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

　　今天是我们中华民国三十三年的国庆日子，正当着国内外局势急剧变化的时候，我们有许多感触，也有许多话要说。
　　目前战争情况，是欧战节节胜利，不久便可直捣柏林，太平洋战争亦着着前进。可是，我们中国，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却成相反的对照：在正面是节节败退，在敌后是节节胜利。为什么我们正面战场这样不能配合盟国胜利呢？为什么我们只能有敌后战场的胜利呢？这是中华民国胜败兴衰的关键，这是中国命运的转变关头，我们必须唤起全中国人民来注意它，解决它。
　　现在中国正面战场，是处在严重的失败之中。河南战役，四十回天工夫，失掉了四十五个城市。湘桂战役，又连失长沙、衡阳、零陵、宝庆、肇庆、梧州等这样多的大城市，牧人现在已逼近桂林，威胁柳州，甚至昆明贵阳亦成为敌人窥伺的目标。沿海战役，温州、福州相继失陷，从此沿海较大的港口，都不在我们手里了。这一连串失败的事情，为什么今年会连续发生呢？为什么在日寇已经转入不利的形势下发生呢？这绝非偶然，这是由于国民党政府历来片面抗战、消极抗战、依赖外援、制造内战的失败主义的政策所造成，这是由于国民党在其统治区域实施一党专政、排除异己、压迫人民、横征暴敛的法西斯主义的政策所造成。因此，错误的积累和发展，国民党统治的区域，遂在敌人进攻的面前，呈现出抗战以来空前未有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严重危机。
　　军事方面，国民党当局是历来只许政府抗战，不要人民抗战的。因此，我们在敌后发动人民抗战，便被诬为“武力割据，违抗军令”，而他们在大后方，对人民决不动员，不组织，只有捆绑勒索，于是壮丁越来越少，军队越打越弱，政府也就越抗越没劲了。尤其近年来，国民党政府实行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反常政策，因此我们在敌后积极抗战，便被诬为“奸党奸军”破坏进攻，而他们在正面战线，却消极观战，决不出击；敌不来则通敌走私，鱼肉人民；敌小来则勉强应战，敷衍门面；敌大来则节节败退，一让千里。其尤甚者，是一面标榜抗战，迷惑人民，骗取外援，牺牲盟邦，企图以此坐享胜利的果实；另一面则信使往还，暗通敌伪，企图以此在目前和缓敌人进攻，加紧敌后扫荡，在将来则预留妥协余地，以便外抗盟邦，造成均势，内压人民，进行内战。这种极端矛盾的两面政策，无论如何是不能长久不破戳穿西洋镜的。所以英国邱吉尔首相，对于国民党政府这次严重的军事挫败，不能不认为“极大遗憾”，不能不认为“是最大的令人失望和烦恼的事”。而美国罗斯福总统也公开声明援华物资由每月二、三千吨空运增加到每月二万吨空运，是一个优异的成就和伟大的事业，以驳斥国民党政府那种以援华物资不足而打败仗的借口。其实，打败仗是由于援华物资不足么？不是，绝对的不是。汤恩伯、薛岳的部队，不都是装备了美国的枪炮么？何以败得那样快，那么惨？胡宗南的部队，不是装备了更多的美国枪炮，还带坦克么？何以潼关以东的一仗，打得那样坏？何以胡宗南现在还保存着那么多的用美国枪炮武装起来的部队，不开往抗战紧急的前线，而专门用来封锁抗日的陕甘宁边区呢？并且，也不是非有美国的物资援助，便不能打胜仗的。河南战役中，能够守虎牢关、守洛阳而打得较好的，偏偏不是用美国枪炮武装起来的汤恩伯军队，而是没有得到美国枪炮的地方系军队。敌后战场，我们八路军新四军及一切人民抗日军队，不仅被国民党政府阻挡住，得不到盟邦的物资援助，便连国民党政府自己也从未装备过我们的敌后部队但我们却偏偏能在敌后存在、发展和胜利。另一方面，史迪威上将指挥的在印缅的中国军队，有了美国的枪炮坦克的装备，不也是打得较好么？可见，中国人民和军队，绝不是不能打胜仗的，而且很英勇很坚韧的打着，这就是我中华民族抗战七年多的伟绩。正面战场之所以连打败仗的缘故，绝不是人民和军队不行，而是国民党政府及其指挥者的错误、自私和无能所造成。所以我们主张争取外援，但这种外援必须结合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之上，才有作用，才有力量。我们也主张盟邦的物资援助加多，但这种物资必须装备那能够打仗，而且打得很好的部队，才能打退敌人，反攻敌人。否则，援助愈多，损失愈大，保存实力的也愈多，最后不仅不能得到抗战的胜利，而且反会增加内战的危险。这点，我们盟邦美国的舆论似已有同一认识，美国报纸，目前公开指出华莱士副总统及纳尔逊、赫尔利之相继来华，是为了要解决这一问题，并且说：“如果给中国人民以粮食和装备，它能够担任象任何其他民族一样好的战斗任务”的。
　　这种西洋镜，现在不仅在外国戳穿了，而且还在国内招致了不可弥补的失败。河南战役所以失败得如此之快之惨的，就是因为汤恩伯胡宗南军队专心一意的反共反人民，所以敌人一来，仓惶失措，稍一接触，便溃乱四散，这证明，反共反人民与抗战，是绝不能并存的，尤其是暗通敌伪，反共，反盟邦，与抗战更不能并存。远者如去年豫北之战，刘进、陈孝强因为预得蒋鼎文指示可以通敌打共，等到敌人打来仍想以反共为缓冲，结果庞孙投敌，陈孝强宁可不受八路军之助去打敌，而甘于公开投入敌垒来反共。近者如今年衡阳之战，守城将领明明知道庞炳勋、孙殿英、陈孝强等虽投敌，不仅未受国民政府通缉，而且还得到国民党当局支持，盟邦虽不断以空运增援衡阳，但当局仍怪外援不够，等到衡阳不守，何能单单责备方先觉等不能死节，还不是上边早给他们暗示了投降的出路么？语云：上有好者，下必甚焉，你上边可以暗通敌伪，我下边为利么不可以公开投降，现在既可以两面投机，将来又可以卷土重来。抗敌有罪，投敌有功，这就是军事失败主义的实质。
　　在政治方面，国民党当局是死死守着一党专政、个人独裁，绝不容许有多党政治、人民民主的。因此我们在敌后解放了八十三万七千多方公里的土地，解放了九千万的人口，建立了人民普选出来的地方各级政府，便被称为“奸区”、“伪府”，绝不承认。而他们在大后方，却只有党治，绝无民选。各级参政会，由县而省而全国，都是指定的。各级官吏，由保甲长直到国民政府主席，都是党部委派的。而这些指定，委派，又为国民党少数统治集团所包办，党内广大党员及民主领袖是得不到这种权利的。所以，与其称为党治，毋宁称为寡头专制。还有，国民党当局是一心一意实行法西斯主义政治，而拒绝实行三民主义的。因此，我们在敌后，在边区，忠实于我们自己的诺言，努力实行革命的三民主义，坚持对敌斗争，三三制，发展生产，减租减息等政策，便被诬为“进行赤化”、“违抗政令”，而他们在大后方，却剥夺人民自由，实行官办自治，钳制舆论，摧残文化，垄断专卖，横征暴敛，纵使特务机关蹂躏人权，纵使官僚资本破坏民业，致造成目前最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甚至革命的三民主义，即在国民党内，也不容许宣传，联共容共主张，更被禁止传播。这种政治，请问不是法西斯主义的政治是什么？
　　这种错误的失败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政策，如果再不改弦更张，而仍要倒行逆施下去，则种种危机，还会继长增高，还会更加严重。我们站在中国人民的立场上，眼看着中华民族解放的事业，在这光明胜利的前途上，横梗着这种种危机，真是忧心如焚，焦急万分。
　　为挽救目前危机，为配合盟邦作战，并切实准备反攻起见，我们中国共产党人主张由即民政府立即召集全国各方代表，开紧急国事会议，取消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改弦更张，以一新天下之耳目。这一主张的具体实施，我们认为应该采取下列步骤：第一、这各方代表，应由各抗日党派（国共两党及其他抗日党派）、各抗日军队（分国民党中央军、地方军及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日军三方面）、各地方政府（分大后方各省及敌后解放区民选政府两方面）、各民众团体（分大后方及敌后解放区带全国性的各界人民团体）自己推选，入数应按各方所代表的实际力量比例规定。代表总额，为应时局急需，且便于召集起见，可不必太多。第二、这国事会议，国民政府应于最近期间召开，以免延误事机，陷大后方于不可收拾的地步。第三、在这国事会议上，根据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三民主义的原则，必须通过切合时要、挽救危机的施政纲领，以澈底改变现在国民党政府所执行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等错误政策。第四、在众所公认的共同施政纲领的基础之上，成立各党派的联合政府，以代替目前的一党专政的政府，吸收全国坚持抗战、民主、团结的各方领导人物，罢免失败主义法西斯主义的分子，以保证直正民主政治的实现。第五、这一联合政府须有权改组统帅部，延纳各主要军队代表加入统帅部，成立联合统帅部，以保证抗战的胜利。第六、在联合政府的成立后，应即重新着手筹备真正人民普选的国民大会，准备于最短期间召开，以保证宪政的实施。只有这样的国事会议和联合政府，才是全国民主的真正起点。只有这样的联合统帅部，才能听命政府，协和盟邦，击退敌人的进攻，配合盟国的反攻。如果仍欲以一党包办，伪造民意，即使由国民党再来一次决议，提前到抗战期中召集所谓国民大会与制定宪法，那仍然是党治，不是民治，仍然是伪宪政，不是真宪政。满清末年，不也是玩过伪装准备立宪的把戏么？结果何补于当时的危机？今日如再重复这一教训，自毁事小，误国罪大。又如果不变更一党专政的实质，不变更现在执行的各项错误政策，即使国民党政府肯邀请各方参加，那仍然是请客式的一党政府，决不是各党派的联合政府。“九一八”以后，南京国民党政府不也曾召集过国难会议，不也曾请过党外人士参加政府么？结果何补于生时的投降政策？又如果统帅部不容许各主要军队的代表参加，不服从众所公认的政纲及各党派联合的政府，而仍然排除异己，制造内战，即使国事会议开了，联合政府成立了，那仍然会成为有职无权的伴食宰相，一筹莫展的傀儡机关。民国初年，熊希龄号称的第一流人才内阁，“五四”以后，胡适之的好人政府主张，都因军人不能服从政治，军事自外于政府，结果何补于军事独裁？北伐期中，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不受当时国共合作的国民政府的指挥，结果遂造成军事独裁，断送革命。
　　由此可见，我们所主张的以民主为基础的统一，才是真正的统一、澈底的统一。如果统一下一党专政，统一于军事独裁，那便是假统一，结果别的党派被排除，别的军队被吞并，不服的起来反抗，打败的散之四方，于是祸乱相寻，内战频仍，还有甚么统一可说？民国三十三年的历史，还不够寻味么？
　　同样，我们所拥护的军令政令的统一，也必须是有利于抗战的军令，而不是那些失败主义的“军令”，必须是合于革命三民主义的政令，而不是那些法西斯主义的“政令”。抗战七年多，我们深入敌后，在外援断绝的条件之下，既受敌伪的反复扫荡和烧杀，又遭国民党军队的封锁和夹击，始终悠然不动，坚持至今。我们不仅没有如国民党当局所料，为敌伪顽三方面的夹击而消灭，而且还能够生存，还能够发展，还能够胜利。难道这是偶然么？不，这决非偶然：这是由于我们所服从所拥护的是抗战军令，是民主政令，所反对所违犯的是失败主义的“军令”，是法西斯主义的“政令”。只要肯打敌人，能打敌人，并懂得怎样去打敌人，我们是绝不会被消灭，而且会继续胜利的。只要肯倚靠人民，属于人民，为着人民，我们是绝对能生存，而且会继续发展的。因此，我们敌后战场才能与正面战场失败的相反，得到连续不断的胜利。
　　我们看，在最近半年内，截至九月为止，中国正面战场沦陷了十万多方公里的土地，而我们敌后战场却从敌人手中收复了五万方公里的土地。正面战场丢弃了四千多万的人口，而敌后战场却又解放了四百多万的人口。正面战场失掉了一百零二个城市，而敌后战场却又夺回了八个城市。正面战场损失了几十万军队，而敌后战场却又扩大了十万正规军。单单拿这几项来做比较，已经够说明我们敌后抗战部队——八路军、新四军和一切人民抗日的部队，是多么有功于国家民族，而正面战场的国民党军队，是多么有负于国家民族了。照道理讲，我们不仅应该要求惩办豫湘作战失败的那些主要负责将领，而且还应该请求奖励敌后作战有功的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抗日纵队的将领。可是，有功不赏，有罪不罚，已成惯例，我们还有什么话可说？可是，中国人民是知道应该赏谁，应该罚谁的。并且，依照国民政府最近交给我们的提示案，还要我们取消数十万的抗日部队，取消敌后解放区的一切民选政府，这真是没有道理之至。加果我们接受了这两个取消要求，那就等于帮助了敌人，那才真是“破坏抗战，危害国家”呢！可是，敌后抗日部队，敌后人民政权，就是这样可以命令取消的么？谁也知道，这是绝对不应该，不可能的。
　　我们看，敌后解放区的胜利，究竟有多大？截至本年九月为止，综合华北华中华南十五个抗日根据地的报导，敌后各解放区现已拥有被解放的人口达九千万，占沦陷区人口（二万零七百八十万）的百分之四十三。敌后各解放区所收复的国土，约八十三万七千余方公里，占敌后总面积（一百二十六万二千余方公里）的百分之六十六。敌后各解放区所夺目的城市，现在已达到二十八个。敌后我抗战兵力，正规军（包括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抗日纵队）已达五十七万，民兵游击队约二百二十万，地方自卫军则有数百万。在这些解放区内，共有民选县政府五百九十一县，专员公署八十五处，民选的边区政府及行署十二处。以上各项，陕甘宁边区均不在内。敌后我军所抗击的敌伪，在一九四四年三月河南战役以前，为日军侵华全数（二十四个半师团，约五十六万人）的百分之六四·五，为伪军全数（约七十八万人）的百分之九十五，合起来则为百分之八十四。在目前，虽由于敌人增加兵力于湘桂、粤汉、平汉三路，向中国正面战场作深入的进攻，但敌后我军仍继续抗击侵华日军（据已明位置的三十三个半师团计算，另有六个师团位置不明未算入）的百分之四十九·五，几近半数，而伪军情况则没有变化，合起来尚为百分之七十六·四。敌后我军经常围困或袭击的十万以上人口的大城市约有三十八个，为敌占大城市四十五个的百分之八十五。敌后我军经常逼近活动或进行破坏的铁路线，约达九千六百多公里，为敌占铁路线约一万公里的百分之九十六。敌后我军完全控制的海岸线约八百公里，经常有我活动的海岸线，约六千五百公里。总起来说，我们敌后人民在这七年多所发展起来的抗日部队五十七万正规军及二百二十万民〈兵〉总计起来，几已达到国民党现有部队的相等数目。我们敌后人民，在这七年多所建立起来的五百九十一县地方政权，几已达国民党政府失去的七百二十一县的百分之八十二。以这样有功的抗日部队和广泛的人民政权，它已经是全中国人民的解放旗帜和行动指标。没有这个力量，中国就会灭亡。谁要想“取消”这个力量，谁就抹杀中国人民的抗敌意志，就等于断送了全中国。
　　国民党政府不仅不承认敌后解放区的数十万正规军、数百万民兵和各级民选政府，并且直到现在，国民党军队还不断在各地封锁进攻，企图消灭这些敌后抗日部队和民主政府。即在目前正面战场最危急的时候，国民党政府用以包围陕甘宁边区及进攻八路军新四军的兵力，也还有五十六个师及其他地方团队，人数达七十七万五千之众（华南尚未计入），而进攻侵扰的事件始终未停，因之，内战危机，亦依然存在。我们坚决要求全国人民、同盟国家和我们一道有效地制止这种内战危机，要求国民党取消反共反人民的反动行为，以便将我们全国力量都能用到抗敌的战场上去。
　　还有敌后我抗日部队，在此七年多奋勇血战，除了抗战初期领了一百二十挺轻机关枪和六门反坦克小炮以外，从未得到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之任何轻重武器的装备，即弹药、被服、粮秣、经费以及各项交通、卫生器材的供给和补充，也在一九四○年起全部停止了。甚至连英美红十字会捐助的一百零一箱药品，也在三原被军事委员会没收了。因此，我们部队之所以能存在、发展和胜利，完全是倚靠于中国广大人民的拥护和自力更生的成功。但为着今天更有效地消耗和牵制敌人的进攻，明日更有力地配合盟国的反攻起见，我们有充分权利要求国民政府以应得的军火和物资，来装备和供给我们部队，我们更有充分权利要求同盟国将援助中国军队的武器、弹药及一切器材和物资，按照抗抗〔击〕敌伪数目的比例，以大部分供给八路军新四军及敌后一切抗日游击部队。我们英美盟邦应该知道，没有中国敌后抗日部队的参加，不仅在中国战场进行反攻，成为不可能，即连目前欲制止敌人的深入进攻，也成为不可能，我们可断言，拿敌后我们军民的力量、成绩及其所处的战略地位，如果再加以盟国的装备，我们必能达成更高的战斗任务。
　　现在当魁北克会议之后，英美盟邦正在加增其注意力于中国战场。在重庆刚开过的国民参政会上，蒋主席曾表示继续用政治方式解决国共问题，而参政会又决定派遣五位参政员来延视察，我们除表示欢迎之外，愿乘此国庆纪念，再一次重申我们上面的主张。
　　我们认为改组政府改组统帅部，成立各党派联合政府联合统帅部，废除失败主义的“军令”和法西斯主义的“政令”，是挽救目前危机切合时要的唯一正确方案。
　　我们继续要求国民政府承认敌后全部抗日部队和各级民选政府，坚决反对取消敌后数十万抗日部队和民选政府。
　　我党中央六月四日所提出的十二条意见书与委托林祖涵同志口头提出的八条，仍应成为今后国共谈判的根据。
　　我们继续邀请并欢迎国民政府代表张治中王世杰两先生来延视察和谈判。我们认为问题可以逐步解决，但必须在不违背抗战、民主、团结的大原则之下来解决。
　　时机太紧迫了，我们切望国民党当局，全国爱国志士，全国人民，奋起急图，扭转时局的关键，抗战幸甚！国家幸甚！
　　根据中央档案原件刊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