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计划收购预计划供应

关于计划收购预计划供应


  我完全同意周恩来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
  现在我就目前人民经济生活中大家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国家对于粮食和其他一些最重要的日用消费品实行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问题,发表一些意见。
  从一九五三年以来,我国市场上出现了若干种日用消费品供不应求的现象。一九五三年上半年,在小麦遭受冻灾的地区,粮食的供求状况很紧张,下半年,食油、肉类在许多地方也供不应求,不少城镇中都要排队购买。适应当时的需要,中央人民政府在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对粮食实行了计划收购(即统购)和计划供应(即统销);然后对食用植物油也实行了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从一九五四年九月十五日起,又对棉花实行计划收购,对棉布实行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对粮食、油料、棉花、棉布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无疑是一种重大的措施,它关系到全国人民生活中最重要的吃饭和穿衣的问题,也关系到我国城乡经济生活的许多方面。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对我们国家目前的情况来说,是很必要的。只有采用这种办法,才能保证我国人民生活日益增长的需要,才能制止投机活动,保证市场物价的稳定,才能使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得以顺利地进行。
  粮食、油料、肉类、布匹供不应求的原因是什么?是不是这些物品的生产量减少了?不是的。正相反,解放以来,粮食、油料、肉类、棉花、布匹的生产量都是上升的,而且粮食、肉类、棉花、布匹都超过了抗日战争以前的最高年产量。抗战前五年的粮食平均年产量是二千八百亿斤,其中一九二六年产量是三千亿斤,可是一九五三年的粮食产量达到了三千三百亿斤。抗战前一九三六年是产棉量最高的一年,那一年的产量是一千六百多万担,可是一九五三年棉花产量已经达到二千三百五十万担,一九三三年是棉纱产量最高的一年,产量是二百四十四万件,一九五三年是四百零九万件。一九三六年全国养猪六千二百万头,一九五三年就达到九千三百万头。只有油料作物是例外,虽然解放以来是增产的,但是还没有达到抗战前的最高水平。根据上述情况可以后出,粮食、棉花、肉类、布匹都已经大大超过了我国历史上的最高水平。就拿油料来说,一九五二年的产量高于一九五○年和一九五一年,一九五○年到一九五二年食油供应情况是平稳的。但恰恰是在一九五二年的产量比前两年提高以后,反而不够供应一九五二年的需要。这就可以看出供不应求,不是因为这些物品的产量减低,而是在产量增加以后发生的现象。
  那末,供不应求的原因,是否因为出口多了?是否出口数量超过了抗战前?五年来,我们是有一定数量的粮食、油料、肉类和其他农产品出口的。我们认为这是完全必要的。我国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一百多年来受尽了帝国主义的剥削和压迫,人民掌握了国家政权以后,我们的重要任务,就是要改变我们国家经济的落后状态。这就是说,我们必须进口大量的机器装备,来建立我国的工业基础,以便在若干年以后,把我国改造成为一个高度工业化的国家。为了进口机器装备,我们必须用出口物资去交换。我国现在还是一个农业国家,能够出口的主要物品是农产品。如果在国内消费方面,不能节省出农产品去出口,那末,我们就不可能进口机器装备来进行工业建设。因此,全国人民应该自觉地节省凡属可以节省的消费品,以便供应出口。为了保证人民的需要,国家对于粮食、油料、肉类只准许一定数量的出口,对于其他农产品,那是应该尽可能首先供应出口,出口有余,再来供应国内需要。减少消费,当然是一件不舒服的事情,但是我们必须在两者中间选择一个:或者是暂时减少可以减少的消费,以便完成国家工业化,由此来建立我国能够进一步地发展农业和轻工业的基础,使我们有可能在将来迅速地增加各种消费品的产量;或者是尽其所有在国内消费掉,因而不能建设工业,使我国经济长期处于落后状态。全国人民自然应该选择前者,不应该选择后者。我们以为,不但是现在,而且是今后十多年内,只能采取节省国内消费、首先供应出口的办法。只有工业基础建立以后,工业装备的进口可以减少的时候,这种情况才能有所改变。
  我们虽然出口了一定数量的粮食,油料,但是现在比抗战前出口的数量或是超过不多,或是还有减少。粮食方面,一九五○年到一九五二年的四年中,平均每年出口三十一亿斤。九一八事变以后,东北地区每年出口多少粮食没有确实材料,因此就难有抗战前的完整的全国出口数字。根据海关的统计,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年的四年中,那时既有大米、小麦进口,也有大豆、杂粮出口,如果拿扣除进口的净出口来计算,那末平均每年净出口是二十三亿斤。解放以后的出口量,比那一时期每年多了八亿斤,从全国粮食产量来说,这并不是一个大的数目。油料的出口,抗战前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O年四年中,平均每年为二十四万六千吨,解放以后四年中,平均每年为二十三万六千吨,还减少一万吨,猪肉出口比抗战前略有增加,但是猪肉出口数量只占解放以来增产数量的百分之六,占全国猪的产量的百分之二多一点。解放以来,粮食、油料、肉类每年都有大体相等数量的出口,一九五○年到一九五二年市场供求情况是平稳的,到一九五三年才发生供不应求的现象。因此,这些物品供不应求的原因,不能说是由于出口所造成的。
  若干消费品供不应求的根本原因,是因为人民购买力增长的速度日益超过这些消费品生产增长的速度。这些消费品的产量增加了,但是人民购买力增加得更快。农民购买力提高的事实是很明显的,他们分得了地主的土地,几年的丰收,加上国家对于农产品的收购价格比起解放初期来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因此农民的生活是改善了。过去吃得稀、吃得少的农民,现在吃得干、吃得多了;过去为了交租还债、被迫出卖口粮的农民,现在不但不卖口粮,而且无需急于出卖余粮了。城市工矿区和农村经济作物区的粮食需要量增加得很快,但是农民不急于出卖他们的余粮,这是一九五三年发生粮食供不应求的根本原因。城市人民购买力提高的事实也是明显的。几年来物价是稳定的,工资收入比起解放初期来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最重要的是从一九五三年起,国家开始了规模巨大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全国就业人数又大为增加。这样,就大大增加了社会工资总量和城市人民的收入。正是由于城乡人民的收入增加了,才使产量增加了的粮食、油料、肉类、布匹发生了供不应求的现象。所以我们认为,有些人的看法是完全错误的。他们说,抗战以前国民党统治时期,对于上述几种消费品没有采取配给办法,现在反而采取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了,看来,现在不如过去了。事实正相反,上述几种消费品,比抗战前产量增加了,但是人民的购买力比生产增加得更快。国民党统治时期产量比现在低,当时不用配给,原因不是别的,就是因为那时只有军阀、官僚、地主、资本家有钱,几万万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远远不如现在。那时是少数人能够吃饱、穿暖,现在是几万万翻身了的劳动人民都有饭吃、都有衣穿。只要全国每一个人一年多穿一件衣服,一年就要多消费三千万到四千万匹布;多吃一斤肉,一年就要多消费六百万到七百万头猪;几万万人的消费水平提高,就会使增产了的消费品发生供不应求。这种情况难道可以说,现在不如过去吗?正相反,这恰恰是证明了绝大多数人民的生活比过去好了。
  增加生产是解决供不应求问题的根本办法,但是产量是不能立刻大量增加的。就现在条件来说,解决消费品供应问题的办法有两种:一种是听任这些消费品被囤积居奇,抢购涨价,那末,得到好处的将是投机商人,吃亏的是广大的消费者。另一种办法是实行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这种办法既保证商品所有者得到了合理的出卖价格,也保证消费者用正常的价格买到一定数量的消费品。因此,无论对于商品出卖者或广大消费者都是有利无害的,仅仅对于投机者不利,因为他们无法投机倒把了。我们采取后一种办法是完全正确的。
  国家对于农民自用以外的剩余粮食、棉花、油料实行计划收购,是否不利于农民?我们认为,这对于全体农民是有利的。如果不是由国家计划收购而听任私商、富农操纵农产品市场,那就是走解放以前的老路。那时能够等待高价、囤积居奇的只是商人和富农,广大的农民是得不到丝毫好处的。正相反,在私商、富农操纵的市场上,农民只能争出卖时被压价,买进时出高价。国家实行计划收购以后,农民就再不吃这种亏了。国家规定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牌价,是充分照顾了农民和消费者的利益的,是完全公道的。过去一年,国家在粮食收入和卖出之间,用于运费、杂费的赔贴,就有两万多亿元,世界上到那里去找补贴农民和消费者的粮食商人?当然,以国库补贴粮食的赔损,只是一时的现象,但是,仅仅这件事,就可以证明国家充分照顾了农民和消费者的利益。同时,国家卖出粮食的总数中,有三分之一以上是卖给缺粮的农民的,向国家买粮的农民,有一亿人口以上,他们或者因为种了经济作物,或者因为土地少粮食不够吃,或者因为受了灾,都在不同程度上需要国家供应粮食。因此无论从哪一方面说,农产品的计划收购,对于农民都是有利无害的。
  面粉,棉布、食油采取定量分配的办法,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赞成的。定量分配,当然是对于消费的一种限制,但是我们目前采用的定量分配,还不是一种全面的严格的定量分配,实际上只是某类物品中,一部分品种实行定量分配,例如北方的面粉是定量分配的,分配量也不多,但是其他粮种并未定量分配。棉布是定量分配的,但是供应的数量足够保证每个人必要的衣着。购买力高的人,还可以自由购买丝织品、毛织品、麻织品,因为这些织物并未实行定量分配。食油是定量分配的,对某些城市和乡村人口的定量也很低,但是肉类和动物油并未定量分配。所以,这样的定量分配,并未全面限制人民的消费。定量分配比之自由购买,对消费者来说当然是一件不舒服的事,但是如果听任商人囤积居奇,抢购涨价,那末,大多数人民不但会更加不舒服,而且许多人可能没有粮食吃,没有衣服穿。
  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政策,将来是否会有改变,我们认为计划收购这个政策,今后要继续实行下去,是不会变更的。因为一方面,由国家掌握各种货源是保证国,家进行有计划建设所必需;另一方面,保证我国农民走向富裕生活的道路,不是发展农村的资本主义,而是经过合作化走向社会主义。取消计划收购,等于放纵私商和富农去操纵农产品市场,农村的资本主义就会发展。计划收购是一种使全体农民不受人剥削、都能得到利益的社会主义的步骤。
  计划供应只能是一种暂时的措施,只要工业和农业的生产增加了,消费品的生产增加到可以充分供应市场需要的程度,定量分配的办法就应该取消。但是应该看到,取消粮食、油料、布匹计划供应的日子,并不会很快到来,因为粮食、油料是农产品,布匹的原料也是农产品,而农产品增产的速度是比较缓慢的,因此,我们便不能希望粮食、油料、布匹的计划供应,会很快取消。相反地,为了适应供求情况,今后几年内还有扩大计划供应范围的可能,我们应该看到,计划供应并不是供应数量的减少,它是消费水平提高中的节制,就是说,我们的消费水平在目前不能无限制的提高,只能是逐步的提高。应该看到,对生活水平提高的节制,并不表示国家经济状况的后退,正是显示出国家经济状况的前进,这是国家经济发展的正常状态。
  粮食、油料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已经实行了半年多。在过去这段时间内,事实说明了全国人民是赞助政府的。农民热烈响应国家计划收购的号召,粮食、油料都超额完成了国家的收购计划。城乡粮食计划供应的情况是平稳的,人民同政府是合作的,国家在粮食方面也超额供应了城乡人民。全国的市场物价是平稳的。但是这并不是说,政府在这一方面的工作没有错误和缺点,工作中错误和缺点是很多的。例如,粮食计划收购的数量,对某些农户有偏多偏少的现象,对供应农民的粮食分配,并不完全恰当;许多集镇尚未建立起国家领导的、没有私营粮商参加的粮食市场。由于国家没有掌握足够的食油,因此对农村食油供应就很少,许多地方的油坊尚未恢复榨油。所有这些错误和缺点,都要在我们今后的工作中加以改正。
  目前一个严重问题是某些农村食油供应量太少。有人问,如何解决?可否减少城市中的供应量来增加到农村去?关于食油问题在农民中有几种不同的情况:有一部分人食油是有余的,有一部分人食油能够自给,有一部分人食油不够自给或者根本没有。农村中本来可以自行调剂,互通有无的,因为食油供应紧张,这种调剂也减少了,这就更增加了农村供应的困难。城市中食油分配的定量是不高的。以北京为例,每人每月平均不过十两,许多城镇还比北京少。从城市中减少供应量来供应农村,并不能解决农村的缺油问题。因为城市供应数量中能够减少的很有限,假定每个人每个月再减少一两,分到农村去,每个农民分得的还不到二钱。油料是从农村来的,解决农村食油不足的唯一办法,是增加油料的产量。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政府已经规定办法,要求过去大量种植油料作物的农户,必须照旧种植,而且要以更多的油料卖给国家,保证国家和城市人民的需要;要求过去未能种油料作物的农户,家家户户在地边上、荒地上广种油料作物,到明年油料收获以后,保证家家都能达到食油自给,并且希望以后能够逐步做到拿出一定数量的油料卖给国家。我们相信,只要政府规定出适当的办法,全国农民是能够同政府合作的,食油供不应求的情况是可以逐渐缓和的。
  为了保障供应,为了巩固市场物价的稳定,在实行粮食、油料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同时,国营商业对全国私营工厂的产品更进一步扩大了加工订货和统购包销的范围,这些措施是必要的,符合于全体人民的利益的。但是,实行这些措施以后,在我国原有的商业关系中发生了一个重大的变化,这就是:国家对于某一种物品实行计划收购或者统购包销以后,这一行业的私营批发商就减少了货源,或者没有买卖可做,国家实行粮食、食油、棉布的计划供应以后,这些行业的私营零售商,就变成替国营商业执行代销、经销业务的零售商,目前国家对他们的政策是这样:对于私营批发商,能够继续经营的让他们继续经营;国营商业需要他们代理批发业务的,委托他们代理批发;能够转业的让他们转业;除此以外,无法经营的批发商从业人员,连同资方实职人员在内,如果他们没有别的谋生之路,自己又愿意,经过训练,可以由有关的国营公司和合作社依照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的工薪待遇,吸收录用。对于私营零售商,只要他们诚实地遵守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的规定,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将尽可能地委托他们代销、经销,他们也可以得到合理的营业收入。但是,凡属不遵守代销、经销的规定,犯有盗窃舞弊行为的人,国家将给以应得的处罚。
  我对于计划收购、计划供应的意见就是这样,是否妥当,希望各位代表指教。
  根据《陈云文选》(一九四九——
    一九五六年)刊印
  * 这是陈云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发言。
责任编辑:孟庆闯校对:总编室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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