与工会中去工作，加强无产阶级对于农民群众的领导。各地党部必须详细的了解各主要农民区域的具体情形，仔细的研究所有农村中的事实，所发生的一切过程，经常的有计划的讨论这些区域中的工作，给当地的党部以各种具体的指示与帮助，外县巡视员的经常出发，是完全必要的。此外，还应该尽量的利用同农民群众有密切关系的铁路，矿山，内河的工人去进行工作。
　　中央
　　一九三二年九月十五日
　　根据中央档案原油印件刊印
    注释
　　〔1〕容县，疑为容城县。
　　〔2〕宿州，一九一二年改称宿县。
　　〔3〕清丰县，今属河南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