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体改造和点滴改革:问题与主义之争再认识（7）

　　此前，严复就先于胡适对问题与主义相关问题进行过思考，只是未像胡适那样明确地将问题与主义分为两个对立项来引发讨论。萧功秦指出：“胡适的讨论‘问题与主义’的文章影响甚大，但其内涵相当肤浅而单薄，这几篇行文松散的杂感式的文字，缺乏严谨的概念分析与逻辑推阐的周延性，严复比胡适更早对‘主义决定论’提出了批评”。严复具有相当深厚的西学根基，他把批评的矛头对准西方哲学中的唯理主义传统，“以及这一传统对于法国大革命式的政治思潮的影响”。而胡适的缺陷则在于：“主义都是具体问题的具体解决法”。可是“并不是所有的主义都有经验上的来源，人类社会中的各种主义至少存在着两种根本不同的类型：经验主义类型与唯理主义类型”。[64]萧功秦认为自20世纪初期以来，中国知识分子政治心态的一个基本特点是：崇尚某种抽象的中心象征符号，并以这种符号与理念作为一劳永逸的、整体的解决中国问题的基本处方。这是一种以某种“主义”来推演和涵盖解决具体难题的途径的思维模式。……这种以意识形态的“主义”来见涵盖“问题”的政治文化现象，可以说是自五四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共同心态特征。[65]中国贫困潦倒内压外迫的艰难处境，使知识分子将目光更多地投向了唯理主义，希望借此表达自己的理想和追求，推翻一切重来，比改良要易得多。经验主义在中国并不如唯理主义那样得到更多地认可。对此，林毓生也认为，“当中国处于整体性危机的时代，人们渴望着对问题作整体性的解决”。[66]萧功秦指出：“自由主义式的渐进解决问题的方式，不能够适合当时许多人的心态”，[67]不能为中国大多数知识分子所能理解，久积重病的中国，呼唤着一场彻底的革命。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因而放弃了持续与坚忍的学术学理探讨，而更热衷于政治革命，包括胡适本人在内的学者更关注“问题与主义”之争的政治意义，也就不足为奇了。

　　“问题与主义”论争为人们的开启思想，关注问题，冷静对待主义，确实起到了警醒作用，具有深远影响。政治上胡适与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曾是同一阵营的“激进主义”者（李大钊语），是可以共同商量政治纲领的同志。[68]学理上胡适和李大钊论争主要是如何看待理论和实践的关系问题，这一点他们其实也无多大分歧，实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在这一点上原本就较一致。分歧的关键在于对主义的过分强调迷信执着，此时李大钊已公开声称是布尔什维克的“新信徒”，后来也的确出现了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分野。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场论争的实际后果，周策纵指出：就在自由主义者提出“多研究些问题”建议后不久的1920年，很多社会主义者及其追随者开始走向工人和农民中去研究他们的生活状况，而自由主义者却很少参加社会调查和劳工活动。1922年后，不少自由主义者却倾向于从事考据之类的学术工作。[69]如此说来，从自由主义大师胡适的告诫中得益最多的，实际上却是共产党人。

　　政治问题、意识形态的主义旗帜问题也都可以是学术问题，不同主义的信奉者可以是朋友，平心静心地讨论。思想无禁异，学术无禁区，李大钊就说：“‘自由政治’的精髓，不在以多数强制少数，而在使一问题发生时，人人得以自由公平的态度，为充分的讨论，详确的商榷，求一个公同的认可”。[70]对论敌的宽容和尊重是“自由政治”的前提，论争中我们也看到了学术自由、言论自由的可贵和价值。由于乱世危局中对思想意识的专制相对弱化，使五四后的二三十年代出现了许多发自民间不受控制的很有意义的思想文化论争，“问题与主义”论争虽政治性浓厚，却有着很高的学术价值，论争中体现了论者很高的学术涵养和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