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的力量坚如山

国防大学教授。3次参加边境作战，荣立一等功2次，获得过二级英雄模范奖章、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曾担任第十届全国青联常委、社会科学委员会主任，是“中国青少年新世纪读书计划专家指导委员会”成员，全军首批创新型人才培养对象，全军外宣专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特约评论员。主持和参与完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在内的国家、军委、总部赋予的研究课题80多项，出版个人著作500余万字，有23项成果获各级奖励。2004年以来，系统研究了“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中国共产党的核心价值观”、“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核心价值观”，被《光明日报》评价为该领域研究第一人。

印象：一个仰望星空的思想者

他是一名军人

他是一名共产党员

他是农民的儿子

他是一位普通的父亲……

2011年5月21日，天津大学北洋大讲堂迎来了一位与众不同的演讲人——大校军官公方彬。被媒体称为“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理论研究第一人”的著名学者公方彬是一名军队理论研究学者，为什么会被邀请来给大学生作报告？他研究的核心价值观理论对大学生们能产生什么影响？现在的青年大学生对价值观和信仰又是怎么看的呢？

作为核心价值观思想精神领域研究的先行者，公方彬早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初就投身思想政治工作研究，许多成果被《解放军报》等报刊发表。媒体广泛宣传后，他成了上世纪80年代初全军的重大典型。90年代，他把突破口选在人生修养上，也获得了成功。中央电视台播出了他的专题报告，两家出版社出版了他报告的光盘，许多报刊发表他的研究文章。进入新世纪新阶段，他把核心价值观作为研究的突破口，撰写发表了《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中国共产党的核心价值观》、《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核心价值观》，媒体评价公方彬“首次提出并系统研究我军的核心价值观”。

出生于沂蒙山区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公方彬把281名贫困学生送入大学，把2个濒临自杀的青少年拉回到正常的生活。1982年的一天，公方彬用每月6元津贴费中积攒下的30元钱买来纸笔送到部队驻地小学的孩子们手里，从此以后，他的心灵便和贫困地区的孩子们连在一起。至2011年，他共拿出97.8万多元，在山东、湖北、江西、西藏等11个省市自治区，资助了566名贫困学生读书，寄去励志图书500余册，写信30多万字。在公方彬物质帮助和精神激励下，已有1名学生读了博士，7名读了硕士（已知），281名学生上了大学……他真正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践者。

27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传播，公方彬的信仰信念报告使高级知识分子落泪，使大学生折服。2001年，中央电视台7套播出他关于“人生修养”的报告，央视调查该报告收视率进入前十名。以报告为主的集子《与青年谈人生》出版后，获得团中央“五个一工程奖”和“全国优秀青年读物一等奖”。他到武汉大学给大学生作人生价值观的报告，一位大学生听后对公方彬说：“以往讲信仰信念，总觉得虚无缥缈，听了你的报告，心灵产生震颤的感觉。”

公方彬之所以受到青年学子的欢迎，与他自身的经历有关，他在写给留学美国的儿子公泽的信中说道：“对于我们修养什么和怎样去修养？我有两个基本判断，一个是你生活的小天地给你的人生修养提供了良好的条件，我和你妈是善良的，这一点你很清楚。缘于此，你的精神世界已经融入了许多优良的因子，比如街头看到困难者愿意伸出援助之手，比如你随我春节回沂蒙老家给村里的孤老人一些过节的钱，你说我给得太少，更早之前，有人问你，爸爸资助学生你怎么看，你回答要给自己留一点，不要都捐了，后面又跟了一句话，如果是给穷人，也可以。我想，有了这种善良和悲悯，你的理念和处理方式一定会有更好的效果。另一个是某些方面你的修养比我好，这符合规律。法国人讲，300年出绅士，还说，千年的历史造就百年的世家，百年的世家成就一世的淑女。我是农民子弟，有些农民的陋习深及血脉，并不是想消除就消除的，而你却是一个军队干部、知识分子子弟，原本就没有染上不良习惯，当然，我讲你的优点的同时，也讲你缺少我作为农民子弟特有的改变自己而成就人生的强烈愿望和不懈追求……”

公方彬说，“３０年的改革开放，为我们带来了西方的先进技术和经济理念，同时我们也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对物质财富的狂热追求。追求财富没什么不对，但失落了精神导向的物质追求，对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损害也是巨大的，有目共睹。黑格尔说过，一个民族必须有仰望星空的人，这个民族才有希望。温家宝总理在同济大学的讲话中也引用过这话，并为此赋诗。我对此也强烈认同。仰望星空，实际就是在追求一种精神的永恒。”

公教授的演讲受到了天大学子的热烈欢迎，将近两个小时的演讲多次被掌声打断，直到结束时，仍有许多学生感到意犹未尽……

“民主、平等、公正、互助”

是支撑中华民族崛起的核心价值观

笔者：您将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概括为“民主、平等、公正、互助”八个字，您是怎么想的？

公方彬： 我为什么认定“民主、平等、公正、互助”是支撑中华民族崛起的核心价值观，并且把理论支撑奠基于５大原则之上：普世性、民族性、政治性、崇高性、时代性。这也是基于一种判断，大国崛起是文明的崛起，只有立身于人类文明的制高点，才敢言崛起。如果产生的核心价值观在与世界主流价值观的博弈过程中，低于别人，既不能支撑国家和民族走向世界，也不能调节社会，提升民族的精神品质，甚至带来紊乱。那么，在大国博弈过程中，我们就有一个如何提升我们的人文品质和境界问题。“民主、自由、人权”是西方的核心价值观，是不是凡被西方使用过的概念就必然不能进入我们的核心价值观的范畴？再比如，有人提出富强、富裕、共享，如此是否意味着，这个民族永远都关注的是物质层面的东西，而不在意精神？因为核心价值原本就是一种带有永恒追求的东西。原本我们就过度地调动着人们无度的欲望，而缺少担当意识，假如继续这种思维，社会如何能够实现和谐？民众的人文品质如何才能实现提升？这样的价值引领如何把中国带入一个更高的精神境界？遑论引领人类文明的世界大国。抑或选择诸如文明、和谐、仁爱等词汇，让人无法产生质感，亦不具有清晰指向性的概念。

或许有人认为，这种提法与西方的核心价值观差异不大。其实，如果有了两点认识，这也便不成问题。一是，我们在作价值判断时，很重要的是避免二元价值判断，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在“人类共有文明”、“政治文明”等价值观确立起来的今天，是不应先贴标签后作选择的。再者，其中是存在差异的，以平等为例，西方早期提出的核心价值观是自由平等博爱，后来改为民主自由人权，平等被抛弃，而中国共产党就是提出平等而得到低层民众的拥护，而获得了革命的胜利。有中国机构与西方机构进行联合研究，结果表明，凡倾向于资本主义制度的，更求自由的价值诉求；而倾向于社会主义制度的，更求平等的价值诉求。其他几个概念，原理大致如此。

笔者：百度贴吧有网友说您是“真正学者”，也有网友发帖说您沽名钓誉。对于网上不同的声音您是怎样看的？

公方彬：我也注意到不同评价，并且我还知道网友评价的是两个范畴，其评价的是我的理论研究和道德行为，他说我的理论和思想符合真正学者的要求，而以资助贫困学生读书为主要内容的道德行为，有沽名钓誉之嫌。我想，每一个人都有对别人行为做出评价的权力，假如不是恶意攻击，也有被评价的可能。我坚持“我坚决反对你的观点，但我也坚决维护你讲出自己观点的权力”。从这个意义上讲，其评价合乎规则。

说实话，我之所以不断前进，得益于关心我的人的帮助，包括对我肯定和褒奖的听众，也包括批评者引发的思考。我多次讲过，百度贴吧中两个网友的留言给了我很大的启发和激励。一个是那位大学生的期待：“公教授，我是一名第四军医大学的学生，有幸听过一回您的演讲，感触颇多，同时有些话想对您说：我是个完美主义者，也当然知道这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人（您也不例外），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不断追求完美，趋近完美。听完您的讲座，我觉得我们真的是很相似的一类人，我们也都在为理想而奋斗，活了这么些年，我终于明白自己活着应该干些什么以及如何认识这个社会和如何定位自己的位置。所以我自私地恳求您，请您一定要努力向大众展现自己好的一面，而不是不足的地方，并坚持自己一直以来所坚持的一切！这并不是虚伪，而是因为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需要一点希望，因为我需要一座灯塔，好让自己在迷茫中重新发现光明……”再就是那位教授的肯定：“今天，在北京市委党校，北京市科研骨干听取了公方彬教授的报告，其间，这些具有高级职称的北京各大高校、科研机构的社科骨干鼓掌若干次。要知道，这些知识分子，多多少少有些文人相轻的毛病，能够发自内心地为你鼓掌，并感同身受，该是何等情状？在下午的讨论中，学员们一致公认，公教授的讲座是这次培训中最精彩也最有意义的讲座。说实话，中国的知识分子，大的也好，小的也罢，多多少少都有些责任感、使命感的，虽然在这样一个‘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的时代中，但每个人灵魂深处仍然留存着些许的精神空间……”

之所以我对虚拟世界的评价如此重视，就在于这时的话都应当是真诚的，哪怕恶意攻击，也是真诚的，或是真实的。正是真诚或真实，而决定着不管是肯定还是否定，都对我是有益的。

青年人修身

应学会担当有责任意识

笔者：如何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抱负？是许多青年都在苦苦思考和求索的问题，有人感叹没有家庭背景 ,有人认为当今社会是“关系至上”，您怎么看？

公方彬：我在《与青年谈人生》书中就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我们生活在这世界上，每个人都在忙忙碌碌，大家究竟在忙什么？求什么？在解读问题时也引述了一个事例。乾隆下江南，有一天来到江苏镇江的金山寺，看到江中来来往往、川流不息的船只，感慨万千，就问身边的一位老和尚，“你在这里住了几十年，该看到多少来来往往的船只呢？”老和尚伸出两个指头，“我只看到两只船，一只是名，一只是利。”的确，人活在世上很难超越名和利，但当我们静下来认真做出思考后，便不难得出一个结论，其实，人只是追求个人的功利，追求感官刺激，一生下来是没有多大意义的。我们即便不能把自己变得高尚，为了内心的宁静与价值感，也应当主动去承担。

担当，看似是一个分量感的要求，其实原本是应该的。我们每个人都喜欢骂社会中存在的不良现象、不道德的行为，因而恶化了社会，让人无法充分享有快乐和幸福，但改变不良现象，显然不能靠上天的赐予。在美国波士顿犹太人屠杀纪念碑上，留有德国神父马丁的一段忏悔，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话是这样说的：起初，他们追杀共产主义者，我不是共产主义者，我不说话，接着他们追杀犹太人，我不是犹太人，我不说话，再后来，他们追杀工会成员，我不是工会成员，我不说话，之后他们追杀天主教徒，我不是天主教徒，我还是不说话，最后他们奔我而来，这便是我们不愿看到的悲哀。还是19世纪英国社会学家斯宾塞的一句话来得更凝练：在所有人都获得自由之前，没有人真正的自由，在所有人有道德之前，没有人真正的有道德，在所有人都获得幸福之前，没有人真正的幸福。所以说，当我们每个人都强调自己的利益，所有行为都是以自己的利益为核心之时，无意之中将伤害到他人的利益。这时，这个社会一定是非人性的，也是很恐怖的。

善只有与信仰

紧密结合在一起时才变得恒久

笔者：从1999年被媒体宣传为热心助学的典型至今，您资助贫困学生的工作仍在延续，听说在您资助的贫困学生中已经有人提出来要将这份责任传递、自觉回馈社会，您有没有想过将来建立慈善组织让这些受助学生在改变了自己命运的同时，从您手中接过爱心接力棒，将爱心继续延续下去？

公方彬：这是最让我骄傲和欣慰的事情。人的境界有三个层次，一个是为感人的事情所感动，即不能麻木；另一个是以自己的行为感动他人，也就是做善事；再一个是自己感动自己、自己教化自己。慈善也有几种境界。从文化传统上讲，我们的慈善更强调五伦之内，即我与你的关系，我帮助你，你应当感恩回报。这与农业经济的文化基础有关。随着时代的发展，西方的慈善已经进入六伦之外，即陌生人之间的关系，他们在宗教理念的影响下，甚至感念被助者，认为因为对方的存在而提供了一个帮助他们的过程中，有一个净化自己的机会。

慈善行为中，有人把自己变成苦行僧式的，即以我的苦换得别人甜，这就是一种快乐，这方面僧侣中更多见，社会中也有许多，比如，清末的义丐武训属这种情况，当代的天津白芳礼老人、郭明义都把自己变成一个比受助者更困难的人也是这种情况，倘若不是其内心有一种快乐，那么就无法解释其行为。而大多数人的善，则是以灵魂中拥有人性中的善与美好，通过自然外化而惠及他人。至于我本人，情况较复杂一些。早期的更多的善良的本性或者人性的作用，后来时间长了成了一种生活，一种价值观，再后来，随着我进行的理论研究的深入，特别是社会行为与自己的理论研究实现了内在契合，即通过行为而感知人性走多远，灵魂可以达到什么境界，良好的品德对于一个思想者会带来什么样的支撑，即在实践过程中获得理论。善只有与信仰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才变得恒久。正所谓“科学解决的是真，宗教解决的是善，艺术解决的是美”，宗教就是信仰。不过我的善不是由宗教信仰铸成，而是由政治信仰与人性组合作用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