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关于普遍推行种试验田的经验的通知

　　中共中央决定把湖北省委关于各级干部种试验田的报告在报纸上公布，并且要求全党各级组织加以讨论，根据这个经验改变自己的领导作风。
　　这个报告是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写的，说的也只是同时种试验田的若干县中的一个县即红安县的经验。现在种试验田的方法在湖北省已经比较盛行，其他省也有一些地方开始推广这个方法，某些工业企业中的干部也开始学习类似的工作方法。但是从整个来看，这个方法还远远没有在全国普及，全党认真讨论一次红安县的经验还有重大的迫切的意义。种试验田是一种彻底克服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方法。它可以打掉官风，使干部真正到群众中间去领导群众。它可以使干部走上“又红又专”的道路，实现政治和技术的统一。我们全党的干部必须实现政治和技术的统一，既不要作迷失方向的实际家，又不要作空头政治家。因此，在全国各地区各方面普遍推行种试验田的经验，是完成党的整风任务的基本关键之一。除了从事农业工作的干部应该普遍种试验田以外，从事工业工作、交通运输工作、财政贸易工作、文化教育工作以及其他领导工作的同志，也应该认真研究种试验田的方法，联系本身工作特点，得出必要结论，以便打掉官风，逐步达到又红又专的目的。
　　中共中央
　　一九五八年二月十四日
　　根据一九五八年二月十五日
　　《人民日报》刊印
    [附件]
　　中共湖北省委关于各级干部种试验田的报告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中央并各地、县委：
　　从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以后，我省农村干部的思想作风有了显著的转变。这个转变，和干部下放、干部参加生产领导生产，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亲自动手种试验田有密切的关系。干部种试验田，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创造，这对于贯彻执行党的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实现党对农业生产的具体领导，起着决定的作用。最近我省各县已经普遍地推行了这个办法，许多县在这方面有了显著的成效，开始从根本上改变着农村工作的面貌。以红安县为例：该县共有县、区、乡、社四极干部一千四百七十名，亲自动手搞试验田的有一千一百五十一名。其中有县委委员十四名，区委书记（指导组长）十七名，乡支部书记四十五名，社主任六百三十二名，共种了水稻试验田六百四十六亩，花生试验地四百七十六亩，还有棉花、红苕等作物的试验地。这些试验田的产量，都高于合作社一般田地的产量，县委委员、副县长萧林山培育的两亩水稻试验田，获得了亩产水稻千斤的丰收纪录。七里区区委书记王作中的一亩花生试验地获得亩产一千一百九十斤的纪录。此外，还有皮棉亩产一百斤，红苕亩产一万斤的丰产纪录。在试验田的推动和影响之下，实现了大面积丰产。全县有三百一十三个粮食亩产一千斤的社，一百二十八个花生亩产八百斤的社，二十一个皮棉亩产一百斤的社。全县十五种农作物样样丰收，全县七百三十二个合作社，社社增产。全县粮食平均亩产八百零八斤，提前十年达到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所规定的指标，据红安县委报告，红安县各级领导干部亲自动手搞试验田的经过情形是这样：
　　“四多”和“三愿三不愿”
　　1956年冬季以前，在县级机关里，流传着“四乡”、“三愿三不愿”的说法。所谓“四多”，就是“骑自行车的多，打篮球的多，穿大衣的多，吃食堂的多”。所谓“三愿三不愿”就是“愿坐在屋里开会办公，不愿下乡领导生产，愿到先进社，不愿到落后社，愿和乡、社干部打交道，不愿做深入的群众工作。”县委委员十八人，经常下乡的只有三人，至多不过七人。有些县级机关的领导干部，缺乏面向农村为农民服务的观点，按时上班，照例休假，给农民增加了很多麻烦和不便，农民群众很不满意。例如两道乡乡长为了到县邮电局交涉架设电话线的问题，在外边等了个把钟头，无人理会，说是“没有时间”，等到“有时间”，又没，“下班了”，乡长很是恼火，所以，在以后，邮局干部到两道乡去找他了解有关业务情况的时候，他也说，“没有时间”。邮局干部等了一会又找他，他也说，“我下班了!”两道乡乡长的这种戏剧性的报复行为，反映了农民对于县级机关的官僚主义作风的不满情绪。有些县级机关的领导干部不愿下乡，有的甚至即使“被迫”下乡，也是“人在乡下，心在城里”。例如税务局局长张福下乡才三天，就向乡干部说，“我要回到城里去剃头。”乡干部说，“我们给你找个好剃头师傅。”他说，“我要回到城里去洗澡。”乡干部说，“我们给你找个好洗澡盆。”他说，“我要回到城里去换衣服。”……就这样，骑着自行车溜回去了。由于上面领导的不深入，不具体，下面干部也照样学。从上到下，都习惯于用“开会”的办法解决问题。“会议多”的现象又出现了。永何乡支部书记陈开和一个月开了二十八天的会，影响得那个乡的劳动出勤率只达到60％。许多干部不安心农村工作，认为在农村工作“没有前途”，因而在工作中深入不下去。金牛区的工作员张汉兴，工作消极，好吃、好穿、好玩、好睡，在南台乡工作九个月，住了十四个社，社社都不欢迎他。前程社社员给他编了一首顺口溜：“张汉兴，不成人，白天光睡觉，夜晚熬死人。”许多合作社无人过问。桐柏乡联盟二社连年减产，该社驻社干部副区长韩维，就是一个所谓“挂名办社”的人。1956年这一年，是合作化的第一年，大家都缺乏办社经验，这是事实。但是，领导的不深入，不具体，一部分干部不安心农村工作，不热心办社，也是事实。因此，这一年，全县的合作社当中，减产社占10.7％，增产很少（5％-10％）的社占30％。
　　下放干部，表扬模范
　　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提倡艰苦奋斗的精神的教育和鼓舞之下，县委采取了一系列的有力的措施，改善领导，改进工作。主要的措施是精简上层，下放干部。派了十五个较强的区委干部，担任了十五个落后乡的总支书记，派了一百九十五个较强的区乡干部，担任了一百七十六个落后社的领导干部，并且采取了层层下放，长期固定在一个社里包工包产的办法。抽调了一百七十六名优秀的机关干部和八十七名乡干部，加强社的领导，又抽调了一千二百四十名社干部加强生产队的领导。对于所有下放到乡、社、队的干部，提出了长期负责到底的要求。鉴于有些干部是“人下放了，思想还没有下放”的情况，在全体干部中发动了一次对于先进人物模范事迹的讨论。这些先进人物如要求下放，回乡积极办社的乡总支书记黎海清；大公无私，舍己为社的社主任江藤荣；大胆革新，不怕困难的社主任辛时龙；艰苦办社，变落后社为先进社的乡长汪遵汤，艰苦深入，团结帮助乡干部的机关下放干部叶敦文；模范烈士家属徐大妈等同志的模范事迹，对于广大干部，起了深刻的教育作用。例如原来对于“下放”颇有抵触的下放干部陈洪国在参加了这次讨论之后，检讨了自己的错误思想，决心在十里乡中心社干一辈子。经过干部下放和开展了这次讨论之后，不仅社社有人负责，而且大大地激发了干部办合作社的积极性和责任感。占店乡支部副书记黄成中过去东跑西走，早出晚归。自从固定驻社以后，三个月没有回家一次。社员说他“去年当老婆的卫士，今年做了人民的勤务员”。
　　参加生产，领导生产
　　在干部下放的同时，县委强调了干部参加生产，领导生产，县委十八个委员中，经常下乡的十四人，县级机关干部，轮流下乡，短期下放，县委办公室也搬到重点乡去了。但是，有些同志虽然下了乡，工作还是深入不下去。曾经三次申请调离农村的高桥区指导组长王树昌和农场乡支部书记邓开志，穿着鞋袜，在田岸上“检查生产”，一个社员对他俩大声叫骂：“娘卖瘟的，摇摇摆摆，像个相公（少爷），莫把我们的田埂子踩坍了!”王树昌问：“你骂谁？”那个社员说，“我骂你!”王树昌把这个情况向当时在乡下工作的县委副书记张景田同志反映。张景田同志说，“骂的对!这是因为我们没有参加生产领导生产!”张景田同志向这个区的干部讲了这件事，号召这个区的干部参加生产，领导生产，他本人带头花了一块多钱买了一把锄头。在他的影响下，全区干部每人都买了一把锄头。不久，全县农村干部一万零九百二十五人中，有97％的人自备了锄头、镰刀和劳动手册，参加了生产。县委组织部长潘知在八里乡万兴社白天帮助社里犁田、送粪，夜里帮助社里搞包工包产。社员夸奖他是“文武双全”。广大干部参加生产之后，和农民群众的关系更加密切了，对于当时生产起了推动作用。但是，也带来了新的问题：干部在参加社的生产的时候，往往被分派到和妇女、小孩在一块干些轻活，不容易了解情况，发现问题，有的干部虽然担任了主要劳动，也是由于成天参加生产，忽视了领导生产，不了解全面情况，就很难系统地总结经验，指导全面。例如张店乡副乡长熊传毓在星光社干了三天农活，开会时，一点情况也谈不出来。他很苦恼地说：“这是搞的么名堂，累的腰酸背胀，工作还没有做好!”差不多有半个月的时间，许多干部都有着熊传毓的那种苦恼。看来光是一个人一把锄头，参加生产，还很难达到领导生产的目的。怎么办呢？
　　种了试验田，实现了具体领导
　　县委第一书记程鹏和农村工作部长库崇德在县委重点乡杏花乡建苏社摸索到了一条经验，这就是用领导干部亲自动手种试验田的办法，可以更好地做到参加生产、领导生产。
　　1957年3月间，正是花生播种的时候，程鹏和区技术站长祝翼宏一块在建苏社五峰岗生产队选择了一亩地作为花生试验地，吸收了这个生产队的技术员秦老五和对于花生生产有经验的富裕中农秦必权参加了试验地工作。程鹏依靠这些技术干部和有经验的农民，在这块试验地上亲自试验，认真研究，做出了活的榜样。例如在花生播种的时候，当地的习惯是不上底肥，说什么“花生不要肥”。程鹏问秦必权“怎么办？”秦说，他过去是看田施肥，不光施水粪，还有草木灰。程鹏问祝翼宏“对不对？”祝翼宏说，对，不仅要氮肥，还要磷肥。商量的结果，就决定要施底肥。当地的习惯，下种只下一粒米或者两粒米。秦必权说，他下过三粒米，增加了生产。技术干部也主张三粒米。商量的结果，就决定下三粒米。当地的习惯是白子下地，技术干部主张根瘤菌拌种。有人误以为这是药，怕烂了种。经过程鹏和技术干部解释说，这是一种施肥的方法，于是，就决定用根瘤菌拌种。当地的习惯，花生不密植，程鹏和祝翼宏、秦必权、秦老五等商量，可以实行7×8寸密植。照上面说的办法播种之后，花生苗长的很好。
　　又如，在花生薅草的时候，当地的习惯只薅一两道草。程鹏访问了有经验的农民，他们说了三句顺口溜，总结了花生薅草的经验，这就是“头草刮（即薅的浅），二草挖（即薅的深），三、四道草如绣花（即薅的细）”。并且说，在薅二道草的时候，要结合培土壅兜。商量的结果，决定这样做了，花生苗越长越好。
　　又如，在抗旱的时候，有人说，“自古以来受了干的花生苗，不能浇水，一浇水就要瘁死。”程鹏和他的助手们研究的结果，受了干的花生苗一样可以浇水。办法是早晚浇，不会“瘁死”。商量的结果，这样做了，战胜了大旱。
　　有了这些活的榜样，就召开现场会议，进行参观评比辩论和总结。程鹏就是这样在花生的播种到收获的全部过程中，依靠自己亲身参加的这块试验地，对于全县的花生生产实现了具体领导。其他县委委员和区、乡、社领导干部也都是通过试验田来实现对生产的具体领导。
　　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钥匙
　　各级领导干部亲自种试验田的方法，是最有力量的说服和示范的方法，这种方法的根本特点就是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和农民群众三者相结合，对于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和农民群众本身都有莫大的好处。对于领导干部来说，通过种试验田，找到了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钥匙，找到了打破保守思想，推广先进经验，实行以点带面，点面结合的武器，打开了如何对农业生产实现全面的、深入的、具体的领导的“闷葫芦”，及时地了解了情况，发现了问题，倾听了群众的呼声，集中了群众的智慧，可以有效地避免或者减少工作中的主观主义和命令主义，更好地贯彻执行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对于技术干部来说，得到了领导和群众的支持，提高了钻研技术的积极性，向领导干部学习了群众运动的经验，向农民群众学习了生动活泼的生产经验，既提高了政治思想水平，又提高了技术、业务水平。对于农民群众来说，最切身的实惠是增加了生产，增加了收入，改善了生活，从而更加发挥了集体劳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上面说的这些好处，是领导干　部、技术人员、农民群众三者相结合的基础，有了这个基　础，试验田的方法，才能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提高。现在　试验田已经普遍到各个社和生产队，并且出现了大批的　丰产田，
　　训练了崭新的技术队伍
　　各级领导干部亲自搞试验田的方法，是训练崭新的　技术队伍的有效方法。红安县的县、区、乡三级干部七百六十六人（其中有知识分子干部一百二十二人）中，学会　了耕田、耙田、防治虫害、选种、拌种、掌握农业季节、栽秧、锄草的干部由1956年的18％，增加到1957年的66.2％。各级领导干部大部分都学会了基本的生产技术。这不仅对于加强生产的具体领导有决定意义，而且对于培养崭新的技术队伍也有决定意义。各级领导干部亲　自种试验田，在做的当中，得到教训，提高了觉悟，转变了作风，增长了才干，更进一步获得了群众的爱戴和支持。　以前到处不受欢迎，被社员讽刺为“不成人”的张汉兴，在亲自搞了试验田之后，改变了社员对他的看法。社员们说，“张同志在我们社里干一辈子，我们也欢喜。”以前不安心农村工作，被社员讽刺为“洋苕”的知识分子龚全安，在种了试验田，得到群众的表扬以后感慨地说：“出了家门进学门，出了学门进机关，出了机关进社门，谈起生产是黑门。种了试验田，生产入了门。”以前在田岸上检查生产，挨了骂，被社员讽刺为“检查官”的指导组长王树昌，现在被群众呼为“技术员”。亲自搞了试验田的干部都有这样的体会，从头到尾具体地熟悉了农作物的生产过程，学到了许多极为有用的生产知识，感到对于农业生产的领导，有兴趣，有劲头，有把握了。对于勤劳勇敢的农民群众的感情更加深厚了，对于农村的一切，特别是对于农作物的生长，也发生了感情。八里乡指导组长阮观胜在县里开完抗旱紧急会议以后，时间已是下午了，他赶了七十里路，回到自己所在的社，连门也不进，就赶到田里去看庄稼。没有月光，没有星光，也没有手电，就伏到田埂上用手去摸田里有没有水，他生怕田里的稻苗干死了。红安县的广大干部由“人在乡下，心在城里”转变为“人在城里，心在乡下”和“人在社里，心在田里”了。当然，这些和农民、和土地、和农作物、和农村的一切发生了感情的干部，现在不仅非常安心农村工作，而且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劲头正在越来越大。他们和群众商量的结果，满怀信心地制订了1958年的生产规划，要求1958年全县的粮食和花生的每亩产量都达到九百斤，争取达到一千斤，棉花每亩的产量达到一百斤；要求全县粮食的总产量比1957年增长20％以上，花生的总产量比1957年增长50％以上，棉花的总产量比1957年增长50％。
　　这就是红安县的各级领导干部亲自动手种试验田的经过情形。麻城、孝感等县的情形基本上也是这样。红安县委对于这个问题已经进行了一次总结。省委要求各地委、县委也像红安县委一样，在这个问题上进行一次检查和总结，要求他们学习红安县委改变领导方法，转变干部作风，派干部加强落后乡、落后社、落后队的领导，争取社社增产，各种作物样样丰收的经验，特别是要把领导干部亲自种试验田的方法坚持到底地干下去。总之，领导要带头，革新先试验。干劲加办法，跃进定实现。
　　以上报告，是否妥当，请中央指示。
　　中共湖北省委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根据一九五八年二月十五日
　　《人民日报》刊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