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学习型组织到学习型政党

钟国兴：从学习型组织到学习型政党 发布时间:2011-01-14 16:56 网友评论  条 点击查看 进入论坛 手机看新闻来源: 荆楚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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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这是“学习型组织理论之父”和学习型组织的中国著名专家之间的对话。一位是世界管理大师，一位是中央党校教授，就中国学习型组织与学习型政党建设问题进行了较深入的对话。本报特推出此“对话”专栏，旨在让读者了解世界和中国学习型组织和学习型政党建设的动态，进一步推动我国学习型党组织和学习型社会建设。

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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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国兴：彼得·圣吉先生，在北京、上海等城市，我们就学习型组织、学习型社会问题，已经进行了多次对话，今天很高兴再次和您对话。今天我们对话的主题就是建设学习型政党问题。

▲彼得·圣吉：我已经猜到这个主题了，因为去年秋季中国共产党十七届四中全会的《决定》中用很大的篇幅强调了建设学习型政党问题。今年春节前中共中央办公厅还发布了《关于推进学习型党组织建设的意见》，对各级党组织领导者学习培训和调查研究的时间和汇报要求都做出了明确的规定。这些都让我感到振奋。

▲钟国兴：看来您对中国的情况非常了解。我非常想知道您作为学习型组织重要创始人和这方面的著名专家，怎样看中国共产党建设学习型政党的理念？这对世界性的学习型组织潮流意味着什么？

▲彼得·圣吉：世界上还有许多政府和公共部门的组织机构曾试图尝试学习变革，但大都无法深入。所以，中国共产党提出建设学习型政党的理念是非常有魄力的。建设学习型政党是一个长期的组织文化的转化工作，它还要求对容量能力(capacity)建设的长期的承诺投入，因为要开创一种学习型文化，就需要大多数领导者都开发个人愿景和集体的共同愿景、反思心智模式并进行系统思考。这种容量能力建设包括但绝不止于学习班和研习营，尽管后者也很具有挑战性——特别是在中国，因为传统上大家都习惯于被动地听专家讲课这种教育培训模式，而在这种填鸭式的课堂上很少有真正的收获。真正的学习活动要求既有研究，又有实践。所以在国际组织学习学会（SoL）网络中的研习营上，通过体验式的练习来演练沟通互动等内容，是学习活动的一个基本要素。

另外，建设学习型文化并没有特定的配方形式或规程条例。有工具和原则，但没有一定之规。所以说，只在课堂上学习、听讲应该怎么做，然后再回去试图“实施”老师说的东西，这种模式是没有实际作用的。学习建设学习型文化，需要参与、试验、反思和实际协作的经历。所有这些都要求一种高度参与式的学习，要求有勇气去把理念运用到有艰难挑战的实际情况中，并通过反复试验、纠错，假以时日，才能有所成就。这本身就极具挑战性。但如果党组织的成员能看清学习型政党的这个战略需求和重大意义，那就完全能够实现这些变革。但这需要承诺行愿和坚持不懈的努力。

▲钟国兴：您对中国创建学习型社会、学习型组织一直非常关注，从您的角度来看，中共中央这样高度强调建设学习型政党，对于中国创建学习型社会及学习型政党会有什么影响？

▲彼得·圣吉：中国共产党建设学习型政党，推动学习型组织运动，就可能成为世界的典范和实际工具、方法的开创者。各个文化都需要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完成这种工作。美国的组织机构修炼学习型行为习惯的方式，与巴西、土耳其和沙特阿拉伯的方式一定不同。这是因为学习型变革是深层的个人转化，同时还改变集体的习惯，所以必须与当地文化有深层的协调，并顺其自然地开展。中国需要开发在中国组织机构中完成系统思考、建设共同愿景和实现自我超越的有说服力的范例。虽然已经有许多中国公司在实践组织学习的方法和工具，但中国共产党投入这项工作所产生的影响就将更加广泛和深远，对中国和世界的组织学习运动都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再有，中国共产党把组织学习的工具和法则运用到实际工作中，比如应对食品、水和能源等最严重的“可持续发展挑战”，并在这些领域完成急需的基础创新，从而推动科学发展观的深入实践，就会为世界可持续发展树立榜样。要应对这些挑战，就必须超越反应式的解决问题的模式。我们所需要的创新是有史无前例的深度和广度的：我们需要创造不同的能源系统、交通系统以及教育系统；我们需要重新设计工业时代的“攫取——制造——废弃”的线性生产体系，转而模仿自然界的循环生产系统；我们需要生产健康食品的农业体系，包括健康的农业社区和农村生态；我们需要重新发现我们是人，而不仅是“消费者”，为了生活福祉，我们就必须修炼身心、开发自我意识能力以及对相互依赖关系的理解力。迄今为止，能够支撑这样的基础创新的管理体系还尚未形成。从关注对自然和社会资本的开采和剥夺，只追求私人的利润，到为培育社会、生态和经济福祉而进行创新，是这个时代对管理和领导的挑战。

最后，中国共产党能够借此帮助广大人民理解这些挑战的整体状况和重大意义。今天，人们往往把这些挑战看成是分立的东西：水，能源，气候变化，国家安全等等，但这些实际上是同一个问题的不同侧面。我们需要新型的政党来帮助人民了解，若要持续繁衍子孙后代，人类文明必须要进行变革。

人类今天面临的主要困境，可以从进化论的角度来描述。过去50年间，人类的扩张已经进入一种新的地球“生态位”（niche）。虽然历史上许多人类社会，比如华夏文明，曾经兴旺发展数百年甚至数千年（也有许多消失掉了），但这种持续性却一直是地区性的，是人类文明找到了与（相对局部的地理“生态位”中）其他生命系统和谐共生的方式的结果。当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就能持续满足我们对食物、水、能源和废弃物处理的需求，而我们的古代哲学和宗教也指引着我们，让我们感受和理解自己在更大的生命世界网络关系中的位置。今天，我们正在尝试在整个地球空间中生活，这在人类历史上还是第一次。我们的食品、商品和能源都历经了不远千里、甚至不远万里的长途运输。自然资源在地球的一端采掘出来，再被运到地球另一端使用。一个地区和社会的废弃物副产品把健康危害带给了其他地区和社会。气候变化意味着，我们作为一个物种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代。如文化历史学家托马斯·贝利（Thomas Berry）所说：“我们已是地球演进过程本身的一部分。”从各方面看，我们都生活在整个世界里——然而，我们并不具备在这个新的地球生态位上如何持续生存的指导哲学和实际知识。

正是在这样一个世界之中，中国正在崛起成为世界的主要经济和政治力量。这个世界与英国崛起时的世界，以及其后美国崛起时的世界相比，都完全不同了，与数千年到数百年前中国占据主要优势地位的世界相比，也完全不同了。这个世界正陷于深层的、愈演愈烈的生态不平衡和社会不平衡之中。这些不平衡的状态不是中国造成的，而是全球工业快速扩张的副产品。但是，正是在这个世界中，中国，很快还有印度，将在塑造我们大家的未来路径中扮演关键角色。所以，我认为真正的问题是：“未来50年中国对人类社会将做出什么样的贡献？”尽管从许多方面看，让最新加入全球工业扩张竞赛的这些国家承担这样的责任并非公平；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中国或许恰恰具备了独一无二的资格，来胜任这一角色。中国有真正的选择空间。她仍然处于工业化发展的早期阶段：能源和交通体系仍然未完全建立。她可以像实现工业时代通信基础设施的跨越发展那样，实现工业时代能源基础设施的跨越式发展。中国的城市可以产生像洛杉矶和纽约那样大量的能源消耗和废弃物，但也可以选择按照“循环经济”的原则设计，使用少得多的能源，并产生零废弃物。中国可以像世界其他地方那样，忽视资源使用量与再生能力的平衡，以盲目开发的方式使用水资源、森林资源和表层土壤，但也可以选择成为生态系统综合管理的领先开拓者。中国可以因循集中式能源供给模式驱动的大规模集中工业化发展模式，也可以选择一种较为分散式的模式，在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之间实现一种不同以往的平衡，让人们得以保留和恢复已经被现代城市化运动割断了的与土地和自然的历史联系。但这些选择空间的窗口正在很快消失。我觉得这个十年是关键，否则西方式的发展路径就会在社会组织结构上变得根深蒂固了。

放弃掠夺型的旧发展模式，选择再生型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模式，要求深刻的社会创新与技术创新，还很可能要求从中国历史上的智慧传承中汲取越来越多的力量，并把它运用到今天最深刻的挑战中去。我认为，这是在中国开展学习型政党和学习型组织建设的最重要的意义。

▲钟国兴：您因为在学习型组织上的特别贡献，被美国《商业周刊》评为“有史以来世界十大管理大师”，学习型组织理论和方法影响了世界许多地方。据我所知，它在美国影响了一些企业，在欧洲有一定影响但不是很大，在巴西等南美国家和东亚有较大影响，在中国影响可以说最大。是否可以这样说呢？

▲彼得·圣吉：组织学习实践的影响究竟有多深、多广，很难准确估计。首先要说的是，熟悉并不等于实践。世界上有许多地方的人都对这个东西很熟悉，但却很少付诸实践：把学习型工具和方法不断地、全面应用到创建学习型文化中去，并使之在组织中普遍形成氛围。这种在内部广泛应用的实践很难准确评估，因为如果组织机构不分享这方面的工作，就不会广为人知；而且，一旦把这种工作整合到组织文化中去，它就变成自然而然的一种更好工作的方式，就不用有意识地去应用什么工具了。

▲钟国兴：为什么学习型组织理论和方法在中国影响最大？您认为是经济的原因、社会发展的原因，还是文化或政治的原因？

▲彼得·圣吉：首先，我不认为组织学习实践已经在中国广泛流行。中国的情况是大家普遍对《第五项修炼》及其组织学习理念都很熟悉。许多学生在大学学过这方面的内容，许多人读过《第五项修炼》这本书。但读过书或学过课不意味着你就是实践者。我发现在中国存在着这种现象，即熟悉基本理念和实际经历之间有巨大鸿沟。另外，由于《第五项修炼》的旧译本对许多人来说相对很难懂，所以大家以为其内容很“理论化”。我相信新汉译本将帮助大家解决这个问题。尽管如此，在大家把它融入自己每日的实践之前，它总会停留在某种理论层面。

然而，我认为在中国对组织学习的兴趣来自两个方面。首先，中国还处于工业化发展的早期阶段。目前被接受的全球工业发展的成功管理模式都来自西方，所以从许多方面看都与中国文化很不合拍。我认为许多人对《第五项修炼》感兴趣，是因为它提出了一种不同的管理模式，可能更适于中国的情况。

与此相关，这种广泛兴趣的第二个原因，我认为就是中国人从哲学理念上讲，都认为可以通过聚焦对人的发展而发展组织。中国历史上有深层修炼的各种传承。虽然这里面许多传承今天已经不像300年前或500年前那么普及了，却仍然在中国人的精神上有共鸣：如对“自我超越”和开发自身的学习能力等方面，都有精神上的认同。也可以把这叫做“人本”情怀。不管用什么词汇描述，以人的发展，以提高人性修养为基础来发展组织，并创造更高水平的社会福祉，是我们工作的核心。中国文化的根基中有对领导者修炼的古老原则，并在许多世纪里有不同方式的表达和论述。所以我认为，建设学习型组织的基本理念在中国是有自然的亲近感的。

▲钟国兴：中国在创建学习型社会、学习型组织潮流中，的确有复杂的因素在起作用。您曾经来中国许多次，那么您认为中国的各种“学习型”和您所倡导的学习型组织，有哪些一致和不一致的地方？

▲彼得·圣吉：我认为所有长寿文化都在学习方面有很强的传统。过去200多年来，工业时代的组织机构，如学校和现代公司，尤其是教育机构，改变了这些学习传统。所有人类文明都包括教育体系，而工业时代的学校使用了一组特殊的方法，实际上是造就了一种新的学习模式。不幸的是，这种教室教学的学习模式基本上和真正的学习无关。学习应该既是研究，更是实践。学习只有在行动中才会发生，而不是在被动的听讲中。真正的学习不是在教室里发生的，而是在我们的生活中面对挑战、追求真正的抱负时发生的；这些都不会在教室里发生。但今天，这种旧模式成为强大的禁锢，阻碍我们个人和组织开发更自然而有效的、通过行动和反思而达成的学习实践模式。

除了典型的教室模式以外，中国还有受党和其他主流组织机构影响而形成的学习实践传统。对党组织努力开发真正的学习型精神的举措，我深受鼓舞，但也感到这个过程会面对某些形式主义方法的强大阻力。学习只能通过实践完成。学习者必须开发自己的激情，必须找到自己最想学习的目标。所以，尽管权威指派等模式在管理学中有其用途，但如果走到一个极端，就会阻碍真正的学习型文化的形成。

这里有个悖论。我认为，在很深层水平上，中国文化有对学习实践的完全恰当而深刻的理解。如繁体的“學習”两个字包括了：（1）“学”，是开放，从我们周围，包括老师的指导中吸纳知识；（2）“习”是不断演练，是小鸟在巢穴里展翅练习飞行动作。但今天大家真在思考这意味着什么吗？对我来说，汉语“学习”一词揭示了被动“接受”和积极“行动”两个方面的平衡。小孩能对环境保持开放状态，能够当下体悟和接受新东西，同时还对试验新事物有使不完的劲头；这两者同样重要。所以，传统中国文化理解，这种开放、接受的被动学习模式要与积极试验的学习模式保持平衡。

我认为，推动中国学习实践的关键，是在理解最古老的传统文化的基础上，与时俱进，在需要完成执行、同时又必须实现创新的现代组织机构中找到优秀传统文化的相关性；平衡管理控制与自主性和开放性，并且最终既要有强大的管理能力来完成自己的目标，又要开发深层的社会责任感，来为自己建立目标提供指引。

▲钟国兴：您认为出现不一致的原因是什么？更为明确地说，中国所搞的学习型组织、学习型城市、学习型社会等等“学习型”，与学习型组织的理念在实质上有无差异？如果有，如何看待这种差异？

▲彼得·圣吉：对中国建设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城市和学习型组织的努力在多大程度上符合组织学习原则的本质，我没有多少意见。但对这个本质的理解却很重要。

从许多方面看，理解学习型组织的理念和实践的本质，最简单的说法就是，它努力培育并依赖于人性的最好方面：我们梦想的能力；我们建立真正的承诺和行愿的能力；我们建立关爱、信任和开放的人际关系的能力，它使集体的智力大于个体；我们超越个人乃至单个组织的眼前福祉而建立更大范围关爱的能力。实际上，对这个本质内涵的真正体验，都要从发现和建立凝聚力的源泉中来——大家自然被吸引到其中，发现做人的价值。然后，就像各个真正的修炼传承那样，我们必须学会创立有效的基础设施或基本方法，以使这种生存方式能够在越来越富有挑战性的环境中得以发扬。启蒙悟性很容易；而只有在越来越困难的条件下还能够保持那种安详，并持续创新，才能达到精通的境界。

我认为理解这个本质内涵很重要。然后大家就会自己回答这个问题：迄今为止中国在建设学习型组织方面的努力有多少成功？或者如何改进？我的意见并不重要。努力开创学习型文化的中国伙伴同仁及其领导者的意见，才是重要的。我所说的组织学习本质内涵，如果与他们的真心热望相应，那么我相信，就不会有实际的矛盾，可能只有小的错误和曲折，那会自然得到克服的。（来源