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关于项袁错误的决定

　　还在抗战开始，项英同志即与中央存在着关于政治原则与军事方针的分歧。项英于一九三七年九月在南昌国民党省党部纪念周上发表的演说，即丧失共产党员的立场此后，他对统一战线的了解，都是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他不认识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的独立性斗争性，他对于国民党的反共政策从来就没有领导过斗争，精神上早已作了国民党的俘虏，并使皖南部队失去精神准备。在此问题上，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同志，是完全和项英一致的。他所领导的政治工作，也是失去党的独立性，引导新四军去适合国民党要求的。三年以来，项英、袁国平对于中央的指示，一贯的阳奉阴违，一切迁就国民党，反对向北发展与向敌后发展，反对扩大新四军，反对建立抗日根据地，坚持其自己的机会主义路线。其所领导的党政军内部情况，很少向中央作报告，完全自成风气。对于中央的不尊重，三年中已发展至极不经常的程度。关于项、袁所犯各项原则错误，经中央从去年夏季起历次严厉批评之后，项、袁表面上表示服从，中央方以为他们有了转变，今始证明依然未改。在新四军之其他部分，则在胡服、陈毅诸同志领导下，或则执行了正确的转变，例如皖东与苏南，或则自始即未受项、袁错误领导的影响，例如鄂中与淮北。在这些地方的新四军，适与项、袁直接领导之皖南部分（约占老部队三分之一，在全军则占九分之一）成为相反之对照。此次皖南部队北移，本可避免损失，乃项、肃先则犹豫动摇，继则自寻绝路，投入蒋介石反共军之包围罗网，刚刚开动走三十里，又停下来，在泾县以南之茂林村地方，徘徊不进，让反共军逐渐合围，最后，除傅秋涛同志率领一部突出外（但至今尚未脱离大包围），主力约七千人全部覆灭。该部于一月五日开至茂林，在蒋介石、顾祝同、上官云相指挥之反共军七万人合围后，仓促应战，除项英、肃国平等数人仍然表示可耻的怯懦动摇外，全体指战员在军长叶挺与东南局副书记饶漱石二人领导下，与反共军激战七昼夜，表示了共产党员与革命战士的英雄气概，但由于项、袁领导错误，事先既少精神上之准备，临事复无机动作战之指挥与决心，遂至陷于失败。此次失败，及项、袁一贯机会主义领导的结果，非寻常偶然的战斗失败可比。至此次失败是否有内奸阴谋存在，尚待考查，但具中许多情节是令人怀疑的。当项英、袁国平一贯执行其机会主义路线时，新四军军委分会委员与东南局委员中即有不满或反对项、袁错误的同志。对于项英压制干部积极性的家长制态度，党内不满意的人是很多的。当胡服同志在皖东，陈毅同志在苏南，传达中央指示，执行工作转变时，当地同志全体对于项英错误的坚决反对与对于中央路线的热烈拥护，就是明显的证据。为了今后正确地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与胜利地进行抗日反汉奸的斗争，中央对于项英、袁国平所犯错误特有如下之决定：
    （一）军队干部，特别是各个独立工作区域的领导人员，由于中国革命中长期分散的游击战争特点所养成的独立自主能力，决不能发展到不服从中央领导与中央军委指挥，否则是异常危险的。过去的张国焘与现在的项英、袁国平，都因不服从中央而失败，全党全军应该警惕，引为鉴戒。当与张国焘的—右倾机会主义作斗争时，项英、袁国平也是参加的，但随后他们却踏上了与张国焘相类似的覆辙。一切有个人英雄主义思想即是说党性不约的同志，特别是军队的领导人员，必须深自省察。须知有枪在手的共产党员，如果不服从中央领导与军委指挥，不论其如何自以为是与有何等能力，结果总是要失败的。虽然在现时我们还不把项英与叛变了的张国焘同等看待，还待他今后事实的证明，如果项英没有在战斗中牺牲与没有冲出包围而是被反共军俘虏，我们还希望他们在被俘后能够表示共产党员的革命气节，但项英的机会主义错误是应该指出的。必须估计到游击战争环境，即在今后仍有可能产生如象张国焘或项英这类人物，因此加重了全党特别是军队中干部与党员的党性教育与党性学习，决不可轻视这个绝大的问题，而对于已经犯了严重错误又不服从中央或上级领导的同志，必须及时预防，加以调动与处置，这亦是从项、袁失败应该引出教训的。
　　（二）当抗日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处于严重困难关头，蒋介石与国民党实行坚决的反共政策之时，我全党全军必须以项、袁为戒，于坚持抗日立场之下，在精神上、政治上、军事上及一切组织上严肃我党我军的阵容，方能粉碎蒋介石及居民党的反共进攻，与胜利的进行抗日战争。
　　（三）在全党全军的高级干部内宣布中央决定，开展反项、袁的斗争，但暂时不得向下级传达，尤不得向党外宣布。
　　（四）将项、袁错误提交党的七次代表大会讨论议处。
　　根据一九四一年出版的
　　《六大以来》刊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