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思想战线问题座谈会上的讲话

　　我先讲讲，讲六点意见。
　　第一点意见，我们召开这次会议的目的。
　　这次会议，是中央书记处决定召开的，由中宣部主持的。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国务院的同志，有各省、市、自治区的同志，有理论界、文艺界和新闻出版界的同志，有部队的同志，一共是三百二十多位。这个会叫什么会？叫思想战线问题的座谈会。讨论什么问题呢？就是讨论邓小平同志七月十七日关于这个问题的谈话。
　　六中全会以后，小平同志有两次重要的谈话：一次是同万里、余秋里、谷牧、姚依林同志谈关于经济战线上的问题。这个谈话记录还没整理出来，我的意思，还是把它整理出来。他这次谈话的主要意思，是要积极想办法把经济搞上去，经济发展要有一个经过努力能够达到的速度；如果搞不上去，我们这些在台上的人就要受到责备。另外一次谈话，就是七月十七日同王任重、朱穆之、周扬、曾涛、胡绩伟五个同志的关于思想战线问题的谈话。我们书记处议了一下，认为小平同志这两次谈话非常重要。一个经济问题，一个思想领导问题，这两个问题，都是牵涉到我们今年下半年全局的问题，两个问题都要进一步讨论。经济问题，我们想八、九月份作点准备，我们书记处同志下去做调查，同时要各部委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在八月底以前向中央做个报告，准备九月底或者十月初，在中央机关召集一千人左右的大会，讨论一个星期。我们这次思想工作会议先开，走在经济工作会议的前头，也可以叫思想先行，或者叫捷足先登。思想战线这条腿应该跑得快点嘛。
　　第二点意见，小平同志七月十七日谈话的主旨是什么？
　　小平同志的这个谈话，大约二千七百多字，它的基本点、核心是什么？我的看法是一句话：我们党对思想战线的领导处于软弱的状态，必须改变这种状态。我们必须把这个主题、主旨抓住；抓住了，问题才能研究得透，解决得好。
　　在这里要解释一下，小平同志这个讲话，是准备作为中央文件发下去的，是经过两次整理和小平同志同意定稿的。
　　小平同志说：“要找宣传部门谈谈思想战线上的问题，特别是文艺问题。党对思想战线和文艺战线的领导是有显著成绩的，这要肯定。工作中也存在着某些简单化和粗暴的倾向，这也不能否认和忽视。但是，当前更需要注意的问题，我认为是存在着涣散软弱的状态”。这就说明问题的重点是要解决我们思想领导的涣散软弱问题。因为小平同志最近着重接触的是文艺界的问题，所以就特别联系了文艺问题，但他谈话的主旨是要解决思想领导的涣散软弱问题。它的意义不是只限于文艺战线，也不是只限于思想战线本身。因此，我们要弄清楚，这次会议是要正视我们党对整个的思想工作领导软弱的问题。这就是说：
　　第一，小平同志提出的思想战线领导的涣散软弱状态，指的不是个别部门，个别地方，个别单位，而是全党的一个带普遍性的问题。如果把加强思想领导只看成是某一个局部问题，那就减弱了小平同志谈话的童义。思想战线要加强思想领导，经济战线也有个加强思想领导问题，军队也有个加强思想领导问题。
　　第二，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首先不是追究谁的责任，而是要分析我们对思想战线的领导涣散软弱状态的原因，看看有什么历史原因、领导原因、主观原因，提出研究克服涣散软弱状态，使我们思想领导统一坚强起来的办法。不是首先追究谁的责任多一点，谁的责任大一点。如果这样，我们就变成争高低，争输赢，怎么能把工作搞好？当然，从总结经验教训出发，责任问题也不是不可以谈，但主要不是追究哪一个人的责任，而主要是分析原因，提出办法。这个态度很重要。态度不端正，我们讨论问题的时候很可能出偏差，弄得不好，甚至会走到邪路上去。如果说追责任，思想领导软弱的责任在哪里呢？首先要追中央书记处，因为思想工作也是我们领导的嘛，首先是总书记，你管这个嘛。当然，中央书记处也不能大包大揽，好象只有中央书记处是软弱的，别人是坚强的。不能这么说吧。每一个单位，每一个领导干部，都要想一想，我这个地方是坚强的，还是软弱的？是统一的，还是涣散的？把自己摆进去，才能学到一点东西。
　　第三，更重要的，是要研究克服涣散软弱状态，坚强起来，振作起来的正确办法、正确途径。不能说因为我们过去软弱了，现在要坚强起来，那么好吧，就大批大斗，大轰大嗡地猛上一阵吧！这个不行。如果找不出克服涣散软弱状态，使我们的领导统一坚强起来的正确途径，我们就要重犯历史性错误，很可能我们这个会议还没开完，下面就传开了，又要“反右派”了！这是不对的。无论如何，我们再不能忘记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所说的：“思想斗争同其他的斗争不同，它不能采取粗暴的强制的方法，只能用细致的讲理的方法。”思想问题，“只有采取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才能真正发展正确的意见，克服错误的意见，才能真正解决问题”。坚强起来，不是鲁莽从事，不是大轰大嗡，不是乱批乱斗。鲁莽从事，大轰大嗡，乱批乱斗，算不了什么坚强。
　　第三点意见，在思想批评和思想斗争上，我们应该如何正确对待历史经验。
　　为了改变思想战线上领导的涣散软弱状态，变为统一坚强，需要正确地对待历史经验。
　　历史经验从什么地方说起呢？我的意思，可以从一九五七年二月毛泽东同志《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篇著作说起。他在这篇著作中第一次提出，社会主义社会是充满着矛盾的，社会主义社会要在揭露和解决矛盾中前进。毛泽东同志在这部著作里讲，社会主义社会有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要用不同的方针和方法解决。他还说，如果处理得当，敌我矛盾许多可以转变成非对抗性的矛盾，如果政策恰当，敌对阶级的成员大部分可以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新人；如果处理不当，人民内部矛盾也可以激化为对抗性矛盾。毛泽东同志这篇著作是一大贡献，是他在社会主义时期增加到马克思主义宝库里面的新的财富。这个问题，六中全会的决议上也写了，在关于毛泽东思想那一部分里有，最后一部分也有。毛泽东同志还在这篇文章中重申了在思想上政治上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公式：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使矛盾得到解决，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延安时期叫团结――批评――团结，比较简单，一九五七年说得更完全了。开国初期，毛泽东同志曾经特别强调“在新的基础上”这几个字。全党同志都承认毛泽东同志这部著作是光辉的。里面虽然有个别段落是在反右派后加上的，有些提法同全篇的基本论点和“八大”的基本方针不协调，但很容易辨别出来，不影响它的主要价值。它过去也好，现在也好，将来也好，对我们都是很有指导意义的马克思主义的著作。
　　但是，恰恰就在毛泽东同志提出这些思想以后，发生了问题。问题在哪里呢？问题在后来我们的实际工作没有贯彻他的这些正确观点，他自己也没有贯彻。他的话是一九五七年二月讲的，六月发表的。毛泽东同志给我们留下了伟大的思想财富，但是在实际工作中，包括他自己在内，却违背了他自己提出的正确原则。从反右派以后，到他去世，将近二十年。这二十年中，先是在局部性的问题上，以后是在全局性的问题上，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把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夸大为敌我矛盾。我们党长期行之有效的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三大优良作风，被破坏了。“文化大革命”中间，更是把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优良作风歪曲成为搞派性活动的一种借口，一种护身符，把所谓批评（当时叫批判，实际是缺席裁判）变成比王明路线时期还要严重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毛泽东同志他自己犯了这个错误，我们党里许多同志，或者大多数同志（包括我在内），也在不同程度上犯过这个错误。有的同志犯得重一点，有的同志犯得轻一点，有的同志觉悟得早一点，有的同志觉悟得迟一点，有的同志甚至到现在恐怕还没有觉悟。所以，党内外许多同志一听说要搞思想斗争，要搞批评和自我批评，就顾虑重重，心有余悸，就感觉怀疑和恐惧。这是可以理解的。二十年中的主要错误就在这个地方嘛。但是有些人却不同。他们一听说要有适当的思想斗争，一提起要搞批评和自我批评，就反感，就抵制，就反对。他们批评别人攻击别人可以，要他们受批评那可不行，自我批评更不行。这就是完全错误的了。这种思想是危险的，是有害的，是远离马克思主义，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的。我们这次会议必须尖锐地提出这个问题。从我们的老祖宗起，马克思、恩格斯，到毛主席，一直到我们现在的党中央，我们无产阶级政党，没有批评和自我批评行吗？毛泽东同志在《论联合政府》中讲：“有无认真的自我批评，也是我们和其他政党互相区别的显著的标志之一。我们曾经说过，房子是应该经常打扫的，不打扫就会积满了灰尘；脸是应该经常洗的，不洗也就会灰尘满面。我们同志的思想，我们党的工作，也会沾染灰尘的，也应该打扫和洗涤。'流水不腐，户枢不蠹'，是说它们在不停的运动中抵抗了微生物或其他生物的侵蚀。对于我们，经常地检讨工作，在检讨中推广民主作风，不惧怕批评和自我批评……正是抵抗各种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侵蚀我们同志的思想和我们党的肌体的唯一有效的方法。”是不是还有第二个有效的方法呢？我们全党要考虑这个问题。你把犯了错误的人捉起来，能不能解决问题？你不管他，或者向他磕头，行不行呢？当然不行。最有效的办法，只能是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所以，一提到批评和自我批评就反感，就抵制，就反对，是远离马克思主义和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的。这一点，我们每个革命者必须明确。
　　我们有两种历史经验，不是一种历史经验。第一，我们有正确的历史经验，这就是我们树立了并且坚持了三大优良作风，搞理论联系实际，搞密切联系群众，搞批评和自我批评。正是由于我们坚持了三大作风，才能够使我们的党不断地兴旺发达。回忆回忆我们党的历史吧。遵义会议，就是经过了批评和自我批评。我们的“七大”之所以开得好，是先整了风，也就是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有三次：第一次是三中全会。人们说三中全会开得很好。三中全会之所以开得好，是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还有必要的斗争，才有这个拨乱反正的结果。没有三中全会开展批评自我批评和必要的斗争，我们坐在这里的几位同志都出来不了，比如杨尚昆同志。所以，三中全会之所以开得好，是经过了斗争的。第二次是去年十一月和十二月政治局扩大会，第三次是六中全会，也都是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经过必要的斗争的。历史决议改了多少遍，讨论来，讨论去，不也是经过了许许多多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而且决议本身，就包含最深刻的自我批评。所以，第一，我们有正确的历史经验，就是凡是我们坚持三大作风的时候，我们的党就兴旺发达。离开三大作风来谈兴旺发达，就寻不到根，找不到源。这是一种历史经验。
　　我们另外还有一种经验，错误的历史经验。建国以来，其代表就是“文化大革命”，那是个典型，就是无限上纲，乱批乱斗，乱打一通。这种乱斗一气，乱打一通，我们说了，永远不能搞了，不应该搞了。
　　可是，我们有的同志往往只想到错误的历史经验，而没有想到我们还有正确的历史经验。很多同志谈起要恢复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往往只记得一条，就是实事求是，而不记得还有密切联系群众，还有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不能密切联系群众，不走群众路线，不开展必要的批评甚至斗争，实事求是就只能是空谈。三大优良作风是不能割裂的。我在“七一”讲话（这个讲话并不是我个人的创作，是集体创作，书记处、政治局讨论了的，几十个人参加修改的）中有这么两句话：我们已经从挫折和错误中学到了许多东西，我们还将要继续学到更多的东西。这个意思是，我们从正反两个方面已经学到很多东西了，我们还要、还将要学到更多的东西。我们有些东西还没有学会。不是说哪一个人，比如说中央的同志都学会了，更不是说我胡耀邦都学会了，决不能那样说。我们还有许多东西没学会。我觉得，正确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问题我们很多同志就没有学会，我们开这次会也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
　　第四点意见，全党都必须学会动用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武器，来增强团结，改进工作。
　　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建立还不久，而且遭到了林彪、“四人帮”的严重破坏，现在的问题还很多，困难很大，任务很重，人民对我们的希望很高。我们必须注意我们国家这么一个总的状况。在我们面前，还是有两类矛盾，如毛泽东同志过去提出的那样，一种是敌我矛盾，或者是带敌我性质的矛盾，我们不能掉以轻心。我们的历史决议，鉴于历史的教训，根据实际情况，取消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提法，取消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提法，但是肯定了“还有阶级斗争”的提法。我在“七一”讲话中，根据小平同志的意见，写了两句话：“我们正在致力于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致力于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改革和完善”。这两句话，就是要加强人民民主专政，其中也包括要正确进行阶段斗争，正确处理敌我矛盾。这一方面的问题，这里不多讲。
　　我们现在还有另一种矛盾，更大量的矛盾，这类矛盾如果我们处理不好，可能就如小平同志在谈话中指出的，弄不好会使矛盾激化，会出大乱子。所谓弄不好，来自两个方面：不教育，不批评，撒手不管，要出乱子；批评得不恰当，教育得不恰当，也会出乱子。现在更大量的矛盾，总的来讲，还是人民内部矛盾。这类矛盾中，我现在要谈到的，主要有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是在重大的原则问题上，首先是在坚持还是怀疑、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问题上，在政治性的问题上，公开散布极其错误的言论，这里也包括某些很有害的文艺作品。另一方面，是搞派性活动，官僚主义，工作中严重的不负责任和各种不正之风。而这两个方面的问题往往又互相联系，互相影响，互相交错。上月二十九日，我在中央党校第六期毕业生大会上发表了一篇简短的讲话。我说，据我看，我们粉碎“四人帮”将近五年了，有三个还没有根本好转：一个党风还没有根本好转；一个社会风气还没有根本好转；一个社会治安还没有根本好转。有些地方，三种同志受孤立：第一，拥护三中全会以来路线的同志受孤立；第二，积极干工作的，工作卓有成效的人受孤立；第三，敢于坚持原则，讲公道话，敢于同错误言论和歪风邪气作斗争的人受孤立。这三种人都是好同志。好同志受孤立，说明什么问题？我们必须敏锐地看到，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党，我们的社会，还有问题，还有大量矛盾，还有许多消极现象、消极因素。主要问题还在于我们党员的思想政治状况有问题。在这种现象面前怎么办？我们只有两条路可以选择：一条叫闭着眼睛不管；另一条，就是抖起精神批评，或者叫理直气壮地批评。理在我们方面，理在人民方面，你怕什么？正义在我们这方面。歪风邪气，错误言论，是没有多少群众基础的，因为它根本不代表人民的利益。要敢于理直气壮，或者叫敢于抖起精神批评、揭露，这才能恢复和发扬我们的好传统。
　　有同志说，有人不赞成批评，反对批评，是因为不了解情况，不了解真相。这有点道理，但是不完全有道理。我有这么点看法，凡是诚实的人，郑重的人，善良的人，在事实没有准确了解以前，在是非没有分辨清楚以前，他顶多只会在批评面前表示沉默，表示犹豫，而不会一味反对。他只会是：哎呀，这个东西敢不敢批评？批评了好不好呀？考虑考虑吧。比如说，六中全会，我们不但批评了毛泽东同志，而且批评了现在的一个领导同志。凡属是诚实的人，郑重的人，善良的人，他可能会说，哎呀，我现在弄不清楚，为什么又要批评一个同志，要考虑考虑，但不会一味反对。凡属一味反对批评的，很可能是这么三种人：第一种，是自以为是的人。他根本不想搞调查，不愿意弄清真相，却老是以为自己了不起，已经看清一切，看透一切。第二种，是有一定错误情绪的人。你说他不了解一点真相，他也了解一些，但看问题、想问题有成见，有错误情绪。第三种，是别有用心的人。这第三种人，他不赞成正确的批评，而赞成批评那些主张进行正确批评的人；他不但要批评那些人，基至还要打倒那些人。所以，对一味反对批评的人，我们要做点调查研究，做点分析。我主张，我们中央的机关，各部的党委，各省、市的同志，对待情况和问题都要搞一点调查分析，不要心中无数。
　　小平同志谈话还提到另外一种情况，就是：“现在有的人，自以为是英雄。没受到批评时还没有什么，批评了一下，欢迎他的人反而更多了。”这是个什么问题？同志们可以回忆回忆，这几年来有两件事情：一件事情是有个出卖情报的反革命分子被关起来以后，不少人向他表示所谓同情。这个反革命分子丑化我们的党，丑化我们的国家，丑化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丑化我们的人民，这些人不出来批评他，挽救他。等到他出卖国家机密，触犯刑律，被判刑了，这些人却对我们大肆批评了。这些人要说很多，也不见得多。第二件，就是这次批评白桦同志，也有不少人对他表示支持，还在给他写信。要分析分析，是些什么人写信？要学学鲁迅。一个托派在一九三六年给鲁迅写信，说你如何如何好、英明。鲁迅一看，是这样的人来捧我，就回了一封信，骂了他一通。如果一个反革命分子写信捧我，我洋洋得意，那岂不是把自己同敌人等同起来了？敌人向我鼓掌，我还自鸣得意，我把自己摆到哪里去了？向受了正确批评的人表示同情，确有糊涂人，确有情绪不对头的人，也确有极少数反革命。给白桦同志写信的人决不都是坏人，其中有很多是认识不清的人，但是必须提醒白桦同志要痛下决心，认识和改正自己的严重错误，既不要计较批评文章是否十全十美，感觉自己受了“委屈”，更不要因为收到不少支持的信而感觉安慰，认为这才是“春天的厚爱”。决不能这样想！真正的春天的厚爱正是一时使自己感觉痛苦的严厉批评，而不是因为受了批评而得来的“同情”。我们大家都要注意这个问题，否则我们会上当。担任领导工作的同志要清醒地认识这种现象。犯了错误受到批评的同志，为什么有一些人支持？他们的用意是什么？我们都要清醒。
　　至于说我们怎么样开展批评，我们党历史上有很多好的经验，我们新的党章修改草案有规定，中央通过的党内政治生活十二条准则也规定得非常详细，其中特别对正确的批评和所谓“打棍子”划清了界限。我以为，现在主要不是没有章法的问题。我们要进行适当的正常的思想斗争，开展必要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不是说我们党现在没有章法。现在有章法，而且章法很多。如果我们还要求中央再立多少章法，我觉得不妥当。粉碎“四人帮”以来，我们已经总结了历史经验，立了许多章法嘛。我们现在的问题是没有很好的实践，主要是我们党的政治生活，组织生活不健全。我们这么一个大党，我们的党是深入到全国一切地方、一切部门，哪一个地方没有我们党的组织？支部、党员到处都有。主要是我们党的生活不健全，我们的党委不领导，该党委处理的问题不讨论，许多事情党委不带头，自己不走群众路线。说是批评和自我批评出偏差怎么办？你坚持原则，走群众路线，就不会出偏差，至少不会出大的偏差嘛。前不久，中央开了个河北工作会议，河北的同志来了二百多人，这也是走群众路线。有一天，我们搞了一个民意测验：对于河北地市委以上的干部，你们主张哪些同志要调开，来一个秘密投票，不许串联，无记名投票，记名也可以，你们主张调出哪些同志，投个票，供中央和省委参考。省委常委不参加投票。河北同志共二百零一个，投票一百八十一张。投票的结果，主张要调开的有好几位同志（一不撤职，二不开除党籍，三不处分）。可见，走群众路线可以减少犯错误嘛。所以，我的意见，现在我们主要不是没有规章，主要是我们没有认真地实践。毛泽东同志说，正确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并不难掌握，他说：“以'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为宗旨的整风运动之所以发生了很大的效力，就是因为我们在这个运动中开展了正确的而不是歪曲的、认真的而不是敷衍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批评要正确，不要歪曲。你歪曲，他就有理说不清了。自我批评要认真，而不是敷衍。一九四五年，我们当时在延安的同志可能记得，王明的自我批评是敷衍的，博古同志的自我批评是认真的。一个人的检讨不在乎字数多不多，而是看你是诚恳的还是虚伪的。所以，只要我们的党委把这个事情领导起来，抓起来，坚持原则，认真实践，我们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是可以掌握好的。我们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是为了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这就要坚持原则。而在现在，就首先要求同中央保持一致，同六中全会保持一致，尤其是要坚持中央多次重申、在六中全会又一次重申的四项基本原则。这是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致的共同基础。我们观察历史，观察现状，都应该以六中全会的决议为标准。否则，我们用什么标准来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又能在什么基础上团结呢？
　　第五点意见，我想专门谈谈理论界、文艺界和新闻出版界的思想领导问题。
　　为什么要专门谈这个问题呢？因为我们这一次讨论的就是思想战线的问题嘛。我们理论界、文艺界和新闻出版界确实存在一个思想领导软弱的问题。我想，当前解决理论界、文艺界和新闻出版界的思想领导问题，简单地说来，就是要三个充分肯定，三个必须做好。
　　什么是三个充分肯定？第一，成绩很大，充分肯定。这几年来，不管是新闻界、理论界、出版界、文艺界，还是教育界、社会科学研究等，成绩都很大。第二，绝大多数同志是好同志。第三，中央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思想工作政策，文艺政策，坚持不变。这就是三个充分肯定，这用不着多说了。
　　什么是三个必须做好呢？
　　第一个必须做好，是要把对电影剧本《苦恋》的批评做好。为什么呢？因为对于《苦恋》的批评，《解放军报》和其他一些报刊四月间就已经进行了。《解放军报》的批评，小平同志已经作了正确的评价。但是全国文联、作协、影协这些直接有关的组织至今还没有开始。这就是思想战线的领导涣散软弱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当前思想界的一个有代表性的现实问题。这个问题关系很大，敌视我们的人都在看着我们怎么办，必须迅速认真解决。小平同志谈话中最后还说：“关于对《苦恋》的批评，《解放军报》现在可以不必再批了，《文艺报》要写出质量高的好文章，对《苦恋》进行批评。你们写好了，在《文艺报》上发表，并且由《人民日报》转载。”坚决执行这个决定，是文艺战线和整个思想战线的迫切任务。最重要的，我们要把为什么再要补一课，从思想上讲清楚。我们为什么对批评《苦恋》问题还要补一课呢？这是因为，第一，《苦恋》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类似《苦恋》或者超过《苦恋》的要脱离社会主义的轨道、脱离党的领导、搞自由化的错误言论和作品，还有一些。对这种错误倾向，必须进行严肃的批评而不能任其泛滥。第二，国内外有些人大肆歪曲批评《苦恋》的真相，散布了大量的煽动性的、挑拨性的言论。我们现在好好收一个场，也是好好开一个场，否则以后我们批评就阻力重重。我刚一登文章，香港有的不怀好意的报纸就引用辛弃疾的词：“更能消几番风雨，匆匆春又归去”，作为大标题。我们四月才开始批评的嘛，恰恰是春天，他们的意思是说我们的国家还能经受几番风雨，刚刚搞了百花齐放，说春天来到了，可这个春天又归去了。然后就散布了大量的东西，一直延续到六七月份。散布了这么多挑拨性的东西，我们不把它澄清一下，那末我们的思想工作怎么个做法子？我们如果不在这个问题上讲清楚，我们今后怎么搞批评和自我批评呢？首先就是软弱无能，我们也锻炼不出来。所以，必须补这么一课。本来这个问题好解决，但当时我没有注意到，我也有一份责任。如果当时我们建议文联开个会，请一些作家艺术家来，对《苦恋》作个公正的评价就好了。现在看起来，当时没有走群众路线，如果走走群众路线就好了。现在我想还得这样做。然后按小平同志的主张，由《文艺报》写文章，文章只能写好，不能写坏，请我们的文艺评论家最大限度地发挥聪明才智。全国解放前夕，毛泽东同志写文章评艾奇逊的《白皮书》，五篇文章只用了个把月。我们现在搞了半年了，连一个批评稿子都写不出，哪里有这么难啊？这篇批评文章搞好了，对全国人民是个教育，对反革命的气焰是个打击，对糊涂人是个帮助，对白桦同志本人也是个帮助。白桦同志接到很多信，他认为他有群众，这就涉及我刚才讲的那个道理：为什么不分析一下？现在，除了《文艺报》写文章，其他老作家、中年作家、青年作家，当然也可以见义勇为，但是为了避免造成围攻，还是适可而止的好。要批评的问题多得很嘛，不要集中在一个人、一部作品上面。对白桦同志，还是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不要一棍子打死，白桦同志还是写了好作品的嘛。但是《苦恋》就是对人民不利，对社会主义不利，应该批评嘛！这个话都不敢讲？去年二月份形势没有今年这么好，当时周扬同志和我，对《假如我是真的》那个戏鼓足干劲进行了批评，敢于讲这个戏是不好的。好就说好，不好就说不好，是非要分明嘛。小平同志对我们老一辈作家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说是要请他们帮助某些中青年作家，向他们进一言，搞传帮带，这个好嘛。要批评，帮白桦同志和一些别的同志洗个澡，我觉得，对他们是有好处的。我最近在几件材料上对两三位中青年作家也批了几段话，完全是出于好意。同志们，没有必要的批评，是害人的。一个叫捧杀，一个叫骂杀。有个电影叫《苦果》，反映一个姐姐开始对小弟弟教育不好，以后犯大错误。历史经验证明，只磕头，不批评，叫形而上学，是要吃大亏的。对小孩子是如此，对青年是如此，对党员是如此，对我们的干部，对高级干部，也是如此。我们这些老家伙对毛泽东同志对我们正当的批评，是永远感激的，我们只是不赞成他老人家把我们打成反革命的走资派，对这个不赞成。我不是走资派，你怎么把我打成走资派呢？一九五七年春节的时候，毛泽东同志批评我，说你们团中央不是开过积极分子会议吗？你们是假积极。这个话也是很重的话呀！回来一想，要好好地干事情。为什么批评我们假积极呢？说是你们积极分子大会开得很好，为什么你们现在那个团代会开不好呢？你们要研究问题嘛。如果丢掉批评和自我批评，我们的党是要衰朽的。中央通过的我那个“七一”讲话上面，专门有一条，就是第四条：我们的党要永葆青春，就要正确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请同志们考虑一下，这是第一个必须做好。
　　第二个必须做好，是中央和省、市、自治区两级（地区以下的一般不要了，除非省、市认为有特殊必要指定）要按照四项基本原则清理一下最近以来理论界、文艺界和新闻出版界发表、出版的言论和作品，在六中全会以后创作发表的，还要按六中全会决议的精神来清理，选择其中一些主要的错误的东西加以批评。主要是中央和省、市、自治区两级。时间，就是去年底中央工作会议以来。面不要搞得太宽了，搞宽了不利。为什么说是去年底中央工作会议以来呢？因为那次会议上，小平同志代表中央又一次提出了这个问题，讲话已经作为中央文件发了嘛。查一查从去年十二月中央工作会议以来，理论界、文艺界、新闻界、出版界的错误言论和错误作品，选择其中主要的，加以评论。有些省是有的，有些省如果没有，也不要一刀切。批评要中肯，要入情入理，不要夸大曲解，更不要组织围攻。批评和自我批评是一个经常性的任务，不要赶时间，可以此起彼落，但是一定要切实抓好。关键是小平同志说的党的思想状态问题。这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双百”方针、反对自由化的大事，不是三天两天敷衍过关的事。请你们考虑。有些次要的问题，开开会，口头批评批评就可以了。这里确实有个方法问题。可以分四种情况：第一种是写文章点名的；第二种是写文章但不点名，只批观点的；第三种是只作口头批评，帮助教育；第四种是发表自我批评的东西。点名的要少，各地要点名的，先报中央宣传部批准，这就不会形成运动和围攻。这样是否比较妥当，请你们考虑一下。有先有后，不搞一阵风。同志们，这样做没有什么不好。思想界现在点名批评的，没有几个，而我们做党的工作的，现在在报纸上被点名的有几十个，从县委书记、地委书记，直到部长，连副总理都点名了，为什么我们的思想界一点到自己的同行，就叫起来，说什么反右派开始了？为什么点到党政干部的名，就说这个应该，还嫌轻了？这种情绪不好，逻辑上也讲不通。我总觉得，我们知识界（不是讲所有的人，是讲少数人），多年来有那么一点点相当不健康的风气，长期没有改过来。比如说，我这篇东西是不能改的，连一个字都不能改，说改了就没有自己的风格了。我们中央的决定，都是经过多数人讨论的，谁也没有感到委屈。我承认，政治文件和文艺作品不同，文艺作品是必须有自己的风格，但是涉及到重要的政治观点，就得准备听取别人的意见。就是风格，也得让别人发表意见，否则文艺批评作什么呢？
　　第三个必须做好，就是中央和省、市、自治区两级的思想战线的各个部门必须在思想领导上面有一个比较显著的好转，或者叫有一个比较显著的进步。这里所讲的包括哪些部门呢？包括党校，包括社会科学研究部门，包括宣传部门，包括报刊新闻，包括广播，包括出版，包括文艺，等等，都要在思想领导上面有较大的进展。我们的党员作家、党员艺术家和党员思想理论工作者，时刻也不应当忘记自己首先是党员，然后才是这个家、那个家。既然首先是党员，那就应当象小平同志谈话所说的，首先要遵守党的纪律。遵守四项基本原则，就是一个起码的纪律。党如果对党员不执行纪律，还怎么能领导群众呢？我们全党，各级党委、各条战线，在思想领导上面都要有个较大的进展，较大的好转。怎么个好转法？只能讲一个原则，就是要实事求是，对症下药。哪个地方、哪条战线有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主要是什么问题，就集中力量解决什么问题。总之，要对症下药，实事求是。
　　最后一点意见，讲个信心问题。
　　我们的六中全会，六中全会通过的历史决议，全会公报，“七一”讲话，都说了前途问题。历史决议第三十七条和三十八条，讲的就是前途问题。这些都反映了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信念。我们从事一个事业，没有信心不行。我们重新肯定了我们的事业要有两大奋斗目标：一个是建设社会主义高度的物质文明，一个是建设社会主义高度的精神文明。有没有可能实现这两个高度的文明？我们文件上面说了很多有利条件。如果谈到具体情况，具体情况也是不错的。比如说，拿走到前头的农业来说，农业是万里同志负责的，农业现在是一马当先，我觉得不错。今年的麦子不是什么减产，而是五十亿、六十亿甚至于七十亿斤的增产。如果说六十亿，就是三百万吨。今年的农业肯定是丰收。这并不是说我们未卜先知，而是我们经过调查作出的判断。我们每天几百个人、几千个人在下面转的。我们书记处还肯定了一句话：农业发展潜力的挖掘，现在是方兴未艾。不晓得我们今年的棉花是不是可以再破六千万担？明年又是多少万担？我们今年的工业也有成绩，特别是轻纺工业，但是我想说：潜力很大，不够理想。所以，我们现在要鼓足干劲，把明年的工业生产在确有可能的基础上搞上去。不要以为有那么一些人讲怪话，写反动标语，充其量无非是两三千张标语。十亿人口，一千张标语叫一百万分之一，算个啥？人心党心，百分之百是不可能的，但百分之九十五、九十八以上是在马列主义方面，在毛泽东思想方面，在党中央方面，而不是在那些错误的言论方面，更不在那些跳梁小丑方面。我们有些同志总是忧心忡忡。我觉得忧心忡忡的一个主要的根源，是没有到群众里面去了解实际情况。不到群众里面去，不到干部里面去，我们的思想就贫乏得很。要到群众里面去，到干部里面去，到事情中间去，抓住本质的问题。所以，我们的有利条件是有的，我们的前途是很好的。但是，归根到底，最根本的条件，是要靠我们大家，特别是我们的领导干部以身作则的奋斗。最近我在中央党校讲话的时候也讲了这一条，就是说，一九八一年七月一日以前，我们作历史决议，是写过去的历史，主要是写前人的历史；一九八一年七月一日以后，我们在台上的人都要写自己的历史了。我们自己不好好写自己的历史，三年以后，五年以后，人家会写。我们的历史究竟是光彩的，还是不光彩的？所以，我们必须珍惜自己，必须鼓足干劲，特别是现在年富力强的同志。年老的同志当然不能同年轻的同志比，年纪大了，要多休息一下。年富力强的同志，还可以为党工作的同志，除了每天八小时睡觉以外（八小时睡觉是需要的），主要是努力奋斗的问题。总之，我们在台上的同志，无论是在建设物质文明的战线上，还是在建设精神文明的战线上，都必须充满信心，鼓足干劲，深入实际，团结群众，努力奋斗，不断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改进我们的工作。光明的伟大前途一定会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