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对外经济关系问题

　　为了打开新的局面，指导对外经济关系的全面发展，中央和国务院需要一个系统的有份量的文件。这样的文件，应当涉及对外经济关系的一系列根本问题，总结正反两个方面的历史经验和新鲜经验，提出明确有力的方针和政策。
　　现在，我讲几点意见。
　　第一点，对外经济关系究竟是个什么性质的问题？
　　前几年邓小平同志就提出，对外经济工作，是关系我国四个现代化建设的一个战略问题。我是完全赞成这个提法的。
　　我在前面用的是“对外经济关系”，而没有说“对外贸易”，因为对外经济关系的内容，比对外贸易广泛得多。马克思那篇有名的《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的《导言》，在说明了社会生产的各个环节及其相互关系之后，指出还应当研究“生产的国际关系”，并且认为，应当把这种关系作为经济学的专门篇章来研究，包括“国际分工”、“国际交换”、“输出和输入”、“汇率”等方面的内容。我看这个提示很重要，简单扼要地指明了在近代条件下，经济问题决不是一国的现象，必须联系到国际关系来加以考察，而不能同国际关系割裂开来。讨论今天中国的对外经济关系，我们不应当忽略马克思的这个重要观点。
　　当代世界的绝大多数国家，也许只有极个别的国家除外，都把对外经济关系问题放在极其重要的地位。许多国家和地区，例如日本、新加坡和香港，甚至把它放在生死攸关的地位。马克思、恩格斯早在一百多年前就指出，随着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形成，各民族之间经济上的互相往来和互相依赖，逐步取代了原来的闭关自守和自给自足状态。近几十年来，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这种情况又有了空前巨大的发展。这是一个基本的历史事实，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我们今天对待中国的对外经济关系，也决不应当忽略这一点。
　　建国以来，我们在对外经济关系方面，经历了曲折的过程，没有取得很大发展。这当然不能归因于我们宁愿闭关自守，而是有当时的历史原因的。第一，是因为以美国为首的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长期敌视和封锁我们，对我国搞禁运。第二，是因为从六十年代起，苏联撕毁同我国的经济合同，我们同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的经济关系大为缩小。第三，是因为一个时期内，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严重地曲解了自力更生的方针。自力更生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如果加以曲解，把它同发展对外经济关系对立起来，那就是完全错误的了。
　　大约从一九七二年起，在我国的对外经济关系方面，情况开始有所转变，逐步打开了一点局面。直到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才明确地向全党提出了大力发展对外经济关系的问题。这是小平同志提出的，陈云、李先念等同志完全赞成的。这是一个很有远见的决策。在这以后，在一九七八年至一九八○年这段时间里，我们的对外经济关系确实取得了不同于过去情况的重大进展，同时也在某些具体问题上发生了一些偏差。有鉴于此，我们应当总结经验，把步子放稳当一点。不过也不要因此就产生错觉，似乎应当退缩，而不敢再积极发展对外经济关系了。总结经验，是为了把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经济关系搞得更好，否则就不符合三中全会的方针了。刚刚有些起色，怎么能够因为出了一点问题，就退缩呢？
　　前不久，中央书记处一致认为，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利用两种资源――国内资源和国外资源，要打开两个市场――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要学会两套本领――组织国内建设的本领和发展对外经济关系的本领。这就把对外经济关系的战略地位，进一步地明确起来了。按照这个观点，我们在对外经济关系问题上，还要大大地开阔眼界，提高水平。当前我们要注意的是，很好地总结经验，经过系统的思考和继续努力，制订一整套正确的方针、政策和措施，走出一条适合中国情况和国际情况的发展我国对外经济关系的路子。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有效地克服各种因循保守的陈旧观念，克服盲目性和自发性，打开新局面，掌握主动权。
　　第二点，为什么发展对外经济关系是现代化建设的一个重要战略问题？
　　这个问题，实质上也就是如何清醒地认识我们今天究竟是在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下，在什么样的国情下，在哪些有利的和不利的条件下，进行现代化建设的问题。
　　我们的有利条件，在我看来，主要是四条：
　　第一，除台湾省外，已经在全国范围内确立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把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改造成为公有制，把剥削阶级分子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国民经济命脉已经掌握在代表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的国家手中。
　　第二，已经在指导思想上完成了拨乱反正的任务，开始形成了一整套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有了一个能够驾驭四个现代化航向的坚强的党中央。
　　第三，依靠强大的国防部队，我们有力量保卫我国人民的和平建设；同时，由于实行正确的对外政策，我们在世界上有巨大的政治信誉。
　　第四，国际条件也很有利于我们集中力量进行现代化建设。无论是为了赚钱或者为了摆脱经济陷于萧条和危机，资本主义国家都愿意发展同我国的经济交往。
　　我们的不利条件，在我看来，也有四条：
　　第一，虽然我们已经拥有一定的技术力量，甚至在某些方面达到了相当先进的水平，但是总的说来，我们的装备、工艺、技术队伍和经营管理的水平，毕竟还很落后，同世界先进水平还有不小的距离。
　　第二，虽然我们已经拥有相当可观的物质基础，并且每年还可略多地积累一些资金，但是毕竟很有限，大约一年只有七百亿元左右的固定资产投资。国内资金缺乏的状况，相当长时期内不可能有很大改变。
　　第三，资源丰富是一个优势，但许多资源实际上还埋在地下睡大觉。因此，这种优势只是潜在的优势，不是现实的优势。
　　第四，人口太多，负担沉重。劳动资源虽然丰富，但是还缺乏充分发挥的条件。当然，劳动力如果充分发挥出来，又可以变包袱为财富。
　　我认为，以上这些有利和不利的条件，是我们考虑今天中国的经济问题，包括对外经济关系问题的出发点。正是从这种历史条件出发，我们一定要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独立自主地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是绝对不能有丝毫动摇的。十亿人口大国的现代化事业，应当而且只能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除此之外，难道还有什么别的出路吗？但是另一方面，也正是从这种历史条件出发，我们又绝对不能困囿于过去的狭小圈子里，把自力更生曲解为闭关自守、孤立奋斗。我们一定要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把视野从国内范围扩展到国际范围，不但要放手地调动国内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而且要放手地利用国外一切可以为我所用的因素，以天下之长，补一国之短。用《管子》的话来说，就是要使“天下之宝，一为我用”。只有这样，通过对外经济联系借助国外资金和先进技术尽快地发展我们的民族工业，才能使我们面临的困难得到更为顺利的解决，使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得到更加迅速的发展。我们所说的对外经济关系的战略意义，就在这里。
　　在对外关系问题上，我国近代历史所提供的经验教训是够多的了。曾经有过两种人。一种是崇洋媚外，奴颜婢膝，结果是丧权辱国，被人民所唾弃。从慈禧太后、袁世凯到蒋介石，都是如此。另一种是闭关自守，夜郎自大，结果是自甘落后，被历史所淘汰。清朝末年那些视中国为“天朝”，把外国一概看作“蛮夷”的顽固派，不就是这样一流人物吗？在今天新的历史条件下，在一部分人们当中，包括在我们一部分党员和一部分干部当中，这两种倾向都仍然在不同程度上有所反映。这大概也可以算是一种历史的遗产吧。有些人在外国人面前自惭形秽，以为外国一切都好，我们什么都不行。有些人却又深怕对外开放，以为不开放或少开放，才能天下太平。这两种倾向，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不相信我们今天作为一个发展中的伟大社会主义国家，在对外关系方面，能够开辟一个全新的局面。
　　我们的同志，首先是一切从事对外活动包括对外经济活动的同志，一定要从战略上深刻地认识对外关系，特别是对外经济关系的意义，敢于和善于跳到更广阔的天地里去，打开新的局面；同时又一定要善于防止和克服各种消极现象，坚持社会主义的原则和共产主义方向。既要学会游泳，又不被淹死。这是保证我们对外工作健康发展，保证我们建设事业胜利的必不可少的和极端重要的条件。
　　第三点，对外经济关系要有一整套正确的方针和政策。
　　这就是说，我们不能就事论事，零零星星地办事，走到哪里算哪里，而是要有一套贯通全局的系统的章法，要有科学预见。为此，就要切实地掌握对外经济关系的主要问题和特点。
　　对外经济关系有什么特点呢？
　　第一，是同外商打交道，不是同自己人打交道。对自己人还可以讲纪律，必要时强调服从，搞点一厢情愿；对外商就不能来这一套，而只能讲信誉，讲协议，讲合同，讲平等互利，讲两厢情愿。由此出发，我们既要有对内的严格纪律，又要有对外的灵活反应。
　　第二，涉及多种对象和多方面的内容，有些问题甚至影响到国家的整个经济和社会生活。由此出发，我们各个地方、部门和单位就不能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各行其是，让外商钻空子，让肥水落了外人田，而要统一领导，全面规划。只有在这样的前提下，才能更好地发挥各方面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以上两个方面，综合起来，就是四句话：统一领导，全面规划，灵活反应，严格纪律。请同志们考虑，这四句话作为一个总的工作原则，可不可以呢？
　　对外经济关系所包含的问题千头万绪，概括起来，无非一个输出，一个输入，或者叫做一个出口，一个进口。而这两方面，又是互相制约，互相渗透，互为条件的。因此，对外经济关系的一个中心问题，就是正确处理这两个方面的关系，使它们辩证地结合起来。
　　围绕这个中心，我认为可以提出以下六个问题，来着重地加以讨论：第一，要善于吸引国外资金；第二，要正确引进国外先进科学技术；第三，要大力发展国际劳务合作；第四，要大力促进国内产品进入国际市场；第五，要正确掌握对外经济援助；第六，要正确处理对外关系中政治和经济的关系。只要我们在这六个问题上，思路明确，政策对头，措施得力，对外经济关系就一定能够年年有所发展，有所进步，并且越来越充分地发挥对于国内建设的促进作用。
　　第四点，应该如何吸引国外资金？
　　在我看来，这是当前我们在对外经济关系上亟待解决而又远远没有解决好的一个突出问题。
　　所以要把吸引外资提到这样重要的地位，是因为我们现代化建设事业所面临的第一个困难，就是缺乏资金。我们现在不是英雄无用武之地，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难道还小吗？我们是英雄无用武之器啊！
　　所以把吸引外资提到这样重要的地位，还因为从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尽可能地吸引资金，这对我们是一件新事，过去长期没有接触过。其实，苏联在半个世纪以前，在二十世纪的二三十年代，遵循列宁的方针，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就搞过租让制。租让制企业，多的时候达到二百多个，利用外资达到几千万金卢布，胆子相当大！
　　今天我们利用外资的方式，大体有三种：第一种，吸引直接投资，包括合资经营、合作经营、合作开发、补偿贸易，以及加工装配等等；第二种，争取外国政府和国际金融组织提供的中长期、中低利贷款，以及各种名目的开发基金、救济基金等等；第三种，一般商业贷款。就近期来说，我认为吸引直接投资，应当成为最重要的方式。它有两大好处：一是同投资者的利益直接挂钩，共担风险；二是可以更好地学习人家的先进技术和经营管理经验。许多国家的成功事例证明，这种合资或合作经营的企业，本身就是一个个经济和技术的训练班。美国那个大资本家哈默，当年同列宁见过面，现在愿意同我们合作开发山西平朔露天煤矿，可能投资二亿五千万到三亿美元。争取到一百个哈默这样的人，就是一个可观的数字。
　　为了有效地吸引直接投资，需要一套开明的方针。第一是大中小项目一起上，当前以中小为主，这样见效快。第二是欢迎外国资本家、华侨资本家和港澳、台湾资本家一起来。第三是适当放宽政策，让他有利可图。你不让他赚点钱，就没有吸引力，局面就打不开嘛！有胆有识地放手地干，才能争取时间。
　　至于一般商业贷款，我赞成陈云同志的意见，一定要谨慎些。既然是贷款，总要还本付息，还要国内配套，势必有很多限制。当然，对于中长期、中低利的贷款，特别是自由外汇，可以稍微大胆一点，但毕竟有限。资本家总还是资本家嘛！只要是资本家，他总是要追求高额利润的。东欧国家债台高筑的教训，尤其应当引以为戒。今后对于贷款的调子，要适当放低一些。也不要用什么“优惠贷款”之类的说法，有多少“优惠”呢？无非利息稍低一点而已，叫它“低利贷款”也就可以了。
　　总之，要解放思想，并及时总结经验，培养典型，成功一个就可以带动一片，一步一步地打开局面。
　　第五点，如何正确引进国外先进科学技术？
　　引进国外先进科学技术，路子宽广，不要理解得太狭窄。这方面的内容，大致可以包括五大项：一是先进设备或部件，二是新型和优质的材料，三是新的原理、数据和配方，四是新的工艺和科学的操作规程，五是先进的经营管理方法。
　　关于引进设备。走过一点弯路，但是也要具体分析。进口一点成套设备，不但过去是必要的，今后也有必要。过去的问题，一是引进成套设备太多，二是重复，三是没有同时买技术，四是自己又不钻研，没有很好消化推广。大体是这么四大缺点。接受了教训，今后就可以一步一步地搞得更好。
　　关于引进新型的优质材料。我们自己首先要努力搞，特别要鼓励我们的专家和技术人员密切联系生产，掌握新的科学技术，为国争气。但是同时一定要充分地估计到，我们建设所需要的各种原材料，特别是新型的优质材料，将会长期紧张。引进新型的优质材料，不可避免地将是一个长期的方针。世界各国，包括新技术比较全面发展的国家，如美国、日本、西德也都是这种情况。
　　关于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和经营管理方法。应当承认，我们脚踏实地地向世界学习不够，下苦功夫不够。科学技术的信息、情报，搜集的并不少，每年有二三千万美元的科技书刊进口，出国考察恐怕还要花上亿美元，究竟得到了多少东西？我们要进一步提倡广大干部、知识分子和工人大长中国人的志气。向科学要本领，拜行家作老师，这两句话应当成为一个行动口号。在全党，在广大干部、知识分子和工人当中，以至在全社会和全民族，要努力造成一种奋发图强、刻苦学习的风气，这是至关紧要的一件大事。
　　有一个严重问题，这里顺便说一下，就是今后一定不要再分散地和盲目地进口消费品了。我的意见，除国家统一安排以外，不准任何部门和地方擅自进口消费品。有些地方和部门现在那种私自进口消费品的做法，实际上是打击民族工业，是一种最可耻的行为，最大的投机倒把！这不是引进先进技术，是误国误民。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要在国家的统一领导下，管好用好中央各部门和地方的外汇。看到一个材料，说甘肃去年地方外汇一千五百万美元，留成六百多万美元，但就是这点外汇也不用到刀刃上。除少数地、市进口了一点急需设备和医疗器械，大多数地、市都是盲目进口什么手表、自行车、缝纫机之类，而且质量低劣，上当受骗！据说除此之外，就不知道该进口什么东西了。你看，辛辛苦苦得来一点外汇，不晓得拿来进口急需的设备、技术和原材料，从而扩大生产，取得更多的外汇，却自己浪费到进口劣质消费品上，让外国人又赚回去！这种情况能够继续下去吗？
　　第六点，如何大力开展国际劳务合作？
　　人多是我们的一大问题，但劳动力多又是我们的最大优势。现在的问题，不是没有劳动积极性，也不是无用武之地，主要是没有资金和原材料。出路何在呢？看起来，今后相当长历史时期内，最主要和最可靠的办法是两条：第一是加快发展农村多种经营，在城市广开就业门路，这是密集型劳动，可以安排大量劳动力，产品还可以出口。第二是面向全世界，积极发展国际劳务合作。
　　我们的国际劳务合作，刚刚起步。一九八一年，对外承包工程总金额达到四亿九千多万美元，实际收汇一亿多美元，按合同派在国外的劳动力一万七千多人。但是，这同我们的潜力相比，同国外市场的需要相比，特别是同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相比，我们做的事情还是太少太少了。我们建筑业对外承包工程，已经在国际市场上显示了相当强的竞争力，同时又带动了国产建筑材料的出口。可见，这件事确实是大有可为的。
　　劳务合作，不仅是对外承包工程，还应当包含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是来料、来样、来图加工，即广东同志所说的“三来”。第二，是走出去，到国外开设各种企业。第三，还要大力发展旅游事业。外国人说临潼兵马俑是世界八大奇观之一，去年有五万外国人参观。我们要改善旅游条件，并且下决心把向旅游者卖的东西的价钱合理地降下来，薄利多销。这样做的好处，第一是扩大了就业；第二是赚了外汇。改善交通和旅馆条件，最好是由国家同地方一起搞，社队经济富裕又有积极性的也可以参加。河南那个刘庄大队，前年就有几十万元资金没有地方投，去年的集体经济总收入，又比前年增长了百分之二十三。
　　看起来，今后相当长时期内，我们在国际上最有竞争力的，还是工资低廉的劳动力。来料加工，要指导沿海各省市大力开展。但是一定要注意，成品应外销，不允许内销，否则就不是来料加工了。
　　第七点，如何更大规模地促进国内产品进入国际市场？
　　我们国内产品的出口，规模过于狭小，这是一个严酷的事实。我国人口占世界人口将近四分之一，而一九八○年出口在世界市场上的比重不到百分之一，只有千分之九，名列第二十八位。当然，这几年工作是做得好的，进展比较快，但也不能估计过高。
　　三十几年来，出口规模如此狭小，原因很多，有客观历史原因，也有主观原因。当然，不必过于责备我们主观上的失误，但是必须清醒地认识这个严酷的事实，并且力争在不太长的时间内有个较大发展。
　　前几天看了一个录像片，讲阿曼情况。它那里年产石油一千五百万吨，其中一千三四百万吨用于出口。过去阿曼老苏丹卖了石油，买回黄金来埋在地下，完全是土老财的办法。老苏丹让位以后，改变方针，把钱用来办工厂，开矿山，修道路，办学校，几年来发展很快。这个情况，我感到很有启发。我们在进口与出口的关系问题上，是不是也有一个打破老框框、打开新局面的问题呢？
　　一般地说出口是外贸的基础。只有进口，没有出口，当然不行。历来讲几大平衡，就包括外汇收支平衡嘛。但这是不是说，在进出口的具体安排上，在每一年度的安排上，都要定死一条，出口多少才能进口多少呢？我认为不能这样说。这里就有一个统筹安排，正确认识和处理进口与出口的辩证关系的问题。出口而后能够进口，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进口又能够带动和促进出口。比如在缺乏原材料的情况下，只有进口原材料，或者发展来料加工，才能促进出口。又比如引进设备和技术，从而提高产品的数量和质量，提高竞争能力，这同样也是进口带动出口。日本和其他许多国家和地区的成功经验，不是已经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吗？如果不是这样，只讲出口多少才能进口多少，它们能够生存吗？所以，以出养进和以进养出，二者是辩证的关系。这种关系，只有在运动过程中，包括跨年度的运动过程中，才能实现合理的平衡，得到合理的解决。
　　扩大国内产品的出口，方针和方向是什么呢？在这个问题上，也需要总结一下我们的历史经验。过去，某些产品的出口，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挤国内消费需要。当然，五十年代那时没有多少东西，只好走这条路；如果今后仍然这样走下去，就不妥当了。挤一点高档产品出口，挤一点农副产品出口，这是可以的。但是如果搞得过分，把主要希望寄托在这上面，那就会同国内需要发生尖锐的矛盾，只好压缩国内人民的消费，又使国内加工工业不能顺利向前发展，而国内商品不足，又会打击人民的积极性，助长国内市场的投机倒把。讲得彻底一点，如果一个国家单纯依靠农产品出口和大量进口国外的消费工业品，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类型的经济。有同志可能会说，美国也大量出口农产品。我认为这种说法，没有抓住问题的实质。美国农业已经差不多工厂化，而且大幅度地超过了国内市场的需要，这与第三世界国家的情况完全不同。美国农产品大量出口，实质上是过剩产品的倾销。而第三世界国家向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出售农产品，买进消费的工业品，却是在不等价的交换关系中遭受富国的剥削和损害。我们不能走这样的路，否则就要犯错误。
　　按照正确的方针，应当怎样办呢？我认为主要应当向着以下四个方面去努力。
　　第一，积极扩大矿产品的出口。煤炭、石油要挤一些出口，还要努力发展有色金属和稀有金属矿产品的出口。过去有种说法，凡是战略物资不能出口。这是一种过时的陈旧观念。超级大国的战略武器已经储备得过量了，你那一点点战略物资为什么不能出口？在这个问题上也要解放思想。当然，为了防止压价，要有计划地安排出口，要取得有利的交换条件，但是首先必须解除禁令。
　　第二，积极扩大机电产品的出口。几年来，这方面进展比较快。机械、船舶出口也有大量增加，但潜力还很大。要动员我们的机械工业，包括军工和民用两部分的几百万职工，努力提高质量，改进技术，打入国际市场，为国争光。
　　第三，进一步发展我国的轻纺产品和特有的手工艺产品，诸如瓷器、挑花、中成药、服装、刺绣、雕刻等几千几百种产品的出口。
　　第四，发展我国的土特产品，诸如茶叶、中药材、畜产品、野生名菜、果脯等等的出口。
　　当然，除此之外，在必要的时候，也还要适当挤一点内外销都需要的货源较紧的人民生活消费品出口，但主要应当是上面所说的那四项。
　　为了发展出口，我也赞成这样一系列方针和办法。例如：要采取适当的扶助出口的政策，要打破等客上门的方式，走出去搞销售网、情报网、服务网；要不断提高我们的产品的信誉，讲质量，讲履约，要解决运输和港口的问题，中央地方一起上，大中小港口一起上；要统一组织，发挥各部门、各地方的积极性；以及打开同苏联和东欧国家的贸易，等等。
　　第八点，如何正确地支援第三世界？
　　支援第三世界各国人民保卫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和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的正义斗争，是我们不可推卸的国际义务。三十几年来，我们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虽然也有一些失误和教训，但总的说来，名声是好的，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了重大的积极作用。
　　第三世界多数国家都同我们友好，有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的积极性，但它们的社会制度、政治制度和经济发展水平，却有很大不同。第三世界各国当局在对待帝国主义、超级大国的态度上，在对待本国人民的态度上，也有种种差别。对于第三世界国家的国内社会经济政治状况和阶级状况，我们至今还很少研究，不甚了了，甚至可以说还处在一团混沌的状态。除了几个社会主义国家以外，可以看到有些国家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军事专制，有些国家是民族资产阶级的军事专制，还有些国家可能是比较开明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联合专政，以及其他，等等。就经济发展水平而论，第三世界的大多数国家是穷国和最穷国，但也有少数国家很富。从按人口平均的国民生产总值来看，世界前三名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卡塔尔和科威特，都是第三世界国家。还有不少第三世界国家，比我们富得多。鉴于以上这些复杂情况，我认为，对于支援第三世界国家的方针，包括经济援助和经济交往的方针，究竟应当如何具体执行，如何分别对待，需要过细地加以研究。
　　比如说，当前一个不可忽视的动向，就是第三世界许多国家都在进行相当规模的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拉丁美洲、非洲、中近东、海湾国家和东南亚许多国家都是如此。我们很可以同他们搞经济合作，也很可以搞一点军火贸易。当然，在这类交往中，既不应当无所作为，也不要想趁机捞一把。
　　又比如说，对一些处在艰难时期，并且遭受侵略和威胁的穷苦国家，只要有可能，就要给以军事的和经济的支持和援助。军事援助，中央有条原则，一般只收成本费。至于经济援助，根据历史经验，那种完全奉送的办法，对双方都不利。当然，要处理得当。要注意一个问题，绝对不可在国际上造成一种印象，似乎前些年我们到处送钱交朋友，现在却只算经济帐，连老朋友都可以丢。要告诉我们的同志，支援第三世界国家是一个带有战略性质的问题，切不可掉以轻心。
　　我同一些外国人谈话，感到第三世界许多国家是希望我们帮助他们开发的。包括委内瑞拉、巴西，也说欢迎到他们那里开厂子。他们说，第一、第二世界国家到他们国家开厂子，欺负他们，甚至颠覆他们，对中国人他们值得过。我们能否在这方面也打开一点出路？据说印度近年在国外，以第三世界国家为主要对象，发展合资企业，很有成效。我们也应当在这方面做出更多的事情。
　　第九点，要正确认识政治和经济的关系问题。
　　对外经济活动要搞上去，就要打破一些老框框，摆正政治和经济的关系。
　　长期以来有种观点，说经济要服从政治。这种提法有部分的道理，但不全面。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来看，经济和政治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归根结底还是经济决定政治。在对外关系问题上，同样也是这样。大家看吧，如果对外经济关系搞得好，不断发展，政治上的外交就好办；反之，如果对外经济关系打不开局面，政治上的外交也就不可避免地受到限制，缺乏生命力。去年我们说经济要调整，日本一些资本家以为没有生意好做了，放肆地骂我们，后来一看不是那么回事，还有希望，他们又不骂了。许多国家政治上可以尖锐对立，但是经济上照样往来，因为双方经济利益需要嘛！不但资产阶级国家，而且一切国家，政治背后都有一个重大的经济利益问题。这是国际上的通常现象，因此，我们一切外事部门，一切从事外事工作的同志，都要努力了解世界各国，特别是你所到的那个国家的经济和政治的全盘情况。不仅要了解上层人物的动向，还要了解背景；不仅要研究这个国家的政治和文化，还要研究它的经济和历史。
　　在政治同经济的关系问题上，我认为还应当强调一点：对外国一切先进科学文化和经营管理知识，一定要努力学习和钻研；而对一切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影响，一定要坚决抵制。现在有些人恰恰相反。对人家真正先进的东西，他们不学不钻，置若罔闻，而对资本主义那些糜烂透顶的坏东西，他们却如获至宝，风靡一时。这个问题，一定要尖锐地提出来，引起全党和全国人民的警觉和注意。要严肃对外经济活动纪律，明确规定出几条来，一切从事对外经济工作的人员，都必须认真遵守。任何人违反时，都要给以党纪、政纪、国法处置。要加强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教育，使我们的党员、干部和公民，都懂得在对外交往中，抵制资本主义思想的腐蚀，维护民族尊严和利益，维护党和国家的声誉。
　　第十点，扩展对外经济关系的深远意义。
　　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能不能在本世纪搞出一个名堂来，这是中央领导同志反复考虑的一个重大问题。我们是有信心的。但是就全党来说，有些同志信心不是很足，少数人甚至是怀疑的。当然，现在谁也不可能一下子说清楚我们现代化建设的名堂究竟可以搞多大，而只能估计一个大致轮廓。我的初步看法是，如果搞得好，可能搞成一个比较大的名堂，如果搞不好，那就只能搞点小名堂或者中名堂。这里一个有决定意义的问题，就是我们能不能在最近这几年内，真正打开局面。
　　打开局面是不容易的。抗战初期，毛泽东同志和刘少奇同志着重强调的就是打开局面这四个字。少奇同志讲得好，凡属转折时期，就有个打开局面的问题。历史的事实就是这样。中国近代史上，太平天国开始一段，曾经打开了局面，但是打到南京以后就不行了，没有局面了。孙中山起来，辛亥革命打开了局面，但是他过世以后也停顿了，没有局面了。这种历史的曲折告诉我们，一切站在历史潮流前面的人们，要打开局面，就要有点眼力、魄力和毅力，并且要有一整套正确的战略和战术。否则就不可能打开局面，即使一时打开，也不能持久，不能取得彻底的胜利，甚至功败垂成。
　　就我们当前任务来说，就经济领域来说，要打开局面，我认为主要取决于四个环节：
　　第一，农业的潜力能不能继续发挥，特别是多种经营能不能来一个大的发展。
　　第二，工业潜力能不能发挥出来，特别是企业整顿能不能较快地作出成效。
　　第三，对外经济关系能不能较快地发展起来。
　　第四，国内财政金融和商业流通能不能更加健康地向前发展。
　　如果二十年内，我们的对外经济活动，仅就对外贸易的规模来说，扩大到现在的四倍，就是一千六百亿。这样的规模似乎很大，实际上不过只占现在世界贸易额的百分之四。
　　唐朝有位杰出政治家和理财家叫做陆贽的，讲过这样一段话：“吝少失多，廉贾不处；溺近迷远，中人所非。”我看这段话讲得好，对我们做经济工作的同志应当有所启发。那种吝少失多，因小失大的事情，一切高明的、善于薄利多销、把生意真正做活的商人即“廉贾”们，是不会干的。那种溺近迷远，拘泥于眼前利害而迷失远大前景的想法和做法，甚至具有普通见识的人们也会懂得是错误的。这就是说，一定要善于看大局，看到事物的总体和发展的前景，有战略眼光，而不要目光短浅。
　　我们不是经常讲要同心同德吗？同心就是大家想到一起，同德就是大家战斗在一起。只要我们大家在战略思想上真正统一起来，在战术行动上真正协调起来，想到一起，又战斗在一起，局面就一定能够打开。当然，这要有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用交换意见和调查研究的办法来求得同心，以战斗在一起的实践来求得同德。总而言之，让我们大家同心同德，打开局面，来发展我们祖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
　　* 这是胡耀邦同志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